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一支全球間諜「工蜂」隊！中共對西藏的「忌憚」，遠超過你我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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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西藏抗暴逾一甲子，流亡藏人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沒有太多選擇。身處於後達賴喇嘛時代的他們，又該如何面對中共的挑戰？

西藏流亡政府行政首長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日前受訪時表示，在中國實施《港區國安法》後的香港，已經步向了西藏的後塵。

西藏與中共間的抗爭不曾停息，儘管多個國家都曾聲援，但中共始終以「民族宗教工作事關西藏長治久安」為由，阻礙外國外交官、記者及旅客前往西藏。本書作者藉由深入印度與尼泊爾，親身採訪當地流亡藏人，與讀者分享他們的中共為何對藏人如此畏懼。（選書編輯：徐子捷）

文／ Greg C. Bruno（葛瑞格．布魯諾）
譯／林添貴

中共對法輪功的忌憚和害怕，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雖然預算少得可憐，人數也不多，西藏流亡難民卻被中國視為足以威脅共產政權的五大實體之一（另四個實體是法輪功學員、疆獨、台獨和民運人士）。有位中國異議人士自稱，曾經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間諜，他在二○○九年三月向美國國會議員作證說，北京「動用鉅額經費壓制老百姓，甚至把黑手伸向海外」。川普總統的貿易政策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估計，中國在全世界布建了約十萬名特務或線民，組成一支全球間諜「工蜂」隊伍。

中國如何發動運動對付西藏難民，最好的例證或許就是透過外流的文件，以及花費數年心力試圖邊緣化另一個「分裂主義」實體（準宗教團體法輪功）人士的證詞。

陳用林是中國派駐澳洲雪梨大使館前任一等祕書及政治事務領事，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詳述北京對付法輪功的藍圖。陳用林說，法輪功成立於一九九○年代，原先受到寬容，但最後遭北京取締。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國領導人擔心法輪功組織成員龐大（法輪功領導人宣稱學員逾一千萬人），會威脅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基礎。共產黨的官方立場是無神論，雖然當時正放鬆對一般宗教，如基督教、道教、佛教的限制，法輪功的群眾動員能力卻被視為是對一黨專制的威脅。

中國宗教學者周亞當（Adam Chau，譯音）指出，自從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最大的公共廣場鎮壓鼓吹民主的抗議人群以來，中國領導人對群眾動員，不論是為了什麼目的，就一直戒慎恐懼。周亞當說：「國家對這些挑戰會有如此偏執的反應，充分說明對這些空間（譬如，城市空間、公園、廣場）仍然賦予極大的意識型態意義，這些空間最初是由國家建設，並持續由國家維持。」

中國對法輪功的忌憚和害怕，反映在大肆逮捕、騷擾和囚禁其學員。許多學員在政府取締後退出練功，其他人則轉入地下。但是法輪功沒有被完全扼殺。有辦法離開中國的學員逃到海外，包括印度、美國、澳洲和其他國家。

接下來，中國採取罕見的動作：竟然窮追不捨。二○○○年，中國在駐外使領館和外事單位成立一個特別工作組，代號「中央六一○辦公室」──外事安全事務部（Department of External Security Affairs），負責協調控制、影響、分化和扼殺逃出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之工作。根據陳用林的說法，雪梨的中央六一○辦公室特別積極、認真執行任務。二○○五年，澳洲境內估計有三千名法輪功學員，但是陳用林告訴美國國會，北京雇用「一千多名中國特務和線民」監視他們。陳用林說，當時北京在美國也同樣積極監視法輪功學員，動用的特務比例相若。

陳用林提供北京對付法輪功的詳情。他描述奉命展開大規模的情報蒐集和外交攻勢活動，「激烈作戰、絕不退讓，可以隨意積極攻擊」。

陳用林派駐雪梨四年期間，大使館起草一份外交備忘錄，表明官員的工作是：「積極回應、主動出擊、設法製造內部爭端、感化一些軟弱份子，並就既有的不良影響『消毒』」。他們設法操縱在地媒體、對決策官員施壓、調查與威脅同情法輪功的中國國民，如有可能即施加經濟壓力。在歐洲各國也都採取同樣的做法。陳用林表示，這段期間出現一項特別的「重大勝利」，某一未透露名稱的歐洲傳媒公司屈服於中國的壓力，同意不與支持法輪功的電視頻道「新唐人電視台」（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續約合作。

