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拒絕真相的人：人們為何不相信科學？】

明明科學證明接種疫苗是人類史上一大發明，且對小孩有益，為何許多家長仍不願意接受？政府和研究機構明明投入大量經費研究，提出證據說明科學是對的，為何還是有人拒絕相信？

《拒絕真相的人》本書作者擁有博士和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在大型跨國健康照護公司擔任公共衛生專家。他綜合心理學和科學，告訴你人類拒絕相信科學背後的心理機制，到底是什麼。（責任編輯：黃靖軒）

文／ 莎拉‧高曼、傑克‧高曼

人們之所以會向陰謀論靠攏，有個重要的動機是想克服無力感。畢竟，陰謀論可以讓我們把自認無法控制的事情歸咎於那些神祕、強勢的惡勢力，讓我們得到一個能夠說明事情為何如此的解釋，同時或多或少諷刺性地讓我們不用努力去改善什麼。

如果陰謀涉及政府、大企業和整體健康照護專業人士，那麼大家就不需要因為自己沒有努力做些什麼而覺得過意不去。這一點讓魅力領袖有了切入點，讓他們可以宣稱自己有能力對抗陰謀，而他們也因此成為受人歡迎的對象。

研究顯示，認為自己對現狀無能為力的人，容易產生幻想的認知模式，他們會看到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德州大學的珍妮佛．惠特森（Jennifer A. Whitson）以及如今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亞當．加林斯基（Adam D. Galinsky）表示，自認對現狀無能為力的受試者，會在不規律的刺激裡看到關連性，他們會在完全無關的資訊裡創造出錯覺模式──這些幻想模式就是陰謀論。

惠特森和加林斯基還表示，如果受試者有機會陳述自己的立場，也就是檢視自己的信念和價值時，他們相信這些錯誤關連的傾向便會大幅降低。因此，兩位研究者的結論是：「讓有無力感的人擁有安全感，他們就比較不會產生錯覺模式。」一個人若置身在支持陰謀論說法的訊息裡，他參與政治活動的動機便會下降，這就是訊息所製造出的無力感。

我們也不太能控制自己是否要相信一個陰謀論。在倫敦西敏寺大學以及馬來西亞吉隆坡菁英大學工作的韋侖．史瓦密（Viren Swami），和他的同事針對二○○五年七月七日發生在倫敦大眾運輸系統的爆炸案進行陰謀論研究，發現「最能預測出人們是否相信七月七日的事件是一樁陰謀論的因素，是他們是否也相信其他陰謀論」。

在這個研究裡，有接受陰謀論傾向的人還有其他特質，包括對政治更憤世嫉俗、更支持民主價值、更厭惡權威，以及自尊感較低。

當信任不再，恐懼便開始肆虐

人們在做健康照顧的相關決定時之所以願意接受陰謀論，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他們對科學普遍不信任和失望。相信陰謀論的人往往也有不信任科學的傾向。

就一般用來反制陰謀論者的方法來說，這些研究的發現多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誠如研究人員喬利和道格拉斯所說的：

一般來說，由於相信陰謀論與不相信科學有關，所以當某人想透過引用科學家和醫療專家的說法而企圖改變這種情況，他可能也會被質疑。因此，對各種陰謀說法心存憂慮而希望能有所改變的人，可能會失敗。

因此，如果我們只是不斷告訴人們科學事實，只會讓問題惡化。例如，如果有人相信：一、精神病藥物和電擊痙攣休克治療法全都有害；二、製藥公司、政府和精神病學都刻意掩蓋真相以謀取金錢，那麼就算讓精神病醫師（無論他們有多權威）和大眾解釋真實狀況，他們的說法也會被陰謀論拿去作文章。

陰謀論者會「再次」告訴我們：「又來了，某某精神科醫生在開一些藥的時候可以拿錢，他們會說那些藥很安全，那些話你連信都別信。」

大多數收了製藥公司佣金的精神科醫生，當和其他醫生談到新的精神病藥物的好處時，他們的理由大概是這樣：根據嚴謹的科學研究顯示，這些藥確實有效，而且各種程度的副作用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這些藥經過嚴謹審查後，由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核可，所以何不把錢收下然後幫它說好話？醫生收了製藥公司的錢，再來談這些公司品牌的藥，當然不表示這些藥就是危險的，或是裡面有什麼陰謀，但出現這樣的利益衝突還是讓我們失望。

更糟的是，就算這些藥對一般和嚴重病情確實有效，但製藥公司有時還是會誇大藥物的效果，同時對它的風險輕描淡寫。

這裡要注意的地方很清楚：反對健康照顧陰謀論的人，很自然會覺得醫生不能捲入爭議，而且不能有任何利益衝突；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完全清白」。

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在與健康照顧的陰謀論對抗時，很多事情都很危險。但很可惜的是，陰謀論相當大的程度妨礙了人們做出能夠拯救生命的決定。哈佛大學的蘿拉．鮑嘉（Laura Bogart）和她的同事表示，感染愛滋病的美籍非裔男性之所以未採取抗逆轉濾病毒藥物療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信陰謀論，但醫生老早就把這種療法開給他們了。

