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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旻諺

大年初一晚上發生在香港旺角街頭的警民衝突,事因食品環境衛生署取締擺賣魚蛋小吃的攤販而起,和香港當前的社會運動訴求動輒指向政治制度的更替,故又稱「魚蛋革命」。本文嘗試梳理台灣觀察者對於該次事件的疑義,並且概要地指出自由主義在香港及中國兩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形貌,以及其與香港本土運動的關係。

  • 我看中國自由主義

Isaiah Berlin 寄語予 21 世紀,願自由的思想得以生根,人類不必侷困於上一世紀的殺戮,歷史終將啟迪未來的世代,自由會勝利。他甚至認為,中國也離此幅理想的實現不遠,然而,我們卻看到中國自由主義在近十年來的全面消解。

老實說,我對於中國內部自由派的發展軌跡不熟,只有零零星星參與講座,及翻查網上新聞,因此不敢妄論細節。不過習近平從 2008 年北京奧運實質掌權維穩事務,到 2013 年正式上任國家主席之後,一連串對中國自由派的打壓措施,和趨向強硬的國際表態,也包括管治香港的作風,都嚴重壓縮中國自由派的發聲空間。

譬如「李波事件」之於港人的衝擊是對「一國兩制」的直接否定,對於中國自由派,中國政府「越界」抓人,則可能造成了深層的恐懼。

在此,我無意道德譴責中國人在政治上的不作為,而是將當前所見歸因於中國專制政權加大力度的鎮壓與掃蕩。倘若我們立於微觀的尺度,仍可以看見許多個體並未屈服於現實的命定結構;相反地,他們仍憑藉自身的「良知」,有意識地抵抗專制,並且在論述上、實踐上一再詮釋心目中理想的「中國自由價值」,即便規模甚小。

這種自由價值寄託在心中遙遠的「本土家園」,對他們而言,自由路遙且長,然而不可放棄的原因是,「中國」仍是唯一、絕對的安身之處。借社會學家 Liah Greenfeld 之語,這群人基於對理想主義的效忠,描繪出屬於中國民族的「民族價值」。但是我之所以不直接以「民族」框定,是因為中國政權正強力地把持住 Greenfeld 所指的另一種民族效忠,那則瞄向具體的現實,且體現在「領土、生活方式和特殊的政治制度中」。在實際的語境裡,中國自由派刻意避免任何關於民族主義的指稱,以此確立與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論述的絕對抵抗。

  • 港、台自由主義之內蘊

台灣在我生長的世代,自由主義的發展正好與中國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我看來,台灣的自由主義必定雜揉了左翼的色彩。由於中國資本環伺,加上台灣內部長期糟糕的勞動環境,以及小國處在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裡的低能動位置,迫使台灣的自由派必須充分運用逐漸成熟的民主體制,去獲得籌碼,在三重壓迫中實現最具體的自由價值。

簡單來說,是積極參與國家體制,以免於資本剝削的自由,這一關鍵,其實指向 Isaiah Berlin 所講的積極自由。另一方面,台灣長期遭國民黨強加上中國人的身分論述,生活也處處遭政治干預,以至於台灣自由主義的色彩應該具消極自由的成分,也就是免於任何干預的自由(freedom from politics)。

我認為這一點被挪用至台灣人看待中國自由派的理解方式:同樣是被強加身分論述,同樣是生活在受威權監視的社會裡,台灣自由派對中國人懷有同情,也相對地對中國公民社會活動較為友善。

有一件發生在台灣本地的具體例子是「中生納保」,自由派的論述會期望中國學生在台的醫療照護屬於基本人權,且在財政計算與外國人同價的基礎上,不過分強調、標籤該群學生來自於對台灣有「強烈敵意及具體威脅」的國家。說起來也巧合,這個立場正好符合上述的兩種對台灣自由主義的分析脈絡:因為全民健保的產生是源自於檢討先前農民、勞工醫療保險的低效率與汙名事實,在此自由觀下,醫療權應該要是「不分你我」的基本人權;再者,若因為國家身分而差別對待中國學生,便難以適當回應台灣人自己的歷史傷痕。

回看香港,香港社會普遍的「反中情緒」(包含中國政權與香港境內的中國人),便成為台灣本土的自由主義難以介入的一環,而且可能誤讀,或無法判斷。先前談了中國自由主義的消亡,雖然我無法鉅細靡遺地描述實際情形,但卻可以看到在香港知識領域、政治意識形態領域裡清晰的變化。

香港過去的自由主義傳統非常不健康,如羅永生所指的「虛擬自由主義」,在沒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香港現有的市民自由(civil liberty)只是殖民者「恩許」的,言論、集會、出版自由隨時可以崩解,人民則是活在假象裡。除此之外,實際上香港尚未發展出香港本土的自由主義,過去由知識界引領的自由觀,全是建立在「民主中國」的虛幻想像裡,忽視了香港在地社會應該要積累出的共識。

既然自由的基礎是民主,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就預設了「我群」,並且在此範圍內發展人際間的協商機制。香港的自由派仍舊活在中國「文化遺民」的假想,不知為何,直到現在我還是深刻地記得,香港知名自由主義學者周保松先生曾質問香港本土派:你們為何要降低自己的格局?

