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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相安倍晉三走訪中東之際,伊斯蘭國突然公佈的人質影像撼動了日本原有的計畫。原本用來支持打擊伊斯蘭國的 2 億資金,這數字也成為伊斯蘭國用來喊價的籌碼。往日讓美國、歐洲等國傷透腦筋的囚徒困境,如今也成為安倍政府手中的燙手山芋。

為何遠在天邊的日本會成為伊斯蘭國下手的對象?又為什麼伊斯蘭國選擇在安倍出訪時流出一系列的要脅?他們的目的是什麼?這篇文章就這出發,藉由回顧日本的中東政策走向,來瞭解日本在阿拉伯世界扮演的角色,進而一窺伊斯蘭國以日本人質作為威脅之目的。

  • 戰後初期的中東政策

回顧歷史,在二戰後,日本在國際政治上基本上扮演美國的支持者,中東議題上也不例外。然而,自古以來日本就是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在 60 至 70 年代,日本所仰賴低價石油的進口約有 80% 來自中東國家出產。儘管如此,在簽訂舊金山合約與中東國家關係正常化後,日本並沒有積極與這些石油出產國保持緊密合作關係。在戰後初期,因美國老大哥掌控局面情況下,石油低廉的價格(約莫在 1.5-2.0 美元之間)讓日本享受了高經濟成長,直至 1968 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第一次的石油危機讓日本嚐到了苦果,也開始扭轉了它對於中東國家的態度。以阿之間的衝突,不僅影響了美歐等支持以色列的國家面臨石油價格高漲的問題,日本等親美國家也牽連受到波及。這場石油戰爭,讓日本重新思考其外交政策,單單依附於美國指導可能會持續惡化日本國內的經濟。因此,重新與中東等國交好,進而尋求解除石油管制,以降低日本國內經濟恐慌就成為日本在 70 年代後的中東政策。

更具體的,從聯合國安理會表決來看,日本從石油危機後的確不同於過去親美的態度。在戰後初期曾大力擁護美國,例如支持 1958 年美國出兵黎巴嫩、1967 第三次中東戰爭投下偏袒以色列的決議案。在危機爆發後,日本轉而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態度顯而易見,在 1973 的聯合國會議上要求以色列從 1967 佔領的地區撤軍,同時也公開表達對巴勒斯坦人權的支持。由田中內閣所主導的改變,可以說是日本中東政策的第一個轉捩點。

從 70 至 80 年代,日本開始投入大量的開發援助到中東國家。直接投資和持續增長的貿易額都是進一步體現日本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的深化,諸如貸款伊拉克 20 億美金以石油償還,抑或是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後兩邊的貿易額增長,日本出口增加 17 倍,進口 7.5 倍都再再顯示了日本主導以經濟取向的交往方式。

  • 戰後中期的中東政策

誠然,與阿拉伯世界的蜜月期並不如同童話故事一般長久,日本在中東扮演經濟合作夥伴的關係很快就因為局勢不穩而改變。美蘇抗衡的情況下導致了中東政局瞬息萬變,除了 1979 的伊朗革命發生 (文章參考連結),和同年 11 月美國使館的人質事件,皆讓美國合理化以強硬手段介入。

如同上述所提及,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上,美國依然有很重要的影響力。在波斯灣戰爭的壓力下,美國要求日本除了在經濟援助上支持美國,更要求它公開支持。當日本隨著美國在伊朗人質的立場逐漸轉硬,在 1980 年對伊朗採取一連串的制裁措施,一直到釋放人質後才予以解除,這些舉動也開始導致阿拉伯等對於日本的不滿。

從此後,過去的親阿拉伯策略又倒回中立態勢,在經濟上雖然繼續保持與各國的合作,在重要政治議題上卻很難再如同過去一般偏頗任何一方。為了兼顧自身利益、美方態度和中東國家的支持,日本在二十一世紀必須走向第三條路。

