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推薦這本書：《自由的滋味》】
略懂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蔣中正為了鞏固政權無所不用其極，他強烈反對台獨，但我們多半不清楚他為什麼這麼厭惡，甚至是害怕台獨。
看完這位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民進黨真．男人——彭明敏的回憶錄後，也就懂蔣中正顧慮的原因，以及他如何用不光彩的手段抹殺台灣民主鬥士。
（責任編輯：余如婕）
文 / 彭明敏
蔣介石為了彭明敏震怒！
我被捕以後，蔣介石並未立即得到消息，結果，給台大錢校長一個異常尷尬的場面。每年九月下旬的教師節，蔣介石照例要選邀一些教授學者，與他一起吃晚飯。我秘密被捕之後幾天，一封邀請參加那宴會的正式請帖送達我家。當我未能在宴會中出現時，蔣介石便問台大錢校長「彭明敏在哪裡？」
錢雖然已知我被逮捕，卻不敢成為第一個將此消息告訴蔣的人，所以極尷尬地支吾其詞；好不容易編出我缺席的理由。其後，當蔣介石獲悉我被捕和其原因時，極為震怒。
謝聰敏和魏廷朝分別被拘押在與我同一營區的地下室，而與我一樣地被審問。他們未曾受到有計畫的酷刑，但有時被掌摑或抓住脖子，要強迫他們說出事實上不存在的大陰謀。偵察人員對我們每個人都說，其他二人已經全部招供，所以每個人都要全部說出，口供細節一定要吻合，否則會受到嚴罰。顯然，謝和魏所受待遇遠不如我。
我得悉每次審問時都在場而不發一言的矮小便衣人員，是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部的特別代表，姓王，是在場監視這個案件處理的情況。他以後告訴我，他的太太曾經是我的學生。他從頭到尾與這個案件有關。
國民黨也愛給異議人士玩「被失蹤」
政府被迫發佈消息，因為我於星期日下午與謝聰敏離開家裡以後，一直沒有回來，而到了午夜，治安人員洶湧而至，在我家裡大肆搜查，我的家人知道我被捕了。雖然治安當局保持沉默，消息還是洩露出來，謠言立刻傳遍全城。《紐約時報》一位通訊員到警備總部查詢此事，但是所得答覆是「我們並沒有拘留這樣的人」。
顯然，我失蹤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邀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知道我的下落。
《紐約時報》通訊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證明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台北的英文報紙，經過警備總部事先檢閱以後，被允許發佈我們被捕的消息。十月二十四日英文《中國郵報》裡的第六頁，有一小則新聞，標題為「一教授和兩名學生，因叛亂罪被捕」，我被形容為「傑出青年，四十一歲」。
文章內容只是說：「台灣警備總部在昨晚發佈的簡短消息中說，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於上月在台北從事破壞行動時，當場被捕……此地，如今在備戰狀態之下，涉及叛亂顛覆罪名者，一律依軍法審判。」
封鎖消息＋醜化運動
全島所有中文報紙都將警備總部所供給的消息照登不誤，既無引申，也不評論。
所有我們的朋友們聽到此消息無不震驚，幾乎不敢置信。有些朋友，在私下責怪我們過分天真，竟想企圖印發批評政府的文件。事後回想起來，我們想要做的，如果與任何極權國家的反政府活動、美國民權運動者或反戰份子所做的比較起來，並不更為激烈或狂熱。那些活動包括示威、阻撓別人上工、破壞徵兵文件，甚至綁架政府官員。
我們唯一的錯誤是我們沒有成功。如果我們成功，相信不會有人批評我們過分天真。我後來逃出台灣的企圖也是一樣。如果我失敗了，一定會有很多人批評我天真和魯莽。
國民黨各單位立即展開運動，盡力誣蔑我們的所做所為，歪曲我們在宣言中所說的一切。國民黨典型的手段弄出來了。我們被醜化為「可惡的罪犯、背叛國家」。我們行動的真正本意和我們宣言的實質內容、我們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完全被遮掩起來。不但如此，國民黨將我們宣言的內容全部黑白顛倒，開始做極惡毒的宣傳。
造謠台獨想殺死全台灣的中國人，蔣中正有多怕彭明敏？
比如，我們宣言裡明白地主張台灣人與大陸人應該互相合作，實現民主，發展台灣。國民黨卻廣為宣傳我們主張殺死所有大陸人，或把他們丟到海中，或將他們做為醫學實驗的材料。宣言各點都被扭曲、被誣解。國民黨並偽造證據，在各級黨務會議中提出來宣傳和討論，藉以鼓吹對我們的反感和憎惡。
造謠是國民黨的不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竭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
