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二○○九年在《QS 亞洲大學排名》不過第十,去年躍升冠軍, 關鍵說穿了,就是重金攬才、給予足夠的資源,以及大學鬆綁。 新加坡這一套積極手法,台灣該學嗎?能學嗎?

新加坡與台灣同為小國,兩國經濟實力也曾在伯仲之間,但兩國高等教育卻在近十年走向分岔路口。以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台灣大學相較,新加坡名次不斷往前爬,而台灣則還在百大附近起伏不定。

以《QS 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來看,新加坡國立大學分別從二○一○年的三十一名、三十四名到一四年的二十二名、二十五名,台大卻始終無緣前五十名。

去年新加坡國大在《QS 亞洲大學排名》,更從○九年的第十名一躍攻占排行榜冠軍,在亞洲大學中排名第一。

現於澳洲塔斯馬尼亞大學任教的杜本麟,曾先後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大任教,他根據多年在海外任教的經驗直言:「各國都在做指標性大學,尤其在亞洲很明顯。台灣學校絕對有進步,但是相對其他亞洲國家,進步幅度沒有比人家大,就是退步。」

殘酷擂台逼出實力
目標明確、待遇敢給 老師績效壓力大

新加坡國大校長陳祝全也認為,亞洲大學在資源投入與研究成果的增加,使未來亞洲高校的排名將快速上升。不過,這番競爭到前二十名時會越來越難,因為前二十名皆屬成名已久的世界級大學,教授與學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也因此,新加坡國大的進展更顯難得。

「這要歸於幾個因素:一流的人才、打造讓教職員與學生都能發揮才能的環境、政府支持,還有二○○六年的法人化,讓國大在治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權,」陳祝全這麼說。法人化讓董事會享有更大權責,例如以往政府編列的預算受限於法規,都得想辦法花掉,法人化後就變得精打細算;同時掌握更大的人事權,如果表現不好,即使是校長也得下台。

問及頂尖大學的必備條件,陳祝全的首要回答就是人才,「任何一所大學要朝環球卓越指標邁進,必得先建立起一支陣容龐大且實力雄厚的教學人員、學生團隊。」

曾受新加坡國大重金禮聘的優秀人才,包括成功複製桃莉羊的艾倫.柯爾曼(Alan Coleman)、量子信息科學的權威之一、牛津大學教授阿圖爾.艾可特(Artur Ekert)等,這些頂尖教授到該校建立研究團隊,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前往新加坡。他們對於學生的指導激勵與新加坡國大名氣的提升,造成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

杜本麟就說:「新加坡的平台很好,但也很殘酷,能存活下來的教師也不多,資源都要靠自己爭取。新加坡的目標相當明確,它今天設定的目標是世界前三十名學校,它的要求比照世界前三十名左右的學校,那些教授做什麼?在什麼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老師的績效指標就是這些。達不到就要請你走路。」

相對的,新加坡大學也提供比擬前三十名學校的給薪和研究環境。甚至這幾年,新加坡國大已經不再看別人做什麼了,「新加坡國大現在問的是,『你現在做什麼研究是可以讓別人來學的?』」杜本麟說。

新加坡國大的戰略目標很明確,陳祝全說:「要成為一所立足亞洲的世界級領先大學!」,世界級的概念要具體化,就是落實國際化。

新加坡國大除了向全世界招募頂尖的教師人才,也致力讓學生與國際接軌,「迄今,國大本科生當中,約七成至少有過一次海外教育學習體驗。

跨國合作拉高視野
人才移動便利 全球化不只是口號

世界級的含意,也意味著國大不能僅是新加坡國內的一所大學,必須是全球頂尖學府的門戶與橋樑,「國大與世界多所重點大學建立夥伴關係,共同開辦的聯合、雙學位及學位學程達七十項,包括杜克—國大醫學研究生院、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等等,在矽谷、紐約、斯德哥爾摩等處設立國大海外學院。」

新加坡國大成功國際化而創造人才的磁吸效應,但台灣在鋪天蓋地的國際化大浪下,卻是節節敗退,止不住人才外流。說穿了,新加坡國大脫穎而出,靠的不外是人才、資源與自主權,但這些,台灣能學嗎?若再不學,趕不上全球化的潮流,過去我們引以為傲的優秀均質人才,也會一步步失去。

(轉載自合作夥伴《今周刊》,原文標題:法人化、搶頂尖人才 新加坡 5 年變亞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