中國在海外對付藏人的活動也遵循相同的模式，雖然細節沒有那麼公開。譬如，黨領導人在二○○○年於北京召開一項會議，研商如何改進國家針對西藏的宣傳工作，重點擺在如何製造更同情黨的觀點之學術作品。當時的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二○○○年六月十二日對學術界表示，運用「精確的研究」挑戰西方對西藏的觀點，攸關維護中國的穩定。

趙啟正的評論外洩，被「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從中文譯為英文。趙啟正說：「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處心積慮要推翻我們國家，並且推動他們本身的社會和價值體系和國家利益。為了達成此一目標，他們絕不會停止利用西藏議題來西化及分化我們的國家，弱化我們的力量。」

趙啟正的結論是，中國需要的是從宗教、哲學、政治學、法律、歷史和考古學等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組織一支「有效的大軍」，以產生「學術論證、便捷材料，和完美的知識分子從事對外宣傳。藏學家應該制定對抗的策略和方法。他們應該為對外宣傳提供有效的文章、想法和材料。」

他說，這是攸關「我們國家基本利益和國際聲望的迫切戰爭」，這些宣傳工作自此一路積極展開。

留學碩士、年輕時髦的女性！她卻甘願主掌西藏流亡政府「經費不足」的部門

我拜訪西藏流亡政府的最後一站是德吉．曲央（Dicki Chhoyang）的辦公室，她是流亡政府實質的外交部長，堪稱是肩負比起達賴喇嘛更艱鉅的任務。我希望聽她說明如何勝過中國宣傳攻勢的策略，以及了解她對中國加強宣傳力道有何看法。

曲央是現代的西藏政府官員，也是達賴喇嘛二○一一年宣布政治退休後加入西藏中央公署的新鮮面孔之一。她很聰明，先後獲得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商學學位，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中央歐亞事務研究碩士。她職業生涯順遂，辭去在加拿大一家大型醫院的社區聯絡主管的職務回來達蘭薩拉。而且她是個時髦女性。在她書架上方有個滑板，繪上菩薩神像。我們會面那個上午，她一頭烏亮的黑髮盤成髮髻，走在紐約市或倫敦街頭，曲央很容易會被誤認為是一家全球大銀行或《財星》五百大企業的女董事長。可是她甘之如飴，主掌西藏流亡政府一個經費不足的部門，月薪只有幾百美元。（譯者注：德吉．曲央已在二○一六年二月底辭職。）

我們交談了約一個小時，討論西藏人看待政治的態度，以及達賴喇嘛堅稱藏人並沒有要求中國承認西藏主權獨立，只要求享有相當程度的宗教和文化自主。曲央解釋：「我們堅守我們的價值觀，以及中道的妥協。」彷彿直接針對某些西方政府官員提出的關切發言：西藏流亡運動有分裂之虞，某些人主張更加暴力的戰術，她又說：「我們不會偏離這個立場。我們的奮鬥超越世代、超越個人。」

中共最害的就是：資訊的流通

我們的對話涵蓋西藏議題的每個面向，從自決到自焚，無所不談。她一度呼籲：「國際社會需要齊一立場發言，要求中國允許國際新聞界和外國代表自由進出西藏。我們沒有任何力量改變在地狀況。我們呼籲中國政府以建設性的方式做回應。」

談到當時西藏各地蔓延開來的藏人自焚風潮，她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了解人民的決心相當堅定。從我們的觀點看，這是很清晰的政治行動。我們從這裡讀到的訊息是，這是對中國在西藏高壓政策的強烈排斥。」

我們談話即將結束，曲央準備趕赴下一場會議前，我還有時間請教她最後一個問題，這是我二○○九年底見過達賴喇嘛後一直縈繞心頭的問題。我提問：「中國政府最害怕流亡人士的是哪一點？」

她毫不猶豫回答：「資訊的流通。只要你掌控資訊，你就掌控人們的思想。」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比我們所在的小小辦公室，對於進出西藏的資訊流通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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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來自北京的祝福》，由 時報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xhere，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