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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對「太陽花女王」不陌生。在去年爆出援交風波後，如今又傳出她可能涉及仲介國際賣淫，成為這幾天新聞關注要點。
先不論她是否涉及仲介賣淫，在去年援交事件爆發後，社會上開始出現一波藉此批評太陽花運動的聲音，另一群人則指出劉喬安賣淫是個人行為，況且劉喬安並非名人，如果她沒偷沒搶沒有欺騙，為什麼不能出賣自己的勞力來賺錢？
換言之，如果將其看成你情我願的商業行為，賣淫到底什麼有問題？
目前世界上性產業的國家多集中在歐洲，包括法國、義大利、烏克蘭、荷蘭等國，亞洲地區則以日本和韓國較為知名。至於台灣過去也曾有「妓女證」，這種地方公娼制度由日治時代延續到戰後時期，1974 年才逐漸因人權法治理由而廢除。
然而，取消妓女證並不代表泯除了性交易，性工作者受到的歧視和工作的危險性從未消失，反而隨著地下化與日俱增，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就是致力於保護台灣性工作者生存權益的社會團體。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性交易合法的地區，性工作者也很少是你情我願的進入這個圈子，貧窮才是她們成為性工作者的主要原因。
《朝日新聞》近日就報導一名短期大學的女學生，因為學費壓力而進入了風俗業的圈子。在進入風俗店之前，她只能靠著在居酒店打工勉強度日，每天晚上 6 點課程結束後就工作到凌晨 12 點才回家，周休二日及暑假也全部拿來排班，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月也僅能賺取 7～10 萬日圓。
相較於這種被壓抑到極限的生活，在風俗店一小時的薪水就相當於居酒屋工作一天的薪水。從此之後每一周她會有 3 天的時間到風俗店上班。
雖然厭惡，但她需要錢，甚至覺得「這就是那麽窮還想念書的懲罰」。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一書的作者白曉紅則作了另一個研究；她臥底到性產業進行調查工作，真實描述許多性工作者的處境。白曉紅指出這些女子多數是來自經濟弱勢的國家的移民，她們因為經濟匱乏、機會匱乏，不得已「選擇」移動，甚而被推進這個行業，因而陷入更多的弱勢與被剝削。
從這兩個例子看來，當媒體聚焦在又有哪個女藝人捲入跨國陪睡風波時，更多性工作者仍因自己弱勢身份無法在社會生存，才選擇加入這個行業，而這些故事鮮少被大家知道。
所以說，性產業絕非單純你情我願的商業行為。如果性交易在人類歷史上注定會繼續存在，那我們就只能朝兩個方向努力。
第一個方向就是從外部體制著手，解決社會貧窮問題，減少因為貧窮而賣淫的案例。以女大生付不起學費而進入風俗業的例子來看，日本高等教育預算其實是先進國家中最低的。中京大學教育社會學的大內裕和教授就指出日本政府應下調學費，導入獎學金制度，讓學生不用再被雙親所得限制，以督促政府不要再放任學生從事風俗業。
第二個方向則是改善性工作者內部的工作環境，例如日本支援在風俗店工作的女性為旨的組織「Grow as People」或日日春關懷協會所作的事情，他們以維護性工作的權益為奮鬥目標，減少性工作者遭到的剝削壓迫。
當然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也必須停止對性產業的歧視。從前陣子波卡事件引發的風波來看，台灣離這個目標仍然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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