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由 臺灣商務印書館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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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在網際網路的時代下，你我還有隱私嗎？看似自由的網路生態，我們是真的擁有自由嗎？
數位科技在過去十年來，大幅改變社會的運作模式，但在你我感受生活便利的同時，其實也正在失去一些東西。
身為行動派的改革家，作者引用了簡單的寓言故事，來談與你我息息相關的網際網路市場。（選書編輯：徐子捷）
圖片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文／ Lizzie O’Shea
譯／韓翔中
「科技和平」是一個政治概念
網際網路的主要物質受益者是企業，它們積極利用科技來促進商業活動，另一受益者則是監控型國家的主事者。「科技和平」是一個政治概念，具體呈現的型態則在這些纜線之中，但因人們幾乎無法看見此景，所以很容易遺忘這件事。
若我們潛得更深一些，網際網路骨幹（Internet backbone）的歷史會告訴我們，此一具體眞相乃是由私人產業與政府所塑造的，但事情未必得如此。今日這些連結我們的管路及交換器，其實原本是為了公共用途、由公共資金所建造。要將這些設施交付給商業體，是政治性的決策，而該決策的成立下，這些商業體又會配合監控型國家的要求。
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二戰後電腦網絡發展初期，有許多人們與組織逐漸看見大型電腦連結性的價値，期間發展出諸多不同的網絡，公共資金（透過美國軍方）與商業投資兩者皆有。最初且最重要的網絡不是由商業界或政府所建，而是由群體所造。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和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一起構思出 Merit network，做為彼此間投入研究的通訊方法。結果證明，它們眞行。
Merit network 在一九六○年代末期開始接受密西根州議會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補助，其中國家科學基金會屬於獨立性的聯邦機構，以促進科學進展、國人健康、國家繁榮、福利、以及鞏固國防為宗旨。基金會底下有諸多類似計畫，其中包括網絡擴建與全國性網際網路基礎建設，以全國國民能使用網路為目標，Merit 乃是計畫之一。在八○年代早期，基金會打造了五座超級電腦中心之間的連結，還建立超過兩百座區域與校園網絡之間的高速骨幹連結。此總體成果稱作國家科學基金會網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etwork, NSFNET），或稱網際網路骨幹。
最後，隨著通訊量與用戶增加，維持網際網路骨幹一事已經超出基金會的能力，該會遂在一九八七年尋求協助管理全國規模的網路。Merit 投標取得此任務。其結果與各大學的普遍預測相反：相比於商界或軍方的運作，Merit 的表現非常良好。Merit 營運國家科學基金會網路達七年半之久，在此期間，該組織前任理事長艾瑞克．奧普厄（Eric M. Aupperle）的說法是：
骨幹網絡的傳輸規模增長約一千倍，達到平均每月一千億個封包，在骨幹上公開的網際網絡數量，從一九八八年寥寥可數的狀況，成長到一九九五年四月的五萬零七百六十六座，其中有兩萬兩千兩百九十六座並不在美國。網際網路包含的國家數量，從三個增加至九十三個。國科基金會網路計畫取得的浩大成功，造就了阿帕網（ARPANET） 、早期國科基金會網路研究及學院研發網路轉變為今日的全球商品化網路現象。
「阿帕網」全稱為「高等研究計劃署網路」（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是美國高等研究計畫署 在一九六○年代研發出的封包交換網路。
在該計畫結束十年後，奧普厄結論道：「Merit 與我們的夥伴對於自己在此令人興奮的轉變過程中曾扮演關鍵角色，感到驕傲又欣喜。」 所以，如果這個計畫運作如此良好，它為什麼會終結呢？答案就是政治。
從一則寓言故事看權力集中化的恐怖下場
國家科學基金會網路興起之時，大型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在政治上逐漸被視為是落伍的。新自由主義風氣在各大黨派間盛行，相信市場比政府或公家機構的龐大官僚體系更能提供服務；此種信仰再度興盛，重獲活力。
政治階層內部形成逐漸強化的共識，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盡量減少對市場的管制，讓私營領域得以繁榮蓬勃，先前被認定為公家機關的服務也應加以民營化。此一趨勢反映在骨幹網際網路的走向上，基金會網路不允許商業性的傳輸，而新自由主義觀念認為禁止此事會導致商業網絡另外發展，由此揭櫫了後來網路商業化的長期計畫，其規模之擴張最終可能導致研究者必須緊抱著擴大的商業化網路。
所有事情皆照計畫發展。供應商崛起，接下來的十年美國政府監督了骨幹網際網路的全面私營化，然其對網路基礎設施的使用與開發，並沒有具實質意義的管制規定。最終基金會網路的資金補助宣告結束。
