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洛人

一個月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決定不參加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這是繼去年香港大學學生會自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之後,香港本土派與六四尤其是六四紀念活動當中的「愛國愛民」、「建設民主中國」等運動綱領切割的進一步行動。

很多長期支持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朋友擔心香港因此失去了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影響力,同時在策略上也會失去與中國政府對抗的有力介入點。類似的事情或許也會在臺灣社會運動者之間成為討論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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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感激支聯會長期以來對中國民主化運動的貢獻,但在拒絕去維園參加紀念活動這件事情上,完全支持香港本土派朋友所做的決定。香港人不應該為了推動中國民主化而放棄擺脫殖民統治,建立屬於香港人的國家的權利。

中國政府長期以中國支援香港經濟等論述來挑撥中港人民間矛盾,但實際上中國政府控制下的中港交流好處幾乎全部被香港的金融地產資本家得到,而且與中國紅二代權貴資本家相勾結的香港資本家也控制了香港的政治,使得香港人的稅金為其服務,源源不斷投入到僅僅有利於少數地產開發者的建設中。

這一過程與西方列強在亞非拉美殖民地的統治手法基本相同,最為重要的是,這和中國政府對各省各民族的統治手段及其類似。因此,支聯會等老人團體僅僅看到了香港青年與中國的切割,卻不能理解香港本土運動和獨立運動所總結的理論和實踐,是民主回歸所缺乏的促進中國民主化關鍵方法。

共產黨的區域隔離統治手段導致了本土議題更容易引起關注,也更好組織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在八九民運和隨後較為成功的環境議題抗議行動中,或是外省勞工群體在外地的抗議,各省或各縣市在地居民或農民工群體內部的鄉黨等在本土價值下的民眾組織,往往能製造最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也最容易取得一定成功。

幾年前的河南富士康工人罷工,廈門大連等地反對 PX 建設項目,而因為長期高考制度不公平和最近大學錄取名額減少,在江蘇造成了包括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員工的大規模抗議。

同樣的,極權政府自身也恐懼體制內外本土力量的聯繫,共產黨在 1989 年四五月間並不敢武力驅逐在交通要道的市民和廣場上的學生,最大的原因是北京附近的駐軍與市民有親朋好友的聯繫,不僅不會鎮壓市民,更有可能投誠推翻共產黨政府六四鎮壓和隨後 27 年來對各地社會運動使用跨區域調動軍警進行鎮壓,最明顯的是在烏坎事件中,烏坎村所在汕尾市戶籍的武警被禁止離開營區,而特別挑選其他縣市軍警前往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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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處於類似環境下的臺灣,民主化運動與臺灣獨立運動相輔相成,至今臺灣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權建設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天然獨」的出現也表明臺灣獨立自決建國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

即使單純從技術層面考慮,民主回歸派忽略香港獨立運動對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影響就更顯現其短視了。支聯會長期不能在中國造成有效影響,很大程度上由於其缺少基於本土的有效政治實踐,所做的論述過於離地而不能引起中國人的興趣。

而從古至今,真正有效運作的民主政治很少出現在大面積且多民族的國家當中,美國等少數特例也必然包括強而有力的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避開區域自治乃至區域自決,靠所謂中華民族進行洗腦的民主,更容易淪為雅各賓甚至納粹那種極端民族主義。

作為河南人,我對支聯會和民主回歸派長期以來支援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國際主義精神深表感激,但時至今日大一統思維以明顯與基本人權理念相衝突,「民主回歸」不妨改成「民主獨立」,例如聯絡廣東保護粵語文化,促進粵語區自治開始。

(本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後六四世代 讓本土價值成為影響中國的新介入點,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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