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omberg刊文讚台灣。圖片來源：擷取自《《彭博社》於上週 4 月 22 日刊載一篇專文，探討＜如何在疫情擴散期間做好「監控」＞，其不僅通篇以台灣作為範例楷模，更直接在標題揭示「在我們發展 APP 做追蹤（病例）時，做得最好的其實並不在美國、中國、德國、或是韓國，而在台灣」。
這篇評論專文的作者 Andreas Kluth 不僅是彭博社專欄作家，更曾擔任《經濟學人》、擔任德國《商報》主筆、任職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師、並撰寫經管學術書籍《 Hannibal and Me 》。文章最後結論呼籲，各國在做數據追蹤上，最好的辦法是「應該要像台灣一樣」。
連南韓、新加坡的「威權民主」，都比不上台灣的「直接民主」透明
文章破題便點出，在疫情全境擴散之下，每個人都有著「資訊分享」上的問題，譬如，該怎麼知道哪裡是危險區域？距離危險區域應該保持多遠？若自己得病時該怎麼發出警訊、讓附近的人知道？好在現在的科技已經可以整合蒐集這些資訊，過往在鼠疫肆虐、西班牙流感爆發時，人們鐵定想不到，未來有一天，人們在這種危機之際，可以點開手機查看保命資訊。
只不過，既然要蒐集使用資訊，要怎麼保證個資安全、資料不會暴露出維安隱私問題呢？
作者提出三種在運用科技上的「極端值代表」。其中一個是「中國威權模式」，就是即便資訊是規阿里巴巴、騰訊所管，最終也會被執政當局搜刮，甚至包括每個人的體溫、臉孔，都會被記錄，雖然如此便可控管疫情，但也會出現危害維族人權的濫權情況。
另一個代表是「美國浪漫自由模式」，即擁有我們資訊都是 Google、Facebook 等私人公司，資訊的流通只限於讓科技進步、行銷市場廣告下得更精準，除非是違法等恐怖主義情況，政府是完全無法取得相關資訊的。
最後還有一種代表是「德國的科技創傷恐懼症模式」，因為歷經納粹時代歷史教訓，便對「資安」戒慎恐懼，不僅使用者需要「主動同意」網站等公司做資料搜集才能使用，許多資訊也是直接鎖上一層保護 。
而儘管南韓和新加坡在最初也被大眾注意且讚好，因為他們結合「威權與民主」，即把大眾維安放在個人權益、和隱私權之前，但這多是運行在，被他們人民認可的前提之下。舉例來說，南韓政府可以使用信用卡交易、各地監視器監控等方式追蹤，連民眾上摩鐵幽會也會被查出來，而且民調顯示，這在該國是被廣泛認可的，但顯然，這種方法在西方世界絕對行不通。
簡言之，最好的模式不在這裏，而在台灣。
台灣結合公民參與的「自我監控模式」
雖然與南韓一樣使用了「手機監控」方法，台灣民眾廣泛「主動配合政府」，「由下而上的力量」建造出的數據資料庫，還發展出一種「民主市政廳」概念的，在網站上集思廣益（即 vTaiwan ）。台灣社會的模式，是凝聚出讓人們「參與解決方案」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對人民「制定政策」，全透明的過程贏得大眾信任，也讓台灣人的自豪感悄悄發酵。
文末最後呼籲各國若沒有更好的辦法，至少該參考台灣模式（ Taiwanese approach），並描述自 80 年代開始，台灣已經漸漸的成為一個最有民主活力的國家，且不同於美國的政權兩極化，甚或是當前疫情下用「號稱免費診治，其實依舊走菁英主義」的方法，讓許多當地百姓不用說科技等資源了，連醫療品質都沒有；亦或是歐盟的官僚式的僵硬化制度，台灣著實在「分享」與「保護」上拿捏得宜，讓這個全球在出入不自由、不安全的時機點上，資訊科技應用上，得到安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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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Bloomberg 》：If We Must Build a Surveillance State, Let’s Do It Properly
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