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是美國立國的先鋒?

享樂與自由文化,不只對美國革命家而言相當危險,也對試圖維持社會秩序者產生威脅。這個道理,英軍便在一七七〇年三月五日,也就是美國革命揭開序幕的前一晚親身體驗。那夜,酒館裡的酒鬼們聽見教堂鐘聲大響,於是紛紛放下手上的杯子,朝街上衝去。他們手裡拿著棍棒、石頭、冰塊,一路跑到了國王街的石子路上。

到了現場,酒鬼們只見許多年輕男性對著海關局前手持步槍與刺刀的英軍一面大聲咒罵,一面丟擲雪球與馬糞。這支軍隊駐紮波士頓已經有兩年,其任務在於保護當時因為協助進口英國貨品而遭到騷擾、毆打,甚至塗柏油、黏羽毛的海關關員。這共計約七百位的軍人,許多就駐紮在波士頓人民的住宅或者經營的酒館中,導致城裡幾乎每天都有人打架滋事。

不過在三月五日當天,以放蕩主義者佔多數的波士頓市民,已經做好擴張反抗規模的準備,開始對著軍人大罵「狗娘養的」、「雜種」、「臭屄」等髒話。根據史學家艾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指出,國王街當晚可謂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渾名與綽號」。

隨著愈來愈多酒客抵達現場,叫罵與咆哮聲也更加絡驛不絕,等到廣場上聚集了好幾百位怒火中燒、酒過三巡的民眾,一名男性忽然向前一站,以手中的木棒擲倒一位英軍。其他英軍於是向眾人開火,造成十一位民眾倒下,五位死亡。

我們也許無法知道這群世稱為「波士頓大屠殺烈士」的男人當時究竟在想什麼,又為什麼起身對抗武裝軍隊,然而我們可以確定這群人來自城裡的各個酒館,膚色各異、有黑有白,而且絕非紳士。

這群男人應該才剛剛喝了一夜酒、賭了一夜博,而且如果不意外的話,多半也和早期波士頓多數的酒客無異,剛剛才與娼妓共度春宵——這是一群肆無忌憚、滿口惡言、犯法行暴的暴民,而其中一位就名叫克里斯卜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這位曾經身為奴隸的波士頓市民,就是普遍認為在當天晚上以木棍擊倒英軍的人。

教科書一般喜歡將阿塔克斯與國王街上的暴民,描寫成與美國開國先賢站在同一陣線,這也無可厚非,因為他們的行為不只導致軍隊撤出波士頓,也更加深眾人對英方的敵意。而多數史學家也都同意敵意的加深,就是美國革命的開端。

此外,士頓大屠殺也進一步成為美國憲法第三和第四條修正案的立基,保障人民免受軍隊駐紮民宅以及無理搜索、扣押財物之擾。然而,美國國父們當時最大的擔憂,其實並不在市民的個人自由可能受到限制,而在於這樣的限制,特別是在反叛性如此頑強的殖民時期波士頓,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社會失序。

約翰.亞當斯在波士頓大屠殺後很快就指出,「駐紮於大城市的軍隊總會導致暴民,而每導致兩名暴民,卻只控制得了一名——軍人實在不是維持和諧的最佳人選。」

開國先賢比我們的教科書更清楚一件事情:當晚對著當局丟擲棍棒與馬糞的酒鬼,不只是讓英國頭痛,其實也是革命陣營必須面對的問題。事實上,鮮少人知道後來為英軍辯護的律師,正是約翰.亞當斯本人。

在人民對上英軍的法庭訴訟其間,亞當斯恰當地將原告形容為「一群由莽撞的年輕男性、黑人、黑白混血兒、愛爾蘭人與水手所組成的烏合之眾。」亞當斯也準確地如此形容他們的行為:「喧嘩、欺侮,造成生命威脅……口哨聲、叫囂聲、吶喊聲不絕於耳……街上找的到的東西都拿起來砸。」

亞當斯和其他開國先賢一樣,主要著眼於社會秩序的維持與臻善,他後來是如此向友人解釋:「當我向人民提出禁止暴動、騷動和不法集會的法律時,是本著良政與善法,因為治國領軍不能以暴民……混亂的狀態下何以論自由!」

最重要的是,亞當斯深知人民如果被軍隊的陰影籠罩,或者受到外來力量的控制,那麼社會失序再所難免。歐洲地區的國王女王,縱使擁有再多的軍隊、船隊與地牢,也無法遏止自由於美國殖民地的街頭流竄。事實上,歐洲地區的農民所享受的自由甚至更為寬廣,一批又一批的農民湧入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將各大城市化為騷動不止的狂歡嘉年華會。

不過眾美國國父更厲害,他們知道人民必須被訓練,學會自我控制。

民主革命不只要推翻王權,更要壓制「人的獸性」

美國的建國者,是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不過被革命的,其實是自由這個概念。

十八、十九世紀時,整個大西洋地區出現了一股浪潮,革命派試圖以共和制度下公民的自我內在限制,取代專制制度的外部控管,而美國眾國父們,正屬於此浪潮的一部分。

此浪潮開啟了現代人口中的「現代」,而這波現代運動,不只要推翻王權,更需要壓制所謂「人的獸性」。根據這些革命份子指出,以絞繩、皮鞭、大刀等嚴刑重典來教化人民,最大的問題在於其維護社會秩序的效果遠遠不及人民的自我馴化。