但在這個惡性循環中，陰謀論者懷疑科學家的誠信。抗逆轉濾病毒藥物療法已證明毫無問題，而且是感染愛滋病患者必須接受的治療。於是科學家反擊了，但他們卻因為反擊，而被指控態度一貫惡劣，說他們支持的是他們收了錢背書的藥，而非其他必須且在科學上安全的藥物。

「利潤豐厚的產業界向愛滋病患者販賣沒用的居家護理產品」，這種說法在愛滋病拒絕主義者之間蔓延，但這類的事情主要還是科學家和醫生自己造成的，因為他們會從製藥公司這種既有的大型企業收錢。

儘管在像讓愛滋病患者使用抗反轉濾病毒藥物療法的這種例子中，是非對錯已經定讞，但媒體的呈現方式卻往往是「科學家為此仍在進行合理的科學論辯」的態度。

彼得．迪斯貝格（Peter Duesberg）是個激進的愛滋病拒絕主義者，人們把他看得和科學家差不多，他反對「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會造成愛滋病」以及「抗反轉濾病毒藥物已獲得醫學證實有效」的觀點，他也指控他的對手收受製造反轉濾病毒藥物的藥廠的錢，所以對手說的話沒有任何價值可言。

但讀過蘿拉．鮑嘉（Laura Bogart）研究的人，一定會很好奇到底誰說的才對；而本來就傾向相信陰謀論而且不信科學的人，會朝著危險的決定顛簸而行，不再服用他們的藥物。

利用最脆弱的人

有人會說，相信陰謀論是人們在面對無法輕易了解的複雜議題時，一種合乎邏輯的反應。陰謀論提供人們一種可以很快理解的解釋，這種解釋把不同聽眾都整合起來，且在情感上具有較強的急迫性。

然而，很重要的一點是，社會上大多數脆弱的人非常可能受到這些陰謀論的影響。馬力納．阿巴拉金那．帕普（Marina Abalakina-Paap）在新墨西哥州大學時，和她的同事發表了一個研究，其中顯示「沒有證據支持人們相信陰謀論，是因為陰謀論為複雜事件提供了簡化的解釋」。傾向接受「讓人恐慌的想法」，可能也是人們接受陰謀論的原因之一。

但是，汙名化相信陰謀論的人，把他們看成是相信幻覺的神經病，這種做法不僅不正確，還會招致反效果。相反地，我們在許多場合上都會看到，那些有無力感、低自尊以及低信任感的人，是最容易被陰謀論者利用的對象。

當我們在設計一些策略反制陰謀論時，有些很重要的考量必須銘記在心。自尊感低落的人之所以抗拒科學論證，是因為那些論證隱含了一個訊息：「我們是科學家，你不是，所以就算你不夠聰明，無法了解我們和你說的話，你直接相信我們就對了。」

這裡的重點不只提供了人們可以理解的解釋，還說明了人們需要覺得自己有控制權。誠如羅格斯大學的泰德．格澤（Ted Goertzel）在他出色的文章〈科學裡的陰謀論〉說的：「相信陰謀論，讓人們對他們意識到的困境有個具體的譴責對象，而不用怪罪到一個非人格或抽象的社會力量上。」

多年來，有人告訴家有腦性麻痺孩子的父母說，他們的孩子之所以罹患這種神經中樞系統相關疾病，是因為在母親在分娩過程中缺氧所致。侵權法律師則認為，產科醫生必須為此負責，而這些律師又會幫客戶得到金額龐大的業務過失賠償金。

家有腦性麻痺的孩子確實是件讓人心碎又負擔沉重的事，因此，把問題歸咎於接生的醫生身上，顯然可以讓父母得到一些安慰。此外，這種解釋似乎也比較單純：脆弱的新生兒大腦在生產時得到的氧氣太少，導致複雜的神經細胞受損，產生永久性的神經和發展異常。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生產過程發生的事並不是導致腦性麻痺的原因。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的？

這答案和許多牽涉腦部的疾病一樣，那就是沒人知道確切原因為何，但因素似乎很多，有些則和基因有關。

就像我們將在第四章討論到的，人類天生很難接受未知，所以我們會傾向幫自己找一個可信原因。當陪審團不斷看到情緒激動的父母把身障孩子帶出來展示時，婦產科醫生就會因為他們完全無法掌控之事而被責備，並且被控業務過失而喪失數百萬元。把一個悲劇性的結果怪罪在一個人身上，會比「有許多不同因素造成該疾病」這種不確定的說法，要來得容易讓人接受。

再一次地，做父母的未必真的沒有能力了解比較複雜而精確的解釋，而是怪罪一個具體的人，讓他們比較覺得自己的處境有控制權罷了。如此一來，這些父母現在有事可做了：他們可以生醫生的氣，然後可以對他們提告。這就是為什麼相信陰謀論的人會有共同的情緒特徵，以及為什麼只是不斷把更多資訊塞給人們是沒有用的。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拒絕真相的人：人們為何不相信科學？》由八旗文化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Yolanda，CC lisc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