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台灣流行音樂歷經百年的發展,期間因日本殖民與中國移民活動帶來的次文化交融,使得流行音樂的商業模式也推陳出新,音樂的聆聽方式與傳播型態亦產生改變改變,流行音樂成為台灣大眾文化的重要元素。台灣匯聚多元族群接觸的時代背景,讓台灣大眾文化無形中學習接受各種文化的語言、習俗、風尚,乃奠定台灣流行音樂雄厚資產的基礎。

台灣和香港從 70 年代末,以青春偶像唱著情愛歌曲的包裝模式,在華語世界攻城掠地,大舉攻佔消費市場,華語流行音樂市場過往盛傳一句名言:要想在大中華流行音樂圈走紅,你必須先在台灣紅。許多華語歌手會優先選擇來台灣發片,象徵台灣扮演華語流行音樂搖籃的優勢,但這種優勢已經逐漸傾斜到中國市場。另一方面,韓國流行音樂在全世界蔚為風潮,背後與韓國的政策支援及政經背景息息相關,尤其是前任總統的金大中,在亞洲金融海嘯之後痛定思痛,韓國政府全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流行音樂的發展便成為重要的一環。

暫且不論韓國流行音樂,台灣實力派唱將在中國對岸節目《我是歌手》重新走紅,即便冠軍結果通常歌迷間引發「陰謀論」,國內新聞台以直播方式來偷渡轉播惹起輿論的批評,甚至前文化部長憂心三十年後台灣恐怕失去創意泉源等。流行音樂在對岸市場落地生根的群聚效應發酵,軟硬體規劃條件愈加成熟,吸引更多創作人才逐漸靠攏,我是歌手的現象能否讓國內音樂人士反省,台灣是否還處於華語流行音樂世界的樞紐?抑或如何重拾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榮光?

筆者認為《我是歌手》的成功,是一種將韓國創意+台灣元素+中國平台加以整合,輻射於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細膩呈現,但該種呈現仍限於硬體,固然大型節目製播無法反映對岸流行音樂的創作實力,但足以撼動台灣過往作為華語流行音樂的優越。或許大規模節目製作模式並不適用台灣,製作單位若沒有讓台灣元素充分發酵,台灣並不需要製作一個超大型音樂節目,來宣揚自己在華語流行音樂的優勢。不過,數位音樂內容在華人市場條件逐漸成熟之際,政府單位必須重視創作音樂型態,將會成為在華語市場大宗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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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瑩於《我是歌手》(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資料照片)

台灣即便擁有充沛的流行音樂創作能量,但缺乏足夠接受市場檢驗及發表管道的機會,數位音樂的興起及中國流行音樂市場的擴張,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利基正在不斷流逝。隨著總體經濟成長的疲態,國內消費者對於流行音樂購買力道下降,廣告量大幅萎縮影響廣播服務的銷售,又隨著音樂下載市場的擴張,台灣去年的音樂出版業銷售值年增率,衰退跌幅達 8.81%,傳統唱片音樂市場仍會繼續萎縮,音樂創作人才不斷出走的現象,會喪失流行音樂產業升級的契機,台灣企圖維持華人流行音樂的領先指標,最怕是夢一場。

台灣流行音樂元素發揮的政策面,應當更進一步聆聽流行音樂創作者的想法和需求。事實上,流行音樂從來都是產業縱橫群聚的外溢效應,政府保護措施的意義不大,從流行音樂產業的上游創意激發、中游企宣製作、下游通路銷售,台灣在華語流行音樂創作的社會資本得天獨厚,是頂端的創意開發的最佳溫床。

台灣流行音樂總產值可達到年均百億的實力,台灣依然是華語流行音樂世界的樞紐,這是一個小而美、美而優、軟實力的產業體系,台灣流行音樂的經營模式應當持續著重在「錄音著作」、「著作權利」及「現場演出」,成為流行音樂產業鏈的重要經營項目。

(本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台灣流行音樂:沒有政策資源大力支持 卻有支持創作的社會資本,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首圖來源:daily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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