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過一句著名的話,認為到了六十歲,君子應該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譯注:作者在此有誤,子曰:六十而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慈禧太后到了六十多歲,似乎變成從心所欲的高手了,而踰不踰矩則是另回事。至於精神寄託方面,她不仰仗泛道德的儒家思想,而奉行講究儀式的佛教。她篤信宗教還滋長了自己的虛榮。她愛拍照,多幀顆粒粗大的黑白照片捕捉下她打扮成觀音菩薩,簇擁在她周遭的宦官們也都穿上僧袍。
有一次,慈禧向她的女官兼外語通譯德齡說:「我不高興的時候就會扮觀音,所以衣服也是現成的,每次我扮了觀音,我就想我是觀音啊,要以慈悲為懷,這樣就舒服一些。等照了觀音像之後,我就可以時時拿出來看看,告訴自己,我是觀音,要大慈大悲。」(譯註:摘自德齡所著《清宮二年記》)
只是,晚清時代把慈禧太后跟「大慈大悲」美德連在一起的人,大概不會很多。即使是尊敬她的德齡,都暗示慈禧性格有幾許殘酷,「每當他們不能回答,或者是他們知道的比太后少的時候,我們總可以看出太后非常得意。」她顯然體會到陣陣抑鬱,對德齡說自己「一切失望透頂」。而她經常暴怒起來。一位清朝官員目睹她發怒,形容她火氣爆發的樣子為:雙眼「射出異光;顴骨突出,額上青筋暴露,張口露牙,彷彿脫臼。」(譯註:吳永)
一切籠罩在慈禧頭頂的烏雲,乃因她是女人,儒家認為這太不成體統。為了遵循儒家歧視女性的偏見,慈禧主持朝議,與她軍機處的大伯小叔們討論時,必須「隔簾」,她一定很好奇:若自己是鬚眉男子,宮廷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傳記家華納 (Marina Warner) 推測,慈禧會喜歡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流的「士大夫」,原因在「她生命中那些男人──她性無能的父親、縱情放蕩的丈夫、孱弱的兒子,還有幾千名圍在她身邊的宦官──都讓她渴望男人的剛健、英勇與強壯」。只是到最後,慈禧唯一可靠的模範男性只有她自己。德齡在《清宮二年記》裡寫道:「但是太后喜歡做男人,要我們都用男性稱呼她。」
在宮中,慈禧的自信因周遭人的奴膝婢顏而變強。只是她一生最後十年,為了爭取帝國民心士氣,她奮戰不已,卻難阻劣勢,而一八九八到一九○一年爆發的「拳亂」,使得大清國運一去不返。
大約與百日維新同時,華北貧窮地區心懷怨恨的農民開始以武術團體(因此才有「拳民」這個名稱)結成幫派,攻擊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那些人之所以會受到憎恨,是因為他們依托在外國傳教士的保護下,有法律及經濟特權,而傳教士又因不平等條約而享有治外法權。
拳民運動漸成氣候,很快地,武裝團體威脅的對象便不限於中國基督徒,散居鄉間的外國傳教團,甚至住北京市心使館區的外國使節,都成攻擊對象。慈禧太后面臨兩難處境,當時主管清廷「總稅務署」的愛爾蘭人赫德 (Robert Hart) 描述得很完整,「若拳民不受鎮壓,使節團(外國駐北京公使)便威脅採取行動──若是試圖鎮壓拳民,這個極為愛國的組織就會轉化為反朝廷運動。」
慈禧受政治自保的本能驅使,但同時她長久以來想為中國堆積如山的國恥復仇,所以支持拳民,這是致命的決策。她一度新生復仇的妄想,竟支持拳民攻擊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節區,這裡比鄰紫禁城,僅徒步就能抵達。誠如赫德預測,拳民團圍攻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發了毀滅性的反應,一支由八國合組的遠征軍趕來解圍。隨著夷人軍隊進逼,慈禧再度被迫離開龍椅與京師。
天下事能比專制君主喪失掌控時更怪異者,大概沒多少,慈禧逃離紫禁城時的光景也不例外,宦官、宮女突然丟下她,不願跟隨。她一度以暴君式的自憐抱怨說:「我一共有三千個太監,可是他們都跑了,我要查點都來不及。有些還當面對我無禮,把我貴重的花瓶跌在石板上打碎了。他們知道我們沒有時間去責罰他們,因為情形非常緊急,我們馬上就要動身了。」當慈禧動身、不光彩地逃難之際,看來她最終踏上了其政治上的被遺忘之途。
