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導讀:如果你跟我一樣關注世足賽,那你一定知道橫掃 D 組強勢晉級的黑馬「哥斯大黎加」。

哥斯大黎加在世界盃的球場上深陷「死亡之組」,在賽前原本被公認為是最好捏的「軟柿子」,但沒想到他們狂爆南美勁旅烏拉圭、再踢掉歐洲傳統強隊義大利,讓這支不管是在足球場上還是世界政經角逐中都名不見經傳的小國,瞬時大放異彩,全世界的人都為他們的表現喝采。

哥斯大黎加教練 Pinto 在接受採訪時難掩欣喜之情:「對於哥斯大黎加來說,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

不過走出球場,反觀哥斯大黎加國內經濟,一系列改革促進了哥斯大黎加的經濟自由,但經濟轉型中的這些自由化措施卻未能改善貧困線下哥斯大黎加人的生活水準,甚至還使收入不平等不斷擴大。

本文選自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lletin 專案」,發表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卡托研究所是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智庫。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馬翼/譯】

就像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一樣,哥斯大黎加在 1980 年代早期也遭受了幾十年不遇的經濟危機。全國經濟在 1980 到 1982 年間縮水了 9.4%。平均通貨膨脹率在 1982 年達到了 90.1%。短短兩年間,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就驟增了 20%,上升到了 54%。

造成這場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進口替代模式」 —— 一個旨在用國內產品來取代工業進口的貿易保護主義政權 —— 已經走到了盡頭。多年以來,這一模式都在鼓勵創辦大量毫無效率的國有企業。然而這些國有企業卻給政府帶來了越來越重的負擔。到 1980 年時,對這些國有企業的公共支出總額就占了 GDP 的 54%。

在國際貿易方面,哥斯大黎加也面臨著很嚴峻的形式。石油價格飛漲,但是出口產品(主要是咖啡、糖、牛肉,以及香蕉)的價格卻大跌。

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枯竭,經常帳目赤字在 1980 年上升到了 GDP 的 12.6%。此外,當時的總統 Rodrigo Carazo(1978-1982)決定尋求外國資金的幫助來維持固定匯率。

在他在任期間,哥斯大黎加的外債翻了四倍。然而,國際利率的上漲更加惡化了這一形勢,使得政府借貸的成本大大增加。Carazo 不僅沒有削減公共支出,擺脫沉重的國有企業,反而是通過印鈔票來應對岌岌可危的政府財政。最終,政府被迫將貨幣貶值。通脹於是飛漲,從而使得成百上千的哥斯大黎加人陷入貧困

  • 努力改善經濟狀況,哥斯大黎加成為拉美發展最快國家之一

哥斯大黎加的進口替代模式自 1960 年代就開始執行。Rodrigo Carazo 之後的政府則開始進行改革,旨在將哥斯大黎加的進口替代模式轉換到出口導向模式。

改革政策中的一項是在哥斯大黎加科朗幣每天小幅貶值的基礎上,引入了爬行釘住匯率制(crawling peg exchange rate regime)。最初的目標是要通過穩定實際匯率,來給出口商的投資提供更大的確定性。然而自 1999 年以來,雖然爬行釘住匯率制極大地提高了出口行業的競爭力,但這是通過貨幣貶值得來的,因為這樣就能壓低出口產品的價格。爬行釘住匯率制同樣也刺激了旅遊業的發展,旅遊業已經成為哥斯大黎加最為重要的產業。

哥斯大黎加在 1990 年代繼續推進改革:它建立起了自由貿易區 —— 公司在那裡可以享受免稅的政策,只要它們的產出只是為了出口的話。多虧了以上這些以及其他的激勵,Intel 在 1997 年將哥斯大黎加作為其晶片工廠的一個目的地。不久之後,半導體和電腦附件就將取代香蕉和咖啡,成為該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在 2000 年代早期,其他的技術、製藥和服務公司也加入進來,紛紛在哥斯大黎加的自由貿易區投資。

哥斯大黎加也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進行自由貿易條約的談判,旨在為它的出口開闢新的市場。現在,該國已經與(很多國家或地區)締結了自由貿易條約,包括墨西哥、智利、秘魯、巴拿馬、中美洲共同市場(瓜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瓦)、加勒比海共同體、多明尼加共和國、美國、加拿大、中國、新加坡和歐盟。

它也將很快開始執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條約,包括哥倫比亞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挪威、冰島、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在這些改革實施之後,出口產品的 GDP 比重從 1985 年的 27% 上升到了 2007 年—— 全球金融危機的前一年 ——的 49%。(這一資料在金融危機後有了明顯下降,在 2012 年時為 GDP 的 37%。)

