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編輯檯好書推薦：《中國：潰而不崩》】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對中國國家實力感到霧裡看花，無法判斷中國正在崛起，還是衰退，希望能夠全面了解中國現況的人。
「中共政權在 10-20 年不會崩潰，但，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是作者何清漣觀察中國 20 年得出的，最適合詮釋中國的狀態。
其中，「中國的潰敗」和「中共的不崩」的二分法，是全球、台灣政界與商界都必須理解的重點。
《中國：潰而不崩》就羅列出，國際社會長久以來，如何對中國原先的「崛起」與現在的「衰落」，感到憂心忡忡。（選書編輯：黃梅茹）
首圖來源：AK Rockefeller, CC licensed。
文／ 何清漣、程曉農
從《中國的陷阱》（1997 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 20 年。這 20 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中國在 10-20 年間，都會呈現「潰而不崩」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 2003 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提出這個概念，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 20－30 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
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本書的預測是今後 10－20 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國際社會對中國看法有極端改變：從「和平崛起」轉至「衰敗」
從 2015 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一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 GWU 或 G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
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 ，盡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 2009 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 4 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 2003 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擔心：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
2016 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奧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一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
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 7 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 90 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 2003 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
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為什麼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落差那麼大？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 2030 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
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中國深諳國內有危機，早就不高調宣傳「和平崛起」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 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 2009 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 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美國《外交季刊》2005 年 9－10 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 3 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取代「華盛頓共識」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
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 年中國的 GDP 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 年 3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 GDP 總量將在 5 年後超越美國，2016 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
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 IMF 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不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MF 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准確。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注意到，從 2009 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黨內鬥爭、國內經濟衰退，讓中共開始壓迫人民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
從 2012 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 2015 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一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一律嚴厲打擊，有名聲的政治反對者被陸續抓捕。
其中最受國際社會詬病的，是取消各種外國資助的中國 NGO（非政府組織），許多外國機構被點名，意在恫嚇那些使用海外資金的中國 NGO 成員，連政治上並不敏感的女權項目也被停止。
迄今為止，共有 300 多位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被捕。在這種日益緊張的恐怖氣氛中，2016 年 3 月上旬，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歐盟等各國駐北京大使聯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長郭聲琨，就中國新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注及憂慮，希望中共放松壓制。但這種關注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失業人口高達 3 億！中國的前景令國際社會擔憂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一半擔憂，另一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3 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面包契約」難以為繼，從 2015 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
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 2015 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一，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 2.44 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自 2015 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一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沖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 40 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面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一個長達 10 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 2003 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 2005 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10 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卷入不可控的外部沖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
除了高失業率，中國還有其他危機讓國際焦躁
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
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 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月2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准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措施。
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 G5 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一只「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 20% 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 10 年」的重大風險，這一概率高達 40%。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 年 11 月 17 日，2008 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一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
一是記者問「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不會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
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中國是一個與全世界 180 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干預，反而給予讚揚。
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4 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干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做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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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中國：潰而不崩》，由 八旗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AK Rockefeller, 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