她那支篳路藍縷的皇家隊伍必須拂曉即行,薄暮才休,最後抵達遠在西邊的古代帝都西安。兩千年前,秦始皇在當地用殘酷的法家方法統一了中國,然後替自己營造陵墓,帶著數千個塑形完美的陶俑士兵埋進地下。
時年三十的光緒帝坐騾車趕路,而他的姨媽則擠在轎子裡,冒著酷熱,一路上顛顛晃晃。夏天的暴雨淋濕了這支西行隊伍,愈來愈多的宮僕丟下太后、皇帝,任他們聽天由命去吧,而地方官員倒是竭盡所能,妥善接待流亡朝廷。只是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想維持太多皇家排場,實在很難。
這支皇家「馬戲團」拖泥帶水地,終於抵達西安之後,慈禧形容自己下榻處「又舊又潮濕,對於身體極不適宜」。來到這兒,她終於撤消自己先前支持拳民的決定,此時呼籲鎮壓他們。如此,她背叛了自己的臣民,還被迫支持再度肆虐神聖帝都的外國軍隊。
然而,這次敗北似乎最後讓慈禧相信有必要進行激烈的改革,一九○一年元月二十九日,拖了這麼久,她以光緒之名果決地發布《變法上諭》,宣布說,「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現在慈禧也公開接受更全面地學習西方。「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積習。捨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但是,在打這場最後的改革「壕溝戰」之前,她還得在另一張條約紙上蓋上御璽,叫在北京解救使館區拳民之圍的蠻夷回家,如此她才能結束西安流亡,返回京師。又一次,她仰賴一直忠心的李鴻章出面收拾亂局,結果是《辛丑條約》簽定於一九○一年九月,結束了這場衝突,但一樣付出苛刻的賠償作為代價。清廷被迫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給勝利的八國,分三十九年給付。八國武斷設定賠款金額為每個中國人拿一兩出來,當時清朝人口估計大約四億五千萬,這真是冷酷的羞辱之舉。
一九○二年元月某一天,冬寒澟洌,慈禧慢慢地返回北京。這次有部分路段,她坐火車──是她首度體驗當時中國人口中說的「火輪車」。但她進入紫禁城,心就沉了下去。「當我看到宮中這一番景況,又是一番傷心,一切都變了!許多名貴的器皿不是被偷了便是毀了……我那天天禮拜的白玉觀音也不知被誰砍斷了手指。」
慈禧曉得,戰勝的洋兵們曾經坐在她的寶座上拍照嘲弄──最大的褻瀆。隨著那群西方來的不法之徒前來的,是修身甚嚴的何德蘭牧師 (Reverend Isaac Taylor Headland),他一八九○年便來北京教書並傳教。這位好奇的牧師趁慈禧流亡西安之便,來親眼瞧瞧紫禁城。「我進入她(慈禧)的寢宮。其他人也進來了,坐在她的榻上,請朋友替他們拍照。我可不准自己如此。我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裡,毫無遮攔,驚奇、敬佩地瞧著那張床:縟麗的刺繡床帷,從天花板掛下來,垂到地板上,黃色緞子做的床墊有十英尺長,硬枕大而渾圓,精緻的絲質床罩捲了起來,彷彿以備太后返宮。房間的對面則是磚做的炕床,跟華北尋常人家可見的一樣,那是她的宮女睡觉之處,或者坐在那裡,靜如鬼魂,等候那位統治全人類三分之一的唯一女人回來休息。」
儘管自己國家及閨房被入侵,但慈禧放下她的身段,一等回到紫禁城,馬上致力於贏取至少一些有影響力外國人的歡心。
的確,她展開類似魅力攻勢的舉措,甚至邀請外國公使的夫人們進紫禁城接受款待。例如美國公使夫人康格 (Sarah Conger),本來觀察力敏銳,最後也著了慈禧的道兒。有一幕大概是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寫的,康格夫人自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第一次覲見那位女霸王時,只看到一位上了年紀,但「明亮又快樂」的婦人,其「臉龐煥發著善意」。