從 1880 年代的末期到 1990 年代,哥斯大黎加的經濟也經歷了明顯的結構性改革:大部分的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雖然政府仍然在(一些領域)保持壟斷地位,包括電力、電子通訊、石油的提煉和運輸、保險以及酒精生產

私有銀行能夠運作活期存款帳戶(checking accounts),不過政府仍然控制著四個最大的銀行。很多消費品的關稅都被取消了或者是大大減少了:在 1985 年的平均關稅稅率是 55%,但是到了 2000 年就只是 5.4% 了,並且一直到了今天都還是如此。

這些改革都大大促進了哥斯大黎加的經濟自由。在 Fraser Institute 的《世界經濟自由》報告上,哥斯大黎加從 1985 年的第 62 位(總共 109 個國家)上升到了 2005 年的第 23 位(總共 123 個國家)。自 1987 年以來,該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 4.7%,是拉丁美洲最快的國家之一。

  • 哥斯大黎加所採取的經濟模式造成了哪些社會代價?

儘管有了傲人的經濟自由化和健康的經濟增長率,哥斯大黎加卻未能在過去的 20 年間明顯地降低貧困率。

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家庭比重在 1990 年代早期曾下降到了 20%,但是自那以後就基本保持穩定,僅有一些上下波動。2013 年的貧困率是 20.7%(見圖 1)。令人不安的是,不平等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使得哥斯大黎加成了自 2000 年之後不平等增加的僅有的三個拉美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經濟委員會(ECLAC)的資料顯示,哥斯大黎加的基尼係數(一個測量不平等的係數)從 2000 年的 0.47 上升到了 2011 年的 0.50。

圖 1 哥斯大黎加人均 GDP(PPP)和貧困線下人口(1987-2013)

儘管哥斯大黎加有大量的項目來應對貧困,但是它在社會指標上的表現卻非常糟糕。比如,政府 2010 年就在 44 個解決貧困的專案中支出了 GDP 的 2.2%,這一資料還不包括其他大型的政府津貼專案,比如社會保險和政府提供的醫療保險。

根據 ECLAC,以 GDP 比重來看,哥斯大黎加的社會支出在拉丁美洲中是最高的之一。因此這一經濟模式是有問題的,雖然它產生了強勁的經濟增長,但是卻不能降低貧困率。

事實上,哥斯大黎加的經濟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種重商主義的制度,從而極度偏向於經濟中的某些特定領域。只要看看三個重要的經濟政策,這一點就很清楚了。

[dropcaps] 1. [/dropcaps] 貨幣政策

從 1987 年到 2006 年末,哥斯大黎加的中央銀行(BCCR)都採用了爬行釘住匯率制。

其聲稱的目標是要給對外經濟部門(出口、旅遊)提供更大的匯率確定性。在這將近 20 年的時間裡,哥斯大黎加經歷了年均 14.9% 的高通脹率。造成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這一高通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 1980 年代早期清算了一批虧損的國有企業。中央銀行將從這些國企繼承的巨額債務貨幣化了。

雖然在爬行釘住匯率制的前 12 年中,中央銀行有效地穩定了真實匯率,但是到了 1999 年時就有證據顯示,中央銀行的干預導致了很大程度的貨幣貶值,這樣來給對外經濟部門很強的競爭力。自從中央銀行通過印新鈔票來使貨幣貶值後,這就給通貨膨脹火上澆油。由此,持有科朗的普通公民為高通脹所折磨,但諸如出口商、旅遊業、私人銀行卻將收入和資產兌換成美元。

正是爬行釘住匯率制將從前者(平民)剝削的資金化作了後者(企業、富人)的補貼

中央銀行在 2006 年 12 月採取了一種的新的匯率制。其中,美元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浮動。然而,自那以後 ——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曾有短暫的緩解 —— 美元就一直觸到了底部,即 1 美元 500 科朗,從而迫使中央銀行不斷地干預匯率市場以穩定這一匯率。

但是中央銀行的方式是用新印的科朗來購買美元。自 2006 年 12 月後,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淨值已經增加了 134%,現在已經是 730 億美元。這對通貨膨脹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因為新印刷的科朗進入市場後稀釋了原本流通科朗的價值,從而抬升價格。結果,雖然在採用匯率浮動帶(band)後通脹水準已經有所下降,但是通脹率在 2007 年後仍然高達年均 7%。

美元對科朗的匯率一直觸到底部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的一個原因,肯定是由於美國聯準會的貨幣刺激計畫給新興市場所帶來的大量美元。但是在沒有聯準會貨幣刺激的情況下,匯率均衡也可能在 500 科朗的界限之下。不管在何種情況下,中央銀行都希望維持「有競爭力的」匯率來使得經濟對外部門獲益,即使對匯率市場的持續干涉會引起更大的通脹壓力。

