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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雄律師所提的『毒品除罪化』是個很先進的概念，相信提出後，立刻會被很多無法思考的人幹翻。我的立場是，我完全支持這項政策。」秋山武的文章直擊台灣人思考模式的核心問題：過度簡化思考。
由此看台灣的刑法制度最大的弊病在哪裡？秋山武認為，問題就在過度簡化思考。無法分離「罪」和「人」，冤案、冤獄也因此而生－－只要罪犯死了就好，原因、動機、環境等等，通通不重要。
那麼，刑責加重真的有效嗎？秋山武雖然認同毒品加重刑責，但也強調，刑法不是萬靈丹，只有真的配合完整的社會教育，刑法才能真正懲戒有意犯罪的人，並且更重要的是達到行為導正的效果。
套用到毒品的議題，真正引發犯罪的，恐怕根本就不在毒品本身。當我們根本上沒有解決社會結構性的問題，那麼我們單方面的加重刑責，並不能讓毒品的問題消失。
（責任編輯 林芮緹）
顧立雄律師所提的「毒品除罪化」是個很先進的概念，相信提出後，立刻會被很多無法思考的人幹翻。我的立場是，我完全支持這項政策。
其實毒品這個議題在我看來，就等於「通姦」、「性交易」與「死刑」。在中華腦民的邏輯下，通常認為通姦除罪化就等於「支持通姦」；性交易除罪化，就是等於「鼓勵大家來賣淫、買淫」；廢除死刑，就等於鼓勵犯罪。
法哲 Michel Foucault 在 Surveiller et punir （規訓與懲罰）一書就不斷探討，過去君權時期的刑罰懲戒，與現在民主國家的刑罰懲戒，意義、概念與實質內涵上究竟有何不同。
人類用高權來懲罰犯錯的個人已數千年之久，從過去最古老的「以牙還牙」的報復性懲戒，你砍人手，我砍你手的模式，走向了彰顯君王權威公開凌遲、處決，到現在的維持社會既定秩序與教化；懲戒從過去針對個人肉體的處罰（身體乃部落、君王之財產），到現在針對個人「罪行」的處罰。表面上看起來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實質上卻有極大差異。
前幾天有位米國女法官，看到女嫌疑人步入法庭時全身污垢且疑似未穿褲子，該名女法官暴怒，認為獄所似乎不當管理，甚至有意羞辱該名女嫌疑人；因此她當庭撥電話給了所長詢問來龍去脈，並且要求法警立刻找衣物給這名女嫌疑人。該法官對著這名女嫌疑人說了一句話，而這句話完全足以彰顯法治時代的概念差異在何處。
她說：「我想告訴妳，看到妳受到這樣的對待我感到無比抱歉。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尤其妳只是沒有完成轉向方案，並沒有另外犯案。妳被拘留是因為妳犯錯了，所以妳來到法庭上，但剩下的這一切都太不人道也無法令人接受。我真的很抱歉妳必須經歷這些。」
也就是說，縱使一個人犯了罪，所有人應該針對的，是他的「罪行」本身，而不是他的「個人」。該受到懲罰與懲戒的，是這個罪行的行為本身，並不應該把這個個人的其他所有都混為一談。這是我認為台灣或是東方文明在講「司法進步」最失敗的主要原因，因為在東方文明中沒有一個類似的概念。
人犯了錯，當然懲罰人，沒有人，怎麼會有罪？是的，在邏輯上的確如此，但意義上與概念上截然不同。我們看到挪威殺人魔連續屠殺數十條人命，但卻與其他受刑人一樣享有獄中的一切權利。甚至當他對政府當局因為「單獨拘禁」提起違憲訴訟時，法院認定他是有理的。
如果沒有把「人」與「罪」二者分開，出現的情形就會是現在台灣女巫式的審判；尚未完成檢警調查，媒體已定調其有罪，法院也樂於依循「民意」，用最簡便的方式就判定一個人有罪，所有的證據與說辭也都只是為了滿足這個結論而已。
過去種種的冤案、冤獄，不就是這個思考模式下的產物？刑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罪刑法定」的原則不再重要，犯罪背後的邏輯、動機也根本沒人在乎。只要老鼠被殺死即可，環境髒亂也無所謂。
究竟刑法存在台灣社會的意義是什麼？我相信多數台灣人的邏輯觀念仍然是「犯錯就該受處罰」，是的我同意；但坦白說，這是最偷懶、最不負責任的做法，就像現在大多數的人對小孩的教育一樣，重視表面、華而不實。
社會之所以安定，絕對不是「嚴刑峻法」讓社會安定；過去嚴刑峻法也從來沒有讓社會真正安定過。美國過去為了預防重罪犯再犯，設計了「三振法案」，只要針對同一項重罪犯案三次，第三次的刑度就會急劇拉高，加倍再加倍。
但是多年過去，美國學者研究發現這項三振法案不但沒有使社會重犯罪率降低，反而造成監獄爆滿、破壞整體監獄秩序、嫌犯變得更加兇殘。這些研究數據網路唾手可得，不再贅述。
刑法存在的意義，應該是用以懲罰與告誡那些「明知錯仍為之」的行為，並且破壞了社會大眾間的信任原則，造成社會不可逆的秩序、信任破壞。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刑法施行了之後，必須要達到「行為導正」的結果，使犯罪人不會再犯第二次。
但是如果驅使犯罪的動機是來自外界的因素，因為貧窮必須犯罪、因為社會不公必須犯罪、因為社會機能失衡而導致犯罪，這難道會因為刑法的施行而阻止第二次、第三次的犯罪？這點必須要加以思考。