一九○二年再見慈禧時,康格又對她心生同情,在一封信裡,她描述慈禧如何「雙手握著我的手,感動到不能自己。等到她能控制自己聲音時,慈禧說:『我很後悔,也為最近帶給你們的麻煩而難受。真是犯了大錯,中國此後要當外國人的朋友。那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中國將保護外國人,我們希望未來能當朋友。』」
何德蘭牧師的太太一樣中了慈禧魔咒。她說:「她(慈禧)會握住來賓的手,用最熱切的方式問道,前來宮中,路上是不是累了;夏天噓寒,冬天問暖;點心合不合我們胃口,她也會表示關心;她會用最誠懇的口氣說,大家能夠相逢,實在是神明慈悲;每個來看她的賓客,儘管以前對她懷有偏見,但都會為她這種微妙有別的關心,而對她著迷,這展現她完全有當女主人的能力。」這跟巴恪思筆下狂熱追憶似水年華的女子,簡直判若二人。何德蘭夫人說:「只要有機會,她總是很熱心,想學外國的做事方法跟制度。」
康格夫人甚至說服了慈禧嘗試一項國際公關大顛覆,讓人替她畫肖像,送到一九○四年於聖路易市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上展出。康格的朋友、肖像畫家卡爾 (Katherine Carl) 小姐花了好幾個月逗留於北京,繪製那幅油畫。可是,慈禧看到卡爾那麼傳神地捕捉到她的相貌,就要求那困惑的美國畫家在畫作上加工,把臉龐修飾年輕十來年──堪稱藝術美容手術!卡爾的畫作現收藏在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可能肖似慈禧年紀較輕時的模樣。
慈禧長壽,治國又久,到了最後十年,她終於允許政府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她對德齡說:「我的生命尚未結束,以後將要做出些什麼事來,也沒有人能料到。或許有一天我能做出一番不尋常的事來,教洋人吃驚,或者做一些跟我已經完全相反的事。」拖了那麼久,此時慈禧倒希望出力,把張之洞塑造成伊藤博文之流。張之洞此時獲命擔任「新政」的建築師,進行通盤改革;而最終,新政的目標在軍警部隊的現代化,修訂法典,起草國家憲法,另開放教育系統。
慈禧所推動的最激烈──也最令社會動盪──的改革,應該是一九○五年廢止科舉考試。一千年來,泰半的光陰裡,考選官員是看學子們對四書五經的熟稔程度,然後簡拔公職。她認為自己這一招可算是抄捷徑,開放政治系統,吸收新的血液及外國思想。
然而,這項改革卻也叫一整個世代有志當官的人、及他們的家族頓失所依。如此堅定地放棄傳統,叫各地方鄉紳階級的保守派都反彈了。一位有志當官的不滿士子寫道:「此舉只為富強,彼等全然不復談及綱常。此制全旨在強國傷民,方方面面涉及使用夷學,改變中國。悲夫。」延宕那麼久,慈禧只用一招改革,就重重損害朝廷對中國菁英階級的掌控力。
慈禧廢止科舉同時,也讓新政的改革者為朝廷拉拉臉皮,修訂法典,把傳統的六部重新組織成各部門,冠上現代名稱如外務、郵政及通訊及商業等等。雖然落後許久,她也學明治天皇,成立「憲政編查館」,派官方的五大臣考察團出國,研究外國憲政模式。五大臣返國,一九○六年七月向慈禧作簡報,另公布他們的見解,中心結論為,「其他國家變得富強的真正原因,在它們有憲法,公決而定〔要務〕。君民一體,無法分割。」換句話說,整個儒家政治體系的「中體」必須變更。
然而,當負責落實憲政考察團建議的立憲小組成立時,他們判斷認為:中國人需要一段「籌備時期」方能自治,為期至少十到十五年。從威權統治到憲政政府之間,需經一個過渡時期這一誘人念頭,在二十世紀的其他時光也頻頻閃爍,讓自治高掛天邊,可以看卻搆不著。
同時,反滿情緒已開始爆發,以撕裂舊有的方式,浮現到公共生活表面。畢竟,滿人是外來者、少數異族,卻主宰了占絕大多數的漢族中國人;漢人仍受制於滿人風俗,如法律強迫男子必須剃髮留辮等等。
一九○三年,一個住在上海外國租界的十八歲中國人出版了叛逆的小冊子《革命軍》,他主張,中國麻煩的根源,實在慈禧及她的滿人同胞。年輕的作者鄒容寫道:「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爾,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爾。於我漢人無與焉。」換句話說,富強必須由漢人跟全國整體共享。鄒容的主張令讀者像被電到了。