在《哥斯大黎加民族報》一次偷拍的訪談中,中央銀行的主席 Rodrigo Bolaños 公開承認了一點,即過去 30 年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對出口商和其他集團的巨額補貼。

由於對窮人的打擊最大,因此通脹是最為累退的稅收。不像那些社會高層和中層的人一樣,可以通過持有資產或把儲蓄換成外國貨幣來更有效地在通脹中保護自己,窮人往往不能持有資產或大量的儲蓄。因此,他們不能從通脹下保護他們以科朗計價的收入(工資、養老金或其他)

誠然,哥斯大黎加過去 30 年的貨幣政策是在高通脹的代價之下來補貼形勢好的經濟部門。

[dropcaps] 2. [/dropcaps] 農業保護主義

之前已經提到過,哥斯大黎加的經濟在 1990 年代早期大幅削減了很多消費品的關稅,從而開放了其進口。不過,該國在很多關鍵性的農業產品上都保持了很高的關稅,比如牛奶(65%)、稻米(35%)、雞肉(40-150%)、大豆(15-30%)、豬肉(35%)、馬鈴薯(45%)以及洋蔥(15%)。

在協商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哥斯大黎加政府成功地為這些產品獲得了長時間的關稅規避期(phase-out periods),或者甚至是直接的禁止進口。不巧的是,消費這些產品的正是最貧困的那一部分人群

農業保護主義對於窮人的影響是深刻的

哥斯大黎加的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在 1998 年的研究中指出,農業保護主義減少了該國 7 萬個最窮困家庭 41% 的收入。2002 年的另一份研究發現,農業保護主義對最貧困的 20% 的人的收入造成了 17.5% 的負擔。自從這些研究發佈之後,窮人的處境並沒有得到改善。

查看一下哥斯大黎加最貧困的 20% 的人的人均收入可以發現,一個基本食物籃的成本(basic food basket)——這是由國家統計局估計的——仍然佔據著他們人均收入很大的一部分。

表 1,哥斯大黎加最貧困人口的每月基本食品消費與人均月收入比例

儘管官方聲稱是保護了小農,但事實上哥斯大黎加的農業保護主義大多是對大生產者有利,比如 Dos Pinos 合作社。這個合作社簡直是一頭巨獸,它向美國甚至中國出口乳製品,然而在國內卻沒有面臨競爭。同時,目前由 Cargill 所擁有的 Pipasa 公司,也掌握了國內家禽市場的絕大部分。

稻米的例子尤其能說明問題。

該國所有的稻米生產商都隸屬于政府建立的卡特爾:Corporación Arrocera(Conarroz)。從法律上來看, Conarroz 是唯一一個允許進口免稅稻米的私有實體。

此外,在私有領域所生產的產品當中,稻米是唯一一個仍然受制於價格控制的產品。由於國內的稻米產量往往只夠全國半年的消費量,因此 Conarroz 可以從國際上以低價購買稻米,免稅進口,並且在國內市場上又以和自己生產的稻米同樣的、固定的價格出售。

根據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FAO)的月度調查,哥斯大黎加在 2013 年 11 月時,擁有世界上第三高的稻米價格。高價稻米所獲得收入,是根據每個生產者每年的產量在 Conarroz 成員中分配,而不是將剩餘轉交給消費者。哥斯大黎加有超過 1000 個的稻米生產商,但是 100 個大型生產商就佔據了全國產量的 70%。它們才是當下保護主義政策的主要獲益者。

由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所主持的一次研究顯示,在 2001 年到 2005 年期間,哥斯大黎加稻米市場的保護主義每年從消費者向稻米廠商和企業直接轉移了將近 4900 萬美元。自那以後,這種補貼的數額幾乎又翻了一番,並且在 2012 年達到了 1 億 400 萬美元。

一個研究顯示,最貧困的人受到的損害最大:

最貧困的那 1/5 的人要支出家庭人均收入的 7.9% 來購買稻米,但是最富有的那 1/5 的人卻只需要支出 0.6%。

與貨幣政策一樣,農業保護主義也是高度累退的。由於過去十年中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的緣故,大多數的農業保護主義將會被淘汰,但是這一規避期卻長達 20 年。在此期間,哥斯大黎加最貧困的家庭將繼續支出他們收入的一大部分,來購買價格不菲的主食。