法務部先前幾次的全國性研討會提出了太多數據，在台灣步出監獄後的重返社會比例有多少？這個數字是趨近於零。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無論你犯罪的動機為何，犯了何罪，故意？衝動？一概不論。只要你進過監獄，你一輩子就是被台灣社會屏除在外，這就是實情。所以這些人「只能」再犯罪，「只能」被社會逼著走回老路。縱使他想改，他也必須面臨生存環境最嚴峻的考驗。
所以台灣刑法存在的意義，簡單說就是摧毀所有人，如此而已。
這種說法，相信有人會簡化成：所以你覺得乾脆連刑法都可以廢掉是嗎？是啊，如果你們的刑法是被用來當成政治操弄的工具，被當成國家無限擴張公權的手段，被當成菜市口斬首的表演場，廢掉又有何不可？刑法存在的真正目的達到了？那些過去犯錯的人，有因為進了監獄，受到懲戒而積極向善？把犯錯的人判刑、丟進監獄，他就會因此自我檢討，努力吃齋念佛、積極改進？
我必須再說一次，這種不切實際、活在雲端的思考模式，正是台灣步入滅亡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刑法，不能配合監獄、教育等模式多管齊下，同時並進，來真正達到矯正錯誤行為、使人重新回到、融入社會的目的，這種刑法根本就是垃圾。
而毒品之所以可惡，在於它讓食用者成癮，欲罷不能；食用後失去理智，無法為自己行為負責，並且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來源，甚至可能犯罪。
如果按照此邏輯，酒精也應該被視為毒品，香菸也應該要。只是因為酒精與香菸引發的犯罪行為屬於偷竊等輕罪，所以社會應該可以負擔這樣的成本，就放任酒商、菸商來販賣。這邏輯應該是這樣嗎？那臉書呢？臉書成癮也是一種癮，是不是也該被視為犯罪而加以懲處？
當我們想到毒品，第一個想法一定會連結到「貧窮」、「社會底層」，但看看過去演藝圈那些渣，誰 不 吸 毒？有多少警察也吸毒？有多少教授、法官也吸毒？
這樣的標籤劃分，還是回到那個最簡單的邏輯，用不思考式的方式來探討問題。真正引發犯罪的，恐怕根本就不在毒品本身，而是應該要回到剛剛說的環境與社會制度。如果當一個社會的制度無法讓階級穩定流動，底層永遠只能是底層時，種種的犯罪根本不會有任何改變。
但相較於使用毒品除罪，我更認同販賣毒品者從重量刑。之所以重罰販賣者，主要在於除了破壞社會既有經濟、社會秩序外，非法的販賣行為背後所附帶的乃是組織型的犯罪行為。
而販毒之獲利成本，乃是建立在社會制度及秩序的破壞上；就私利與公共法益之權衡顯有差距。再者，販毒者常以毒品控制他人使其為奴役之事實，削減他人自我支配力，將人視為工具及獲利來源，都應為現代社會所不許。
瑞士似乎是世界第一個「毒品除罪」的國家（這點我沒有查文獻，所以可能有誤，煩請指正。）（編注：瑞士此處是指在1990年代處理海洛因問題的方式，採取軟性策略「海洛因輔助治療」（Heroin-assisted treatment，簡稱HAT），首次除罪應是葡萄牙。）
除罪化後的瑞士，公開設置了官方的毒品施打點，只要持有醫師的處方就可以用藥。從政策開始到現在，非法用毒以及有毒癮者年 年 下 降。最重要的影響就是，犯罪集團獲利急速降低，進而被逼著轉往他國進行販毒的犯罪經營，瑞士整體犯罪率跟著下降。
德國最南方的保守邦對毒品接受度最低，相關刑責也最嚴格，但詭異的是違法用毒比例也最高。德國、法國近年都分別成立了委員會前往瑞士考察，希望能長期追蹤了解瑞士的作法與成效。這兩年台灣報導很紅的葡萄牙，從01年將使用毒品除罪化，15年下來毒癮者比例年年下降，因施打毒品造成的死亡等更是最少化。
其實這中間的概念，就是將施用毒品從「犯罪」轉而成為「公共衛生議題」，所造成的政府負擔也因為刑事案件減少而降低；將大量的檢、警、調、法的成本轉向可控制的公衛成本，這個做法事實上也適用於酒駕。
從日本十年前將酒駕修法後，酒駕被視為是不可原諒的重罪，造成的結果是入監比例增加，酒駕犯罪率卻節節升高，到了12年是最高潮。台灣從酒駕修法後，監獄因為酒駕者爆滿，監獄成本年年增加，但酒駕犯罪也是年年增加。
我還是這個觀念，刑法的存在應該要配合學校生命、法治教育，使人理解社會、國家存在的意義與秩序。當人都能良好融入社會，刑法再用來懲戒那些有意犯錯者並配合監獄教化來達成再犯的阻卻，這樣的刑法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與用處。如果只是單純將刑法視為萬靈丹，造成的結果恐怕就是社會秩序的徹底崩解，法律被所有人視為作秀的工具而已。
至於成衣業者…… 那種譁眾取寵的空惱人，我已經不忍再提。
補充：
美國毒品戰爭成就了什麼？
酒駕再犯率近四成
日本重罰酒駕的啟示？
（本文經原作者 秋山武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連結。圖片來源：Judith Doyle（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