他意指香港人要有「寬闊的心胸」,去幫助中國完成民主化工程,香港人若沒有「心胸」,便是沒有格局。這個論調,真的好像台灣很多「國文老師」,只不過這群老師只要台灣孩子多多肯認中國經典之重要,並未要求他們去建設民主中國。

  • 香港本土意識與自由派

香港本土的自由主義,我以為是發跡於 2013 年「公民民族主義」提出後。只不過該時間點,香港正處於「左膠/右翼」的劇烈論爭,並且民族主義被塗上強烈的右翼色彩。台灣的自由派其實難以理解香港的本土派為何與「右翼」掛勾這麼深,像是「反蝗蟲」、「反水貨客」等行動很容易推論出背後深層的港中矛盾,與體制裡懷藏的政治意圖。

落籍中國深圳的居民於 2015 年以前可以申請一年內的多次簽證,使得「水貨客」到港大量採購日常用品,超乎香港旅遊業可承載力;本土派因此動員抗爭,直指經濟現象背後政府的失職。然而,台灣自由派卻無法解釋抗爭行動中「蝗蟲」等字眼濃厚的歧視意味。

香港的公民民族主義破除了以血緣、種族劃定民族身分的疑慮,在香港具體的脈絡中,還蘊含了承認中國新移民可以成為民族一分子的意涵,同時也站定立場要求奪回握在中國手裡的移民審批權。公民民族主義期盼建立的是香港人的民主,可以相對明確劃分我群,採取自由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

但是,想當然爾,在一片罵戰中,此立場難以被香港的「自由派」看見,他們擁有兩套可以不時互換的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與離地的普世價值。被指責中國民主只是幻想時,他們便拿出普世價值辯護,辯稱任何民主化都是普世價值,因此值得追求;談到普世價值必須經過在地脈絡化的過程,他們也毫不掩飾公然昭示心目中的「在地」叫做中國。

然而,我也不諱言地講,香港內部的兩種自由主義觀,都因為現實情況惡化,面臨危機。接著,魚蛋革命的爆發凸顯了香港社會進程中的新一道變因:民粹主義(populism),我希望使用這個詞,別受到台灣政客汙名的影響。

香港的民粹主義沒有膠固的意識形態,主要產生於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對於政權的不滿,一路有「反國教」、「水貨客」、「TVB 壟斷」、「古蹟被拆」、「鉛水事件」、「黑警」、「網路 23 條」、「港大校委會事件」、「假普選」、「撐小販」……等等大、小型密集發生的社會抗爭強化政府失能的事實。

有趣的是,每一場事件能夠動員的群眾屬性其實差距甚大,譬如反國教是家長、學生群體,23 條是網民。然而,這些不滿積累為群眾的共感,並且在一次次抗爭無效的事實催化下,原有的意識形態已經不適用,也難以成為動員群眾的論述關鍵。群眾在意的是當下的生活習慣受擾、言論自由受威脅,和警察太過囂張跋扈。

魚蛋革命被視為 1967 年香港六七暴動以來,抗爭手段最為激烈的警民衝突。在警方施用警棍,對空鳴槍再指向市民之後,群眾繼而擲磚對抗,當街焚燒雜物。

在此情況下,過去的香港自由派幾乎找不到介入的空間,有可能是群眾激發出的「勇武」程度,他們無法掌握;也有可能是他們從來沒有足夠的組織經驗,也找不到論述的角色,面對民粹主義可能觸發的所有議題。特別的是,過去「左膠/右翼」的分類無法發生作用,其實香港從來也沒有清楚的「左」、「右」,只不過是運動圈裡對於「大中華/本土」、「和理非非/勇武」等派別的胡亂歸類。換句話說,自魚蛋革命始,本土派會漸漸減少對「左膠」的指罵;反之亦然,因為大家面對的是民粹主義全面崛起的趨勢。

香港本土派,或說本土自由主義的一群人,將必須承擔起過去自由派集體失語的失職,面對民粹主義的發展,要積極組織,並使其有效且正當。這些寄語,對於這一次的行動,就是本土民主前線嘗試達成的目標。台灣的觀察者或許一時之間難以理解,當晚旺角街上的人流,究竟和本土派有甚麼關係、本土派又和勇武有甚麼關係?

我認為,目前香港存在兩項意識形態的發展軸線,本土的自由派將得繼續釐清自己意識形態的戰場,確立訴求,進而找出香港自由主義的正當基礎,以及其與群眾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理解群眾反抗政權的心理動機,甚至找到代言位置,然後適當介入。

  • 小結:台灣與中國,兩個顯著的影響因子

2016 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在香港的運動圈、學術圈、學生、市民群體,都掀起相當劇烈的輿論波瀾,台灣民主實踐的歷程成為香港民主化進程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同樣地,中國政經環境的變化,打擊香港過去的自由派,乃至於幫助催生本土意識。

站在香港人的立場,或許能將中國政權設定為共同的敵人,在台灣的經驗中獲取靈感。一直以來,這也是香港本土勢力的主流論調;然而,這類粗略的框架卻可能只將「同仇敵愾」上綱至第一要位,忽略了兩地的本土意識生成時,歷史脈絡的差異。

寄望本文能讓台灣讀者日後指認香港社會運動中的「左派」、「右派」立場時,不至於混亂;也能提供支點,進一步辨析群眾與本土派運動者的角色區隔。在香港人單向理解台灣社會的過程中,台灣一方或能主動回應香港,並且由其社會發展的脈絡入題,讓兩方都能認識各自意識形態領域的細節與內蘊。

(本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撥迷霧,看香港魚蛋革命,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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