[dropcaps] 3. [/dropcaps] 監管和稅收政策

雖然哥斯大黎加政府給跨國公司提供了稅收激勵和監管激勵,但是它卻用高稅收和極有害的監管措施來壓制本地企業的發展。

在世界銀行《做生意》—— 測量不同經濟體的商業監管成本和稅收成本 —— 的報告中,哥斯大黎加排在了 102 位(總共 189 個經濟體)。當地一個普通企業的總稅率(包括勞動力、收入、以及其他稅收)高達其收入的 55.3%。相較之下,拉丁美洲的平均水準仍然高達 47.3%,而世界經濟與發展合作組織的平均水準是 41.3%。

此外,政府最近幾年通過債務融資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赤字,而這就將私有企業擠出了信貸市場。公共部門的債務從 2008 年 GDP 的 39%,一直上升到 2013 年 11 月的將近 54%。2013 年在公共部門的財政赤字估計是 GDP 的 5.8%,而這將預計會在 2014 年達到 6.6%。對於哥斯大黎加的私有企業來說,這將只會意味著更高的利率而已。

從哥斯大黎加的競爭力指數也可以窺見企業環境的惡劣程度。世界經濟論壇的《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哥斯大黎加很不錯地排在了第 54 名(總共 148 個國家)。但是,在特別的「政府監管負擔」這一指標中,哥斯大黎加卻掉到了第 94 位。

事實上,根據這一報告可以得知,在哥斯大黎加做生意所遇到的最大困難是:

1) 政府官僚的無效率
2) 融資管道的缺乏
3) 稅收和勞動監管的無比繁重
4) 基礎設施的無比糟糕

許多的哥斯大黎加人都無法承受政府監管和稅收的沉重負擔,因而他們轉而尋求非正式的工作。

最新的資料顯示,該國 33.6% 的勞動力都在非正式的行業工作。只要 1/3 的哥斯大黎加成年人都還在非正式的行業就職的話,那麼該國進一步減少貧窮的能力就會被大大削弱

  • 經濟的失落,造就哥斯大黎加一代人民的集體失落

其他的經濟學家指出,工人技術和教育差距的擴大,可以用來解釋哥斯大黎加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對於技術工人的需求比對非技術的勞動力需求相對要多,尤其是在經濟最活躍的領域。哥斯大黎加過去 30 年的經濟轉型導致了這一現象。

不過,對於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還有另外的解釋。由於 1980 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高中入學率 —— 自 1950 年以來一直穩步上升 —— 在 1980 到 1985 年之間顯著降低了將近 10%,因為家人讓這些青年孩子去工作而不是讀書。

高中入學率直到 1999 年後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

這就意味著,哥斯大黎加有整整一代的低技術工人在勞動力大軍之中。根據該國每年一期的《Estado de la Nación》,全國 60% 的勞動力是非技術工人(沒有念完高中的)。該報告進一步指出,創造新工作的領域需要的是技術型勞動力。因此,工資差距將會繼續擴大。

哥斯大黎加之前是國家主導型的經濟模式,而現在該國仍然在為這種模式的崩潰付出代價。

由於 1980 年代早期嚴重的經濟危機,哥斯大黎加失落的一代沒有念完他們的高中,不能追求更高的教育。過去十年中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只不過是這些失落一代的副產品。

但這一形勢卻被錯誤導向的經濟政策所進一步惡化。因為這些政策壓低收入,並且阻礙最貧窮的那些人的商業努力。

  • 哥斯大黎加轉型看似自由、完善,事實上卻擴大貧富差距、養肥企業家

哥斯大黎加在過去 30 年間的經濟轉型中有著諸多的自由化措施,但是仔細查看後卻能發現裡面有著強烈的重商主義偏見。

一屆又一屆政府採用貨幣、貿易、稅收以及監管制度,養肥了對外經濟部門,但是卻以全國人口、特別是窮人的利益為代價。

結果,即使哥斯大黎加擁有超過 25 年的健康增長率,但是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的哥斯大黎加人卻幾乎保持在了 1994 年 20% 的水準,而且收入不平等還在不斷擴大。

哥斯大黎加需要切實的市場改革,去除政府主宰成敗或者是厚此薄彼的權力。在上面所提到的方面,該國應該做到:

● 實施中立的匯率制度,允許科朗對美元自由浮動,或者採用美元為本國的官方貨幣。
● 取消農業產品上的所有關稅,監管部分壟斷企業集團(生產諸如稻米、牛肉以及糖等農產品),去除對稻米的價格控制。
● 取消扼制國內企業發展的監管措施,遵循世界銀行《做生意》的指導。
● 採用中立和競爭性的稅收制度,對所有國內的企業同等徵稅,同時以較低的統一稅率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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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轉載自合作夥伴《觀察者網》;圖片來源: Wha’ppentheglobalpanorama,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