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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議課綱的行動中,王品蓁感受到書上寫的和實際上是兩回事。 攝影 / 黃耀徵

文/李又如

第一次由高中生發起的學運,十五到十八歲的他們,幾乎沒有社會運動經驗,拒絕被代表,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言語,清楚的說出自己的見解和訴求。

從運動過程中,他們看見真實社會與課本的差距,走出教室的青少年上了街頭,勇敢地撥開那些企圖混亂他們過去未來的髒手。

  • 王品蓁:沒投票權說什麼都沒人理,讓人感到心酸

談到社會運動經驗,我其實是菜鳥。去年三一八運動期間,我每天都躺在沙發上看新聞,並不太關注社會時事,說來有點慚愧。我是籃球社社長,社團對當時的我來說比較重要。直到今年四月,學校發生黑箱校長遴選,才開始慢慢接觸到這些東西。

當時一位校內得票率僅二成的候選人,經教育部遴選委員會決議後竟然當選了。我們要求教育部公佈遴選過程,並修改遴選辦法。網路很發達,遴選開始後,所有過程都在「靠北成淵」臉書粉絲頁上更新,學生的憤怒就這樣累積起來。

我算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不小心參與其中,後來接了成淵自救會的主席,接著有人在吵課綱的事情,我也加入了。

以前我不太關心公共議題,一開始踏入這個圈子受到很大衝擊。包含一個選舉居然黑箱作業,還有我們理性地訴求黑箱課綱這麼久,官員始終如一地敷衍,都讓我非常詫異,跟我在課本上學到的東西是非常不一樣的。

有一陣子我的心情非常低落,教育應該是國家保障給學生的。可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才會讓學生得放下書本,告訴教育部:你教的是錯的,我需要的是這樣的教育!

我們這一代,從來沒有體驗過寫愛國作文、背誦三民主義,民主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也很驕傲我們擁有這項權利。正因如此,民主受到誣衊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很生氣,才要站出來守護。

有人說很多人在後面干涉,但我覺得,教育部的不理睬是因為我們沒有投票權,才要呼籲大人站出來。我們只是高中生,沒有資源,誰來幫忙,我們都不會拒絕,因為學生需要力量,但這些人不會介入組織的主體性。

我們甚至希望國民黨、民進黨、綠黨、樹黨,所有政黨都公開挺我們說:我也反課綱!這樣最好啊,因為今天在管理政府的,就是這些人。

就算學生召集十萬人上街,也抵不過這些官員手上一個印章。加上我們又沒有權利去決定一個政府如何組成,他們更可以理所當然地忽略我們的聲音,這是一路走來很心酸的一點。

我家從小就很尊重我的自主學習,雖然爸媽有特定的政黨傾向,但從來不會告訴我應該要怎麼做,給我很多的思考空間。對我反課綱不反對、但也不支持。而我弟弟今年國三升國一,他就是新課綱的受害者,我想為了自己、也為了他站出來。其實也會很希望有一天家人能陪我一起站在街頭,這會是我繼續下去的動力。(成淵高中三年級/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 發言人)

  • 朱震:完全沒意識到「問題」,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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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認為事情到了自己頭上,要自己動起來,不能只是等人幫。攝影 / 黃耀徵

我自己對公共議題的啓蒙來自於高中加入辯論社,接觸到很多議題,很多政策性的題目、價值探討、法律比較。但以前對社會議題就是關心跟「鍵盤支持」,實際上的組織能力、運動經驗,這是第一次。

畢竟反核、大埔強拆等事件,離我都有一段距離,課綱卻是很直接影響到我。記得有一個牧師馬丁・尼莫拉這樣說,「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對啊,事情都到了自己頭上,我還不下去反抗,真的沒有人會幫我了。我才會在升高三的暑假投入這件事。

我爸、媽其實不支持,但是尊重。對我的擔心都是安全顧慮,或是怕功課跟不上。我爸是外省人,是會含淚支持國民黨的那種人,但我也很尊重,因為我知道他的外省情結其來有自。就像我面臨那些一看到我們就拚命抹綠、抹藍、抹黃的黨工,雖然很失望,也不會想改變他們,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脈絡。

整個行動一路以來,就是被「罵」出來的,到處被罵,做什麼都被罵。這個圈子什麼人都有,很多意見,我們都是從罵聲中得到建議,多聽多學,畢竟我們沒有人教啊。雖然有經驗的人願意幫忙,但我們還是希望保持主體性,我們自己避免、幫助我們的人也會避免「下指導棋」。

