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
從「以人為中心」到「一昆蟲一世界」，昆蟲的外貌與人類大相逕庭，當人們對昆蟲報以噁心表情時，有沒有想過昆蟲比人類早了幾億年生存於這地球上？
人類有可能與昆蟲接受彼此差異和平共處嗎？讓我們來看看觀察不同昆蟲時，會有什麼樣的發現吧！（責任編輯：周政毅）
文／ 修．萊佛士
看著這一張柯妮莉雅．赫塞－何內格（Cornelia Hesse-Honegger）在蘇黎世她的住所拍的照片，我試著想像她透過顯微鏡看到什麼。鏡頭下面是一隻夾雜著金黃色與綠色的小蟲，牠隸屬於「異翅亞目」（Heteroptera），俗稱「盲蝽」（leaf bugs），是她過去三十幾年來一直都在畫的。
她的雙目顯微鏡把小蟲放大為八十倍。因為左邊接目鏡上面附有一個以公分為單位的比例尺，她才有辦法精確地把那一隻小蟲身上的所有細節都畫下來。
柯妮莉雅採集那一隻動物的地方，就在德國南部貢德雷明（Gundremmingen）核電廠的附近。跟她筆下大多數昆蟲一樣，那是一隻畸形的蟲。就這一隻蟲而言，牠的腹部是不規則狀的，右側微縮。對我來講，即便是用顯微鏡去看，我都看不到那畸形的部位。
但是她說：想像一下，如果你的身長只有五毫米，那樣的畸形問題會讓你有什麼感覺！
專注看著「盲蝽」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關聯
當柯妮莉雅如此專心地聚焦在那一隻生物身上時，她到底看到了什麼？她跟我說，當她在戶外的田野上，馬路旁以及森林邊緣採集樣本時，她的「眼裡總是只有那一隻蟲的存在」。她說，在那些瞬間，她感覺到「一種很強的關聯，極度強烈的關聯性」，她感覺到一種密切無比的關係，就好像她自己有可能也曾是那種生物，一隻盲蝽，「而且身體還記得歷經的那一切。」
但是，據她所說，她在畫畫時的感覺與採樣時完全相反。當她坐下來用顯微鏡工作時，她不再感覺到自己彷彿與昆蟲有一種「協同演化」關係，而是把牠們視為形式與顏色，形狀與紋理，數量與體積，平面與外觀。
她的作品必須盡量講求技巧與細節。「我希望自己能成為雷射，掃過每一平方公分表面。只要是我看到的，我就會畫出來；看到後，就畫出來，」她是這麼跟我說的。
具體主義美學傳統的圖像
有時候，就像上方這幅畫，她會在畫面上表現出一種形式上的隨意風格，從她的收集品中任意挑選樣本，一點一滴地在方格紙上描出一個結構，藉此創造一種事先沒有想過會怎樣安排的圖像，一種源自於具體主義（concrete art）美學傳統的圖像，而她自己正是在那種傳統中被培育出來的。
這幅畫所呈現的是一隻隻黑腹果蠅的眼睛，而且牠們都是經過蘇黎世大學動物學研究所（Zoologic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所屬遺傳學家們以放射線處理過的。儘管柯妮莉雅刻意不畫出果蠅的頭，但是她卻把頭部當成製圖時的參照點，每一片相應的方格區域都以牠們的頭部為中心，如此一來，儘管身體並未出現在畫面上，但卻能與眼睛保持精確的相對關係。
不過，因為受到放射線影響，果蠅頭上眼睛的位置已經變成不規則了；結果是，儘管她所做的安排井然有序，但畫面上的水平與垂直線卻都是不平整的。柯妮莉雅的隨意風格帶著井然有序的特性，因此創造出來的作品有其規律，但卻又不整齊劃一。
她用圖畫的方式來表達出自己對於自然、美學與科學的主要洞見：她的畫作所透露出的訊息是，這個世界是同時由穩定性與隨機性主宰的，構成世界的原則除了秩序之外，也包括機遇。
因為畸形現象開始調查細胞行為
果蠅的眼睛看來奇怪無比。那些眼睛的尺寸與形狀看來是如此戲劇性。有些眼睛還長出了翅膀，而類似的畸形現象剛好讓研究人員有機會調查細胞行為，如同柯妮莉雅所說的，「他們就像那種想要研究一列火車，但卻故意有計畫地讓它出軌的人」。
畫面上那個空格所代表的，是一隻缺了眼睛的果蠅。因為她討厭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繪畫風格（她跟我說，自然主義鼓勵賞畫者聚焦在圖畫的「真實性」上面，還有畫家的技巧與「眼光」上面），也因為她希望我們能夠注意形式，所以她把果蠅的眼睛畫成黑色，而非實際的紅色。
這幅圖是柯妮莉雅在一九八七年畫的。早在二十年前，身為蘇黎世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科學插畫師的她就已經開始繪製畸形果蠅的圖畫了。根據某種能夠誘發突變的標準程序，他們餵果蠅吃含有甲基磺酸乙酯（ethyl methane sulfonate）的食物。
突變後的果蠅深深吸引著她，因此她開始在工作之餘把那些身體受損的昆蟲畫下來，用各種不同的角度與顏色來做實驗，甚至把一些特別大的果蠅頭做成塑膠雕塑作品，藉此勉力試著瞭解那個令人感到不安，但對她卻充滿吸引力的世界。
他們戲稱那些果蠅為「鐘樓怪人」一般的突變個體，而她在研究所裡的工作就是負責把牠們的多變樣貌畫下來。牠們肢體不全，怪裡怪氣的模樣令人同情，而且畸形的模樣「看來混亂不已」。
為了方便插畫家作畫，他們用一種化學藥劑把果蠅頭部的器官溶解掉，因此果蠅那一張張扭曲的臉變成了面具。「那些突變果蠅就再也沒有離開我了。」她寫道。
的確，從此以後，她的創作活動就始終擺脫不了那些因為外在因素而突變的生物，那些受害者有些是已經發生的，有些是潛在的。
瑞典烏斯特法內波村：受車諾比輻射汙染最嚴重的地方
上面那一幅畫完成不久後，柯妮莉雅就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前往瑞典烏斯特法內波村（Österfärnebo）採集樣本了，因為她認為，在整個西歐地區，那裡是受到車諾比核電廠（Chernobyl）災變輻射落塵汙染最為嚴重的地方。
那一趟旅程為她開啟了人生的新階段──此後她的生活變得充滿爭議，而且世人的注視目光偶爾也會讓她感到不是那麼高興。那些與身體分離的眼睛看來是如此空洞而抽象，淒涼而憤怒，令人感到不安，而且它們也可以說是一種預示與預知。
當車諾比電廠的核子反應爐爆炸時，她已經有了準備。最近她跟我說：「車諾比可以解答的問題是，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她已經是個目擊者了。災變發生前，她已經看到花園裡的盲蝽越來越少，她也看到那些畸形的果蠅；實驗室與世界是合一的。
如今兩者之間被什麼阻隔了起來？她已經意識到有一種美學觀點即將出現。大自然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夠不受這種效應影響。「讓我們入迷的影像，往往並未反映出現實世界正在改變，」她寫道。車諾比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夢魘揭露出來，讓大家看見過去隱而未顯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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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由 左岸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本文圖片來源：左岸文化 授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