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 》導讀：
現在的生活幾乎勝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富人增多，貧民減少，人類壽命延長，為人父母者不再動輒眼睜睜看著膝下大多的兒女死去。不過，全球仍有千百萬人生活在赤貧和早逝的恐懼中。
201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ngus Deaton，長年研究貧窮與福利，想用自身的案例，和大家解釋，現今社會存在如此巨大的不平等，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我父親是一名逃亡者。
一九一八年，他在英國南約克夏（South Yorkshire）煤礦區的窮礦村舍克洛夫（Thurcroft）出生。他的祖父母早年放棄了務農，巴望著能在新礦場擁有較好的生活。我父親成長於一戰與二戰中間那段時期，沒有受過太多教育，因為舍克洛夫村只有幾個孩子能讀到高中。他在礦坑幹過各種差事，志向跟其他男孩一樣：期許將來有機會從事體面的工作，可惜事與願違，一九三九年他被徵召入伍，銜命前往法國加入出師不利的英國遠征軍。
這支軍隊吃了一記敗仗後，我父親被送到蘇格蘭接受突擊隊訓練，在當地認識了我母親，並且相當「走運」地染上肺結核，被迫離開部隊住進療養院。說他走運，是因為當時英軍在挪威的突擊行動潰敗，他差點就必死無疑。一九四二年，我父親被軍隊遣散之後，便和我母親成婚。她是一名木匠的女兒，家住蘇格蘭南部小鎮格拉歇爾斯（Galasheils）。
雖然我父親在約克夏未能讀到高中，但曾進夜校學習有用的採礦勘測技術。因勞工短缺之故，擁有這些技術讓他在愛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成為備受歡迎的工友。後來，我父親也立志成為土木工程師，幾乎毫無相關基礎的他經過十年的努力，終於取得工程師資格。他在愛丁堡就讀的夜校現稱海瑞瓦特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我從該校最近寄給我的父親成績單看得出來，他在校期間確實念得很辛苦。接著，我父親在蘇格蘭波德斯郡（Borders）覓得自來水工程師的職位，並且買下我外婆住過的鄉間木屋，據說蘇格蘭歷史小說家兼詩人史考特男爵（Sir Walter Scott）曾偶爾去那兒作客。
一九五五年夏天，我們家從只有煩悶、灰暗、陰沈氣候的愛丁堡，搬到了有樹林和山丘，還有鱒魚小溪，而且陽光普照的鄉下村落。對我來說，搬家就象徵一次大逃亡。
我父親和全天下的父母一樣想確保我的日子過得比他好，於是設法說服當地學校裡的幾位老師為我做課外輔導，讓我順利通過了愛丁堡一所貴族公校（其實是私立學校）的獎學金申請測驗。該校每年的學費不是我父親的薪水所能負擔，我通過測驗後，就和另外一個孩子成為同齡者當中僅有的兩名免費入學的學生。我從劍橋大學數學系畢業後，相繼在英國學界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我妹妹則在蘇格蘭念大學，後來也成為學校教師。
我父親的兩個孫子都住在美國：我女兒是芝加哥某大財務規劃公司合夥人，我兒子則是紐約某大避險基金公司合夥人，姊弟倆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豐富多元的教育，無論就課程深度、機會廣度、教學品質而言，都遠勝過我在劍橋大學枯燥狹隘的求學經驗。
他們擁有的生活水準超乎我父親的想像，幸好他很長壽，還能欣慰地看到孫兒孫女過得有多幸福。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機會的富裕世界，而對約克夏煤礦區的居民來說，要擁有那種生活簡直是遙不可及的幻想。
現今的生活水準遠高於一世紀前，我父親無福享受的教育機會，現代人視為理所當然。我小時候每十名與我同齡的英國孩子當中，長大後能進大學的還不到一個，如今絕大多數人都能接受某種高等教育。
我父親的逃亡以及他為子孫們打造的未來，雖稱不上什麼了不起的故事，在當年卻極為罕見。我的下一代能享有良好穩定的經濟條件，是因為他們（和我們夫妻）格外幸運。
我父親比任何人都勤奮，但他的運氣也很重要——幸運地沒有在童年夭折、及時被戰爭從礦坑中拯救出來、未曾參與失敗的突擊行動、沒有死於肺結核，而且在易於謀職的勞動市場找到工作。因此，進步的故事也是不平等的故事，現在更是如此。
美國的榮景與普世的境遇背道而馳，世上仍有許多人在為生活掙扎，成功者寥寥無幾。我們看到全球都出現同樣的進步模式——有些人逃走，將其他人遺留在貧窮、匱乏、疾病、死亡的世界裡。
（本文為《聯經出版》授權刊載，作者： Angus Deaton，圖片來源: Georgie Pauwels，CC license ；欲閱全文請見 Angus Deaton新作《財富大逃亡 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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