一九○七年,慈禧日益孤立,而被憎恨的滿洲朝廷再次發生震盪,一名漢人愛國志士刺殺了滿洲人安徽巡撫。慈禧焦急地想化解所有這些升高之中的種族緊張──舉例來說,取消滿漢通婚禁令。但隨著中國人愈發偏好更激進的方案以化解國家頹勢,而且也開始把一切病弱歸咎於滿人朝廷,因此,民族仇恨如脫韁野馬,愈來愈強。
除了身邊那一群人,幾乎人人都認定慈禧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全部差錯,尤其是,她還固執地堅持在她心愛的新夏宮裡,進行另一項昂貴的重建計畫;跟一八六○年的圓明園一樣,一九○○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拳後,頤和園遭外國人洗劫破壞。
她認同時代在變,一九○三年下令裝電燈,接下來則是中國第一條電話線,用來連接北京西北郊的頤和園跟紫禁城。而且慈禧變了,愛上拍照,拍了很多張相片,供個人及政治目的使用。但這些僅是現代性的外表裝飾品,而非廣及全國的、真正的、尚未完成的各項現代性計畫,這導致中國持續落後給世上其他地方。
一九○八年秋天,慈禧過世了,比她的外甥晚一天。二○○八年,刑事鑑定科學家指出,依據光緒屍身的檢驗結果,他是死於急性砷中毒,於是懷疑慈禧指示人毒死他的說法又甚囂塵上,但她是否有參與依然只能推測。她自己的出殯行列及下葬計畫,倒是做得貼切她的身份而風光。
一九○九年十一月,文武百官、喇嘛、滿洲官兵、騎駱駝的蒙古人,還有忠心的宦官們由紫禁城出發,以八十四人扛著她的靈柩,走了四天,抵達北京以北的清代皇家陵園。慈禧跟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一樣,花了十年以上精心制定計畫,以便下葬到豪華陵墓。她擺明了不忌諱開支過度,奢華地置辦玉器、金銀香爐等華麗的陪葬飾品,以便陰間有伴,估計花了八百萬兩銀子。
只是,就算花這麼多錢蓋的皇陵也保護不了她的屍身。隨著中國接下來陷入混亂,盜墓賊一九二八年破壞她的棺槨,能帶走的全部竊取,過程中還作踐她的屍身。後來滿洲人成立小組,修好陵墓,設法復原她的屍體,他們在報告中寫道:「吾人輕輕翻轉御體,令其仰躺,見面容慘白,雙眼深陷如窟窿,下唇有受損跡象。」很像李鴻章在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時,慈禧即使死了,也未能「保住顏面」。
自一八六一年起,慈禧藉著在自強派、文化保守派及清流鷹派之間不斷遊走,從而維繫了清政權。只是在此過程中,她牽制住了中國,沒能落實中央集權下的現代化政策,而那是明治日本成功轉型的關鍵。
她的最後失敗,讓許多重要思想家深信: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更深入、廣泛的救方。這種體會剛萌芽時,翻譯家兼社會哲學家嚴復最能掌握他那世代人的絕望、迷惘。他悲哀地寫道:「此(自強改革)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為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譯註:嚴復《原強》。)嚴復再說:「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譯註:嚴復《論世變之亟》。)
僅在慈禧死後三年,上天回應了政治改革激進派的禱告。清朝終於崩潰,而共和國宣布取而代之。由帝制中國轉型到共和中國,打開了一個令人設想如何達成富強、取得尊敬的新空間。只是,這場以共和之名的政治實驗,就以它想解決嚴復所稱的「勝古」的問題而言,依舊失敗得轟轟烈烈。
(文:八旗《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圖片來源:鳳凰網、49 年前,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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