反課綱在高中生的圈子裡面算是少數。對於課綱的想法,有人經過解釋之後可以理解,有人是沒機會聽、不想聽、或沒時間聽,覺得課綱沒什麼好反的,或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有問題」。但這不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嗎?你完全認同了政府給你洗腦的內容。

而談到行動,人又更少了,畢竟抗議很難、很累,暑假可以出去玩,升高三還要準備考試,誰想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我雖然沒有去參加三一八,但它的確影響到很多事情。為什麼學生要衝進去?表示政府給的、跟實際上我們面臨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一直以來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要和平理性、有效溝通,你遵守了,卻什麼事情都改變不了,這是第一個、也是最大的衝擊。

反黑箱課綱運動難以推動,大概就是因為我們是高中生,大家有刻板印象。所以,一開始我們就做好心理建設了,政策可能很難被改變,但至少將這次的運動定義為這個世代的啓蒙運動。

像太陽花這樣大的社運,只有一場絕對不夠,它或許使得關心社會議題的年齡降到大學,但若沒有持續下去,這些人長大了,年齡就會慢慢往上提。我們必須不斷地讓每一個世代能更早接觸到這些事,更早有獨立思考的思辨精神,像是一個源頭活水,為社會運動培養源源不絕的能量。(建國中學三年級/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 總召)

  • 游騰傑:引起注意思考,開學後希望更多人自主行動

其實早在教育部潑漆行動之後,由於組織內部的爭議,我已經退出反黑箱課綱行動的決策圈,但還是會去幫忙。尤其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臨時接到他們要行動的通知,想到參與的夥伴都不太有經驗,才跟著去,想保護他們。

本來沒人預期進得去教育部,更遑論是部長室。而我們在二樓的部長室看著一樓的夥伴被抓,大家情緒都很激動。警察快速地抓人,把夥伴壓在地板上、推到牆壁上,直接往外送。眼睜睜看到他們被抓,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感到非常無力。之前說好,衝就是一起衝,也不太害怕,但現在他們卻沒有辦法上來。

大概四十分鐘後,警察就攻堅了。之後在保大,二十幾個人待在一個圈圈裡面,做什麼都要跟警察報備,時時被監控著。律師來了之後我們才能用手機。

在裡面很累,也很無聊。有人很緊張、很慌張、有人在哭,他們相對比較信任我,我只能自嘲、說些玩笑話化解緊張的氣氛,嘗試安撫大家的心情。但其實我自己也不太好。看著大家受到很大的衝擊,卻無能為力,想要暫時休息一下,閉上眼睛還是感受到強光、耳朵仍聽到警方說話。

交保之後,媒體採訪完,我到旁邊開始大哭。大部分是因為環境壓力,十五個小時都在密閉空間裡,有強烈的壓迫感。而且當時三條案子直接在我身上,以後一個禮拜可能要出三次庭,如果我要去南部唸書的話,乾脆休學算了。

他們會決定衝這一次,是因為當天晚上在師大附中的座談會,還是覺得教育部的態度非常敷衍。另一部分是因為時間的緊迫,八月一日就是法定的新課綱上路時間,倘若我們還是繼續在體制內行動,無法擴大影響層面。希望能引起注意,讓大家思考,在開學的時候引起更多人自主行動。

我自己在社運的啓蒙很早,陳雲林來台灣的那一次,朋友問我要不要上街抗議。我爸也說「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也好」,就是那一次機緣促成進入社會運動這個圈子。爸媽一直很挺我,小時候很少看卡通,都跟著父母看新聞。是從參與變成組織者之後,他們才有點開始擔心,怕我遭到政治追殺。

國三的時候懵懵懂懂,只有準備升學、考試,對「台灣」沒有什麼太大認知。我一直覺得社會運動只是少數人的聲音,後來自己跳進來才發現,社會運動之所以會變成少數,是因為多數人的漠不關心。

關注課綱議題已經三年了,從十二年國教推動開始,我就是其中一員。我會這麼在意課綱,是因為教育體制就是造就現在升學主義的禍根。學生要讀什麼,並不是重點,而是為了升學、為了考試,學生讀書就只會死背。所以國族意識不夠的時候,學生對台灣的認知就不夠。

升學主義很難改變,只能嘗試改變他們要灌輸給我們的內容,至少不要讓台灣主體意識在內容裡面被忽視、被減少。這不只是課綱的問題,還牽涉到教育環境的問題,我們能不能不要以升學為導向,而去注意孩子到底讀了什麼內容?而不是只關注孩子考幾分?(龍潭高中應屆畢業生/反黑箱課綱行動參與者)

< 完整內容請見新新聞 1482 期>

(本文為合作媒體《新新聞授權轉載,原文標題「那一晚,我們衝進了教育部……」反課綱學生談行動的心路歷程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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