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歲後，我比別人更害怕作夢──夢見那個我不敢生的孩子

【我們為什麼選這篇文章】

勞基法修法引發爭議，學者、工會成員紛紛針對內容展開批評。然而，這些批評都比不上真實故事來的深刻。

本文作者用好幾個故事和一首詩告訴你，當代年輕勞工面臨的，是連作夢都不敢的困境。（責任編輯：黃靖軒）

文／林莊周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結婚，或者是會不會有小孩。但我已經到了認識的人，紛紛在結婚和生小孩的年紀了。

和我一起在歸仁長大的朋友，去年生了一對雙胞胎，2/29生的，四年才一次生日，多年來，我們好幾次說要在台北約，卻屢次不成，最後總是在過年期間的歸仁見面，直到那對雙胞胎出生。我們帶了護身符給她們，希望她們平安長大，但她們拿了護身符就只想塞進嘴巴。

少七天假，也不過就是少七天能看著孩子長大

我大學同學，南部的孩子，宿舍和消夜的朋友，現在已在高雄工作，他的公司，原本有優於勞基法的周休二日加十九天假，後來因為修法，公司就順著說法律既然只剩十二天，我們也就照著法律走吧。

我試著幫他處理到後來，也沒有結果。有一次打電話給他，他說算了，只好這樣，反正放假在家也是要顧小孩，也是跟工作差不多啦，但我知道，那是無可奈何的反話，少七天假，就是少掉七天能看著孩子長大。

我大學一起打球的劇場文青同學，最近和我另一個大學同學在一起了，是我最近聽到最感傷又開心的消息，因為有些心思藏了快十年的時間還能實現。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結婚，會不會有小孩，但如果有這麼一天，我會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孩子出生後，他們都面臨被解雇的危機

我認識的幾個工會幹部，這一兩年都生了小孩，一個是孩子出生後，兩次都面臨到要被解雇，最後索性都活了下來，一個是生完小孩回來推罷工，推到最後變成是工會的秘書，還有一個是罷工時還挺著肚子在現場忙。

他們是辛苦的，但也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是台灣不到7%有工會的勞工，有著還能夠一搏的機會與權利，更何況，他們還有團體協約。

在台灣，登記有案的公司大概有近70萬家，受雇勞動者大約近900萬人，但有勞動部統計的團體協約數卻只有698份，如果只算企業工會甚至只有161份，只佔全台公司企業的0.1%和0.02%。

所以，勞基法成為台灣絕大多數勞工在勞動條件上的唯一依歸，可以說，台灣的勞基法，就是一部超大型的團體協約，這也顯示在，對很多勞工來說，勞基法並不是底線，而是他們如果夠幸運沒有被七折八扣的話，所能得到的上限。

與其說勞基法是保護我們的父母，不如說他更像需要我們保護的孩子

在勞基法的歷史上，從1984年實施勞基法時的單周48工時，到2000年通過雙周84工時，過了16年，從2000年雙周84工時，再走到2015年的40工時和2016年的一例一休，又是另一個16年，每一次的工時縮減，都讓一整世代的孩子成年。

我是在勞基法實施不久後出生的人，現在和我同年的人，如我一開始所說，大多都在工作，或多或少的在勞基法的規範中活著，但對於我這個世代的勞工來說，勞基法是在我們出生之前，在我們逐漸成長到意識到這個社會是甚麼樣子的時候，就在那裏存在著的東西，大概就像是我們的父母親那樣，我們大概也像對父母親那樣，認為那個勞基法就會在那邊，就像我們出生以來一樣。

但是，後來我理解到一件事情，與其說勞基法像保護著我們的父母，不如說，他更像需要我們保護的孩子，法律只有在人的實踐中才能成長、茁壯、長成我們希望的樣子。

多加班沒關係，為了家人和小孩，也只能這樣

去年，有一次我在講拒砍七天假和一例一休工時勞教的時候，有一位工會幹部在最後問答時說，他覺得多加班沒關係，為了家人，為了小孩，也只能多加班賺錢，我當下有一種，非常不知道該說甚麼，非常難過的感覺，我記得，後來我是這樣回答他，所以，我們更該要求薪資要調高，或者是加班費率要提高。但我跟他都知道，這並不是真的回答。

這個周末，或許是因為最近勞基法修法，加班上限提高又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我回想起來當時的難過，我現在稍微理解，這種為了家人和孩子要多加班賺錢的說法，與我爸會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那個幹部，不只是在以工人的身分，也是在以父親的身分，在試著跟我對話，就像我回家的時候，我爸也會批評一例一休，他是個典型的黑手變頭家，一個塑膠射出成型的小工廠的合夥人，標準的中小企業，到最後只有他和他合夥人，有急單時就找家人或臨時工幫忙，我是中小企業的孩子。

而現在，我知道那個難過是甚麼，我知道，那是對孩子的愛，但或許，上個世代的台灣勞工沒做到，而現在我們更該做的，不是讓自己加更多的班來養家，來給孩子更好的未來，因為在崩壞的勞動環境中，我們都沒有未來。

我們能做的，是讓孩子不用加這麼多班也能活下來

或許我們真正該做的，是想辦法建立一個讓我們的孩子進入職場工作後，不需要加這麼多班也能活下來，然後能結婚，有他自己的生活，能有他的孩子的未來，能生產更多的孩子，可能是詩，可能是任何甚麼讓人活得像人的事，但如果要這樣，我們就得在現在，擋下這次要下修的勞基法版本。

這是我們上個世代的台灣勞工沒有做到的事情，在勞基法從1984年實施上路以來，台灣的經濟奇蹟式的成長，但發展至今，台灣勞工的實質薪資不只到退回到2000年的水準。

甚至，我們會發現，實質的經常性薪資，從1983年的90.92%，一路下跌到2015年的最低點79.94%，而實質的非經常性薪資，則從1983年的9.08%，到2015年一舉突破五分之一達到20.16%，2016年則微幅降回19.58%。

凍漲而追不上物價的薪資，加上平均近五分之一的非經常性薪資，不只讓加班成為要多賺錢的唯一選擇，也讓選擇不加班的懲罰，包括時常跟著配合度連動的考績或年終獎金，共構台灣高工時的薪資結構基礎。

這，正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台灣勞工在面對，並試圖改變的困境，前些日子，我看到行政院副秘書長何佩珊，以某種曾經是左派的過來人口吻，講說左派、馬克思是年輕人的理想，但進入政府，做任何決定都會影響千萬人，不能有「左派幼稚病」，接著以一種抒情浪漫的風格敘述台灣中小企業的彈性與競爭力。

我害怕作夢，夢見我不敢生的那個兒子

這不僅讓我想到蔡英文在去年受訪，提到勞工是民進黨心中最軟的那一塊時，也接著以抒情的口吻談起中小企業的困境與需求，但這樣的抒情風格，都讓我害怕，這會不會是一種政治的美學化，若真如此，我們的工作，或許就是要生產一種相應的美學，並且建立讓這種美學能夠生長出來的條件。

朋友最近寫了一首詩：

三十歲以後，我比別人更害怕做夢
夢見一間公寓與一輛休旅車
夢見我不敢生的那個兒子
在午夜的搖籃裡哭泣
還有我不敢娶的那位新娘
說他想要個家

他也出了詩集，那首同集名的詩作，讓我想到何佩珊，也想到很多人，但重點，或許最後都只在，我們能不能在還有條件的時候，擋下這次即將修惡的勞基法，像守護孩子一樣的守護他，給我們這個世代的孩子，更多一點長大成人的可能。

（本文經原作者林莊周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輯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請見連結。首圖來源：chia ying Yang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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