  • 小結

日本在中東政策上的轉變,除了代表日本消長的國際實力之外,也同時影響阿拉伯世界對於日本的態度。

從角色上的轉變來看,日本在 50 年代在中東問題上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本上是跟隨美國指令聽命辦事。然而隨著仰賴中東石油的進口,日本逐漸認知到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開始以經濟導向作為出發,除了確保石油的產量和進口,也慢慢開始雙方的貿易基礎。阿拉伯世界對日本友善的態度也予以回應,雙方對於經濟合作上並沒有太大的疑義。

隨著中東政局的動盪,美國開始干預、制裁和交涉後,日本認知到經濟交流不足以保證區域安全和石油穩定,開始施以兩手政策,援助美方戰爭所需的同時,也人道援助了阿拉伯世界,試圖扮演這場混亂中的中立者。

舉例來說,雖然日本對於波斯灣戰爭的援助高達 130 億美元,但同樣也對伊拉克周邊國家等國給與 20 億的支持。在 90 年代的以巴衝突上,由村山富市首相所開啟的平衡外交更堅守了日本自身的地位,成功的在中東事務上扮演一個協調者、中立者。

但這一切努力,也因為日本因美國壓力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制裁和軍援毀於一旦。儘管從 95 年以來日本努力在以巴問題上扮演重要協調者的角色,但 2001 年支持美國出兵阿富汗,和 2003 年出兵伊拉克更成為最後壓死駱駝的一根稻草,阿拉伯世界對於日本有著更多的不滿,而這也讓伊斯蘭國有足夠的理由瞄上日本做更多的恐怖宣傳。

  • ISIS 的人質策略

為何選擇日本?

日本一直以來投入大量的資金援助中東等發展中國家,龐大的經濟體意味著巨大的財富。根據紐約時報的統計,伊斯蘭國百分之二十的收入來自於跟各國的勒索,儘管歐美等國在檯面上說出,面對恐怖主義絕不退縮等言詞,但往往在私底下透過第三世界管道支付贖款。因此,選擇日本人質,金錢當然為所要的第一考量

再者,從 1995 年開始日本逐漸尋求自己的第三條路。除了在以巴事件上扮演協調者,更積極在全球拉攏各國爭取影響力,企圖在可能的未來當聯合國擴展常任理事國時,能藉由這些國家的支持擠身入列。

尋求國際影響力,勢必得對重要事件發聲而此也讓日本付出相同代價。最近的查理週刊事件,日本不僅僅派遣外相出訪法國聲援,安倍也在中東旅程承諾全力支持歐美來打擊恐怖主義。這一切挑釁舉動,讓伊斯蘭國合理將日本視為美國共謀,批評伊斯蘭的結果可能就成為真正的導火索。

截至 28 日為止,用兩億美金贖金換回湯川的可能性已經被抹煞。伊斯蘭國開出用薩吉達‧里沙維(Sajida al-Rishawi)贖回後藤健二代表的意義顯然不同於純然金錢上的考量。

屬於基地組織的里沙維,在 2005 年嘗試用自殺炸彈襲擊位於約旦首都諸多酒店(君悅酒店、拉迪森酒店和戴斯酒店)失敗後淪為階下囚。如果能成功以日本人質交換里沙維,那伊斯蘭國可能將其基地組織成員一同整合,藉由她來吸引更多極端基本教義份子壯大自身實力。

如果不能,此人質策略勢必也讓歐美日等國在面對伊斯蘭國問題上產生不一致。日本國內聲援後藤聲勢之高,勢必讓安倍採取更積極的角色以爭取人質的安全,這也讓美日在援救人質議題上有著分歧。

日本人質事件發展至今,已經演變成更為複雜的局面。一月底由約旦政府開啟與伊斯蘭國的對話,皆是考量約旦飛行員的安全為主,日本如何斡旋,如何從中確保後藤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然而,在台灣時間 2 月 1 日流出的斬首影片已被證實,也讓我們理解恐怖主義行為下的非理性和不可預知性。

此事件涉及層面涵蓋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同時也值得我們思考接下來美日關係會如何發展。安倍政府的進退兩難,更加體現了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激進基本教義派等極端份子的無力。

而台灣呢?

如果今天是台灣國際記者成為人質,我們又會如何因應呢?

上次的廣大興事件也許讓我們反思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寄望政府能籌備相關因應的措施,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文章來源: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圖片來源:Cyril Bèle,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