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說起來實在難以相信，然而又是千真萬確的，不少大學同事竟然相信這些惡毒宣傳，他們非常驚訝並憤慨，彭某原來就是這樣邪惡的傢伙。有的則半信半疑地說：「這有可能嗎？」台灣籍學生們對我們的被捕和其後對我們的猛烈誣衊，深感震驚。後來有人告訴我，在許多場合，我們變成「殉道英雄」。可見，國民黨的怪誕宣言，未必能夠達到全部目的。
在 KMT 監控下，「宣言」卻不脛而走流傳到海外
在我們被逮捕的時候，或在其後的調查期間，顯然一部分宣言落到私人手裡。在後來正式起訴書裡提到的，只有九千八百多份的宣言，而事實上我們確確實實印了一萬份。這表示著在處理我們的密件的過程中，有人取去了不少份。
有一份傳單流入某民意代表手裡，他把一份複本送給一位日本在台北大使館的外交官。這份複本又送到東京，據說就保存在日本外務省的保險櫃裡。以後，我被釋放時，日本外務省官員即將宣言出示給在東京的朋友們，於此，宣言全文便在日本印行出來。我們的宣言，本來還沒有印上標題和標幟，我們曾在宣言前面留了一片空白，等待以後再印上標題和標幟。可是，在東京印發的宣言，雖然內容完全精確，卻加上一個標題：「台灣獨立宣言」，亦加上一個標幟。
我們原來想把宣言稱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將台灣的內外問題做一個總結，藉此表達我們的觀點。警備總部猜疑我們曾將宣言偷運海外，因為不久在香港也有這份宣言流傳。可是，這並不是我們的功勞。
世界開始質疑蔣中正與「自由中國」
國民黨於十月二十四日簡單發佈新聞後，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審判前，並沒有公開正式提到我們的案件。儘管如此，它對於外國的反應，極為敏感。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曾投書《紐約時報》，表示關切。有人聯絡英國倫敦國際特赦組織，使它開始調查我們的案件。哈佛大學的季辛吉教授也向在美的國民黨大使館探詢。
我在加拿大的母校，麥基爾大學法學院院長和同學們也向渥太華的國民黨大使館接觸。我在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曾在大使館前，大費周章示威抗議。
其時，國民黨司法部次長查良鑑碰巧出差到加拿大，碰到加拿大各界因我們的案件而進行的抗議，強辯解釋，回台以後曾對人搖頭告白：「幸好，我懂得英文，並有些法律知識，假如換到別人，恐怕不知怎麼樣應付了。」加拿大國際法協會也寫信給渥太華的國民黨大使館和台北的「中國國際法協會」，表示關切。
我在法國的母校，巴黎大學法學院教授們也向駐法國的國民黨大使館抗議。在海外的台灣人刊物報導了許多有關我們的文章，並提出強烈抗議。在紐約的蔣廷黻也打電報給台北當局，警告他們，這個案件必須極謹慎處理。這些海外的反應—震盪和呼籲—都給國民黨深刻印象，十分了解國際間對此案件，非常重視。從海外看，這個案件已成為自稱「自由中國」的一個試金石。駐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則保持慎重沉默。
為了自由，謝聰敏的弟弟被刑求至發瘋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與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潰，而發狂了。
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去管訓。
「只進不能出」的綠島思想改造營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分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
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在我們的宣言和謝弟的事件以後，國民黨向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軍隊等單位發出命令，凡擁有油印機者，必須注意，尤其在夜間無人看守時，必須鎖起來，以免被「非法」使用。治安機關再進一步命令，電話簿只許印姓名和電話號碼，不許印出地址。這是一種「安全措施」，以免「顛覆份子」將「非法文件」寄發各方。所以，甚至一向馴服的輿論也提出抗議，不久，這個命令取消了。
（ 本文書摘內容、圖片出自 《自由的滋味》，由玉山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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