雖然我們在酒館與妓院所看到的廣大農民、奴隸以及殖民地人民,其手中並未握有正式的政治權力與自由,然而若是根據上述觀點來看,由於這群人完全沒有自我控制的理由,因此實際上是「太過自由」。有鑑於此,眾開國先賢便著手將自由重新定義為自我控制,並且據此打造出一個新的政治系統,名為民主。

為了解決隨處可見的失序問題,眾國父們抓緊了世界史上相當重要卻時常被忽略的矛盾——唯一讓人願意放棄自由卻還覺得自己自由的方式,就是叫人自制。約翰.亞當斯認為,政府若屬於人民,就能讓人民學會紀律、變得嚴肅、開始認真工作,並且放棄享樂,而這些特質皆為亞當斯所推崇,被認為有助於「大量成就高尚且崇高的人性美德,亦即力量、堅忍、行動、勇氣、堅強與實業。」

反觀王權體系放縱人民享樂,反而矛盾地使人們享有太多自由,導致「太過強調品味與過度尚禮;衣著、家具、車駕皆太過雅緻;人人縱情音樂舞蹈、從事擊劍與滑冰、著迷牌桌與棋局、賽馬與鬥雞;同時,舞會與派對接續不斷、劇場與音樂會座無虛席,程度之甚光是想就讓我感到虛榮、輕浮與微渺。」

亞當斯深知,民主將迫使人們放棄享樂,拱手交出個人自由,因為民主體制之下,管理社會的責任要人人共同承擔。「在管理良好的聯邦中,人民必須有德行、有智慧。在王權底下人們可以愚蠢、行惡,我行我素;不,他們不能如此……有一項挑戰我不知道如何克服:社會上各階層人民的德行與簡樸對於共和體制至關重要,然而現在美國各階層的人民都惡貫滿盈、行賄腐敗、貪得無厭、野心勃勃,還一味逐利,程度之甚令我懷疑當今大眾的德性是否足以支撐共和體制。」眾開國先賢體認到的,是我們選擇忽略的一項事實——民主實為個人自由之敵。

亞當斯對於王權所衍生而出的自由,其實相當熟悉。一七六〇年的某個晚上,正當亞當斯的政治生涯準備展開之際,這位年輕的律師與朋友在麻薩諸塞殖民地布蘭特里地區(Braintree)的泰爾酒館見面,而在酒館裡,亞當斯就看見各色各樣的人正享受著毫無保留的綜合樂趣。「黑人手持提琴,年輕男女則是忘情跳舞,好像要把地板給踩破一樣……男女老少在酒館同歡,唱歌、跳舞、拉琴、喝酒。」

亞當斯就把這種輕浮行徑視為證據,認為其在在證明了酒館已經成為「城裡頭失序人民的永久集結處,因此非常不得體,極不適合招待旅人,就連最不拘小節的旅客也不例外。」他發現,最常出入泰爾酒館的,淨是一些微不足道、討厭、邪惡的人,因此他隨後就請求布蘭特里的城鎮會議,設法減少酒館數量,以矯正「國內與特別是布蘭特里地區廣見的墮落行為,匡正人民忽視自身宗教與文化責任的歪風。」

雖然亞當斯的努力在一七六〇年並未見效,但是整個文化走向卻在獨立戰爭期間開始轉變,變得對他愈來愈有利。

史學家馬克.蘭德(Mark Edward Lender)與詹姆士.馬汀(James Kriby Martin)就指出:「針對烈酒最嚴峻的批判,主要在革命以後出現,成為其時代精神的一部分。」

在美國革命年間,同時有另一項革命正在進行,也就是針對城市享樂文化的反革命。個人自由與感官享受,在民主革命的期間一併受到攻擊,不過這不是因為革命份子本身是清教徒,而是因為民主本身就帶有清教性格。

真正的民主,不是投票,而是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

一般而言,我們將民主視為一個由權利與自由所組成的系統,這些權利與自由包括投票權、言論自由,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是真正的民主,亦即眾開國先賢所衷心企盼的民主,其實不僅止於此。

洛克(John Locke)在英語世界當中,普遍被認為是民主概念的發明者,也是美國民主革命黨人的精神依歸,他就把話說得相當清楚。在《教育漫話》(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一書中,洛克就指出:「對我來說相當明白,所謂德行與卓越,其實就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拒絕理性所不容的欲望。」洛克深知,管理社會並非易事,需要極大的紀律才行。

因此,如果要人民自己來管理社會,那麼人民就必須先學會放下個人自由;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教化人民,使他們開始將私人欲望視為可恥的事情。「對於自尊與恥辱的概念一旦有所體會,便能成為驅策心智的最大誘因,因此如果能夠讓孩童喜好榮譽、憂懼羞恥,就等於已經在孩童的心中建立了正確準則,進而幫助他們不斷朝對的方向前行。」

王或者奴隸主人為了維持秩序和生產力所使用的刑罰(鞭笞、處決等),只能「在當下起表面作用,沒有辦法觸及問題深處。唯有真誠的羞恥感與對於不快的憂懼才是真正的繮繩,單單這兩者就足以控制孩童,使孩童遵守秩序。」

開國先賢們帶著這樣的觀念,一邊與英軍打仗,一邊應付美國民眾的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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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大塊文化授權刊載,全文摘錄自《暴民創造民主自由》。;首圖來源:wiki;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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