【後太陽花的運動臉譜】「自己國家自己救」T 恤出自他手!-專訪「激進」創辦人陳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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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滿 30 歲的陳威仲,是獨立樂團 拷秋勤 的成員,是 「自己國家自己救」T 恤 的設計師,也是該品牌「激進」的負責人。「激進」是個潮牌、是營利組織,但也是社會運動的實踐者與包裝師。陳威仲作為幾乎「壟斷」社會運動場合的樂團拷秋勤的成員,又以自己的設計專長,協助社會議題的包裝,理所當然是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但其「營利組織的負責人」的身分,又經常遭指控為「消費社會運動」,來聽聽陳威仲如何面對兩者之間的道德拉扯。

  • 音樂 x 設計.潮流 x 鄉土

「設計」這職業,在「智慧財產權」不被尊重的台灣,本來就是個辛苦的行業。從事「社會議題的設計」,在政治冷漠的台灣,必定更加辛苦。

陳威仲不否認自己是個「靠爸族」。在大學畢業前夕的 2011 年,他向父親借了第一桶金,創立「激進」品牌。「到現在就還是同一筆錢在那邊轉來轉去,我還沒辦法還我爸錢。」他一開始就直接說明了這間公司的營運狀態。

陳威仲從小在台北長大,其父親是典型的「從中南部上來台北打拼,事業有成」的雲林人,母親是國小的音樂老師,所以他和弟弟、妹妹在小時候就被送去學各種樂器,包括鋼琴、小提琴、打擊樂等等。

但都學不精,我連五線譜看不懂。

高中時,陳威仲本來是學資料處理,但他當時就認為自己要「接爸爸的班」,由於其父親從事服裝買賣的相關工作,陳威仲萌生「可以賣,那為何不自己設計」的念頭,便插班復興商工,也在這時候加入了「拷秋勤」樂團。

復興商工每一屆都有一項風行的事情,上一屆是玩塗鴉,我們這屆是玩 DJ,我就跟音樂人玩在一起。

從高中玩樂團開始,陳威仲就開始將音樂與設計結合,「當時我們就跟一些設計師聯名,把團的 LOGO 弄了 CIS 系統企業識別系統。」而拷秋勤樂團則致力於將潮流精神融入台灣的鄉土特色。

小時候經常在雲林老家聽到長輩談論二二八的事情,高中時加入了拷秋勤樂團,在大學主修多媒體設計的陳威仲,決定在畢業製作中放進「政治」的元素。

那時候老師跟我說,「你千萬不要做政治、同性戀這些議題」,但我就故意只做「政治、同性戀和統獨」這些議題。

當兵的時候,在下部隊的第一天,長官發現他自傳的經歷上寫著「拷秋勤」,便把他叫進房間聊天,「你是幫蘇貞昌的嗎?」(按:蘇貞昌代表民進黨參與 2010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還只是部隊菜鳥的陳威仲回答,「中華民國萬歲!」對話就此結束。

  • 看到「激進」會怕!

陳威仲說,拷秋勤剛開始與設計品牌接觸、並穿那些品牌的衣服上台表演,是因為這些友好品牌希望能靠著拷秋勤的人氣,帶動衣服的銷售。但後來他們發現,這種方式並未提升這些品牌的銷售量,「我們沒出錢,又害他們多囤貨,反而害了他們。」之後,拷秋勤便中止了這種合作模式。但學設計出身的陳威仲,又再次開始思考:

我自己就是設計師,為什麼不自己做?

他解釋,如果拷秋勤樂團在做的是「聽覺暴力」,這個設計品牌想做的就是「視覺暴力」。

你看到什麼東西會覺得害怕,看到「FUCK」你會怕嗎?在國外,別人看到一個黃種人穿著「FUCK」的衣服,他們會覺得很好笑。

我喜歡那種別人一看到就先「怕一下」的感覺,後來就想到「激進」這個詞。

在入伍前夕創業,讓待在軍中的陳威仲每天都非常焦慮,他也曾因為在軍中用手機監控各產品每天的銷量,而被長官禁假。

  • 「以前唱衰我的人,現在都不敢講話。」

從取名開始,陳威仲就已經確定了這個品牌的路線「是有立場的」。經過太陽花運動之後,「以前唱衰我的人,現在都不敢講話。」

國外的品牌有立場很正常,有反布希的,有反歐巴馬的。從 LA(洛杉磯) 來的牌子會反 NY(紐約),NY 來的牌子會酸 LA。

陳威仲更直言,「但在台灣,有一個點,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國外很喜歡拿國旗來設計,但台灣不能這樣做,台灣的國情不一樣。我們的牌子都有做功課,我們就是獨派。統派要買,我還不想賣。

有些寫著台灣,下面又寫個 ROC,四不像,你要跟風,也要做功課啊。我們很清楚自己的立場,要符合台灣的立場。

陳威仲說,在與社運團體的互動上,他將「激進」定位成社運團體的擋箭牌。他認為,很多社運團體做 T 恤,只賣 390 元,但成本可能就要 300 元,「這是做白工」。若社運團體與「激進」合作,就能把價格拉高到 500$,「他們就把價格提高的責任推給我們就好,而且掛著激進的商標,激進會負責產品的品質」。

在品牌經營上,一方面「社會議題設計商品」的市場本身就不大,另一方面,陳威仲也想堅持潮牌的「限量精神」,因此每次向工廠下的訂單並不大,所以從設計完成到印製成品,通常要等待三個月到半年,「我們這種小單,就是要排隊排在最後面。」

如果要讓自己設計的商品跟上社會脈動的話,就要預測半年後會發生什麼事。

像是在太陽花運動中爆紅的「自己國家自己救」T 恤,陳威仲說,這件 T 恤是在 2013 年 5 月就設計好,7 月印出來,在大埔運動中的「818 拆政府」活動中第一次穿上台表演。

一開始只印了 60 件,到今年三月才把第一批賣完。

  • 參與社會議題?消費社會議題?

除了要面對「市場本來就小」的困難,「激進」作為一個包裝社會議題、行銷社會議題的「營利組織」,也經常遇到「道德上」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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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 T 恤在去年 10 月就設計好了,今年 2 月印好,我們找王雲祥來拍宣傳照,然後排上市時間,結果就碰到 318,那我們要不要上架?這樣算不算消費學運?結果我們就等到運動結束才出。

很多人說我們在炒新聞、消費學運、靠學運賺錢,這我不能接受。我認為名聲比營利還重要。

陳威仲說,「激進」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著旗下「拷秋勤」與「勞動服務」這兩個樂團接商演,以及在各音樂節活動的擺攤,而不是賣這些商品,「同樣的品質跟生產成本,其他潮牌會賣兩三千,我們就是壓到一千以下,其他潮牌賣一千的,我們就只賣五百,利潤真的很低」。

在 318 那第一個禮拜,我就趕快把庫存拿到議場裡面給大家。出關的那天,他們說要穿黑色的,林飛帆沒衣服穿,我也直接把身上那件脫下來給他穿。

陳威仲解釋,「激進」為了保障產品品質,而無法大量生產產品,「但又有很多人為了支持學運,而去買盜版的 T 恤,讓這些蟑螂賺到」,這又讓他覺得「盜版太多,不能不做。」

這些盜版商就跟台灣很多產業一樣,只想用比較低的價錢,大量製作品質比較差的東西,不願意花時間跟力氣做投資跟設計。但他們的量又多,加上台灣人多數沒有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讓我們這些認真做設計的,真的很難生存。

圖片來源:陳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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