此事代表公共基礎建設的私有化，其結果影響了我們對何謂「集體」的了解。政府竟然將所有權概念加諸於實際上屬於公共責任的事物；同理，該事物因此卸除了共享性基礎建設的社會性取向與關係連結。如艾琳．華特森所點出，「『關係哲學』（relational philosophy）就嵌在原住民的知識系統中；知識屬於人們，而人們屬於大地」，此說足以昇華責任感的境界，而這正是尋求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觀念所欠缺的。華特森又寫到：「原住民的知識與歐洲人不同，前者重視義務與責任諸如對『魯威』的監護責任，此事延及未來的世代。」當立法者賣掉我們的數位基礎建設時，驅動他們的哲學理念是以財產、獲利的市場體系為前提，認為市場體系價値更優於人類集體發展。他們虧欠了所有人。
事情的結果是，美國本土的網際網路運作低於水平。美國雖然是網際網路的發源地，卻無法跟上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速度，平均排名在第十位。尤其，美國鄉村地區的網路速度特別慢，私營市場中少有公司在此等區域競爭連線事業。根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表示，「尙有許多美國人缺乏管道取得高品質先進的語音傳輸、數據、圖形、影像服務，鄉村與部落地區尤其如此。」大規模私有化歷程迅速創造了寡頭體制：少數特定公司得以在私營化歷程中鞏固其商業優勢，並對「有意義的競爭」加以障礙阻撓。
骨幹網路破碎化所導致的情況為，大型供應商達成協議管理網路流量，而這些都是不受規範的祕密協議，不須承擔任何實際責任。於是，尋求進入市場的新企業無法獲得公平的競爭環境，而市場內既有的企業則非常穩固。既有企業控制了網路流量的流動方式，政府對此完全沒有監督、沒有標準，也沒有成效要求。
令人深切擔憂的是，我們甚至沒有公家單位製作的網際網路骨幹地圖。幸好有些學術單位承擔了這項任務，但這十幾間學術單位也花了四年多時間蒐集各方資料，辛苦達成此工作。他們的結論是，此番製圖可以增進效率與健全性，並防範自然災害與犯罪攻擊；更整體而論，此事對網際網路治理一事至關重大。發人深省的眞相是：這項資源必須由學界建立，而不能依靠政府或產業界製成。
路易茲．蘇亞瑞茲維拉（Luis Suarez-Villa）在檢視資本主義與數位科技本質時，曾討論前述案例為產業從事科技基礎建設的增長結果。蘇亞瑞茲維拉寫道：「公共科技基礎建設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增長極為快速，此情強化了產業社團主義（corporatism）的力量，使其從新知識中汲取價値而變得更加有效率。」此脈絡中所講到的「價値」，並不是對整體社會或人類的價値，而僅是對公司的價値。
整件事簡而言之，先是以公共資金投入一項關鍵的基礎建設發明及發展。然後，政府又採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路線，無端將此建設外包給市場，目的只是為了擴大規模。其實，政府可以輕易地繼續資助骨幹網路及其區域擴展，這絕對會是個宏大的計畫，但總不會比全國性鐵路或道路系統更龐大吧；更何況，骨幹網路已在運行當中，它幾乎必然成為更迅速有效的網絡。
關於網際網路的最佳特質，網際網路具有連結眾人的能力、開放性及中立性，不需要利用工具來控制用戶，因為其起源是非專利的，它源於學術機構而非企業。或至少，基金會網路的私有化，原本代表有機會將社會觀感納入一重大基礎建設的功能當中。可是，這些機會全都泡湯了。政府沒有對產業界施加任何有意義的規範，甚至沒有保有繪製產業地圖的權利；政府把這些全送出去了，因為它們的意識型態使其相信市場的功能更勝於政府和公共機關。實際上，目前的事實全然與此牴觸。
有個悠久的觀念主張，市場價値需要被一舉拋棄。如班．塔爾諾夫 （Ben Tarnoff）所論，骨幹網路的私有化根本就不是無可避免的，他寫道：「此事所反映者乃屬意識型態方面的選擇，這並不是科技上的必然。私有化並沒有處置公眾監督、可取得性的關鍵問題，反而阻礙了網際網路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菲利普．霍華德教授指出，科技主義者與創業投資者非常「酷愛將目前的網路情況比擬成『狂野舊西部』（Wild West），意即眾人在電腦科學與工程的『邊疆』地帶，做著瘋狂而充滿創意的事兒。」這項比喻眞是貼切地令人傷心。
事實是，美國歷史上的「邊疆」就是立基於掠奪原住民所有以獵取私人利益；同理，網際網路骨幹的私有化則代表著剝奪人民對於知識、社群之接觸，而將權力賦予特定少數人。
艾琳．華特森在其對原住民律法的分析中，重提了貪心靑蛙的故事：
從前從前，有隻巨蛙喝光了河流的水，土地都因此乾旱了。為了活下去，動物們必須設法讓巨蛙把吞下去的水吐出來。牠們認為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就是使巨蛙發笑，讓它將水吐出。經過幾次搞幽默的嘗試，動物們讓巨蛙哈哈大笑，吐出很多水還諸大地，灌入了湖泊、溪流、河床。
為了替未來著想，眾動物們決定，避免重蹈覆轍的防範作法就是減少巨蛙的力量。結果，巨蛙不見了，而是出現了很多小青蛙。蛙類再也不能壟斷水源。
這個故事要強調的，是權力集中化的危險；若中央集權宰制了人們維生所需的資源分配，情形尤為危險。我們可將這個故事的教訓用於數位基礎設施治理的思維上。
有些替代性作法，可以專注於公共所有權（public ownership）概念，創造出區域性的數位基礎建設生態系統。雖然網路骨幹已大規模私有化，然而有些公共計畫的案例讓我們發現，事情本可做的不一樣，以及事情在未來可以如何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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