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推薦這本書】近來 ESG 成為企業新潮流,也是投資人和消費者評估公司實力的重要指標。身為企業負責人或高階主管,該如何看待 ESG 議題帶來的影響力,並善加利用呢?

以下內容摘自《穀倉效應 2:未來思考》,帶你了解 ESG 議題發展的進程,以及你的企業無論如何都該跟上這股潮流的原因。

文 / 吉蓮.邰蒂

投資者談起態度上的明顯轉變,多半會說到「永續」運動、「綠色金融」的興起,或提到縮寫字「ESG」,也就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環境、社會、治理)的原則。

另一種框架是「利益關係人主義」(stakeholderism),這概念是說公司經營人不應該只著眼於創造收益〔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曾經如此主張〕,還要保護所有股東——員工、廣大社會、供應商等——的利益。

我傾聽魯尼說話的時候,突然想到,要表達以前和現在的情況,還有一種更簡單的方式:公司和金融界領導者正在遠離狹隘視野,接納橫向視野。

傅利曼在一九七○年代擬定的公司願景,目標明確、簡化、有界限,執行長應該要只追求一項目標(即股東收益),其他事物幾乎都可忽視;更精確來說,「外部因素」就讓政府和慈善團體去擔心吧!批評者認為這樣短視又自私。諾姆.杭士基控訴說:「如果你所處的系統,為了生存必須創造利潤,那就不得不忽視負面的外部因素。」

不過,企業領導者和自由市場經濟學者多半會反駁說,專注在股東利潤上,公司就會充滿活力,進而推動成長。然而,魯尼在視訊螢幕上看著我的時候,他面對的那個世界,投資者要求的不只是收益而已,還會關注公司的背景,以及每個決策造成的後果

換句話說,表現得如同囫圇吞棗般學習人類學入門課程的人,不只是魯尼而已,投資者也是一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因此而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投資者開始用橫向的人類學視野,去看歷史上的這一個時間點?

ESG 為何在企業圈崛起?

ESG 和人類學之間的關係,我是偶然發現的。在職涯中,我一直都是這樣,無意發現、有意挖掘的次數一樣多。

故事始於二○一七年的夏天,當時我是美國版《金融時報》執行主編,要追蹤金融、商業、政治的情勢發展。大型機構的公關團隊竭力把故事推銷給我們,我經常被他們寄來的電子郵件轟炸。

有一天,我瀏覽著電子郵件(那無底的黑色大坑),突然發現,永續、綠色、社會責任、ESG 等字眼一直出現在信件的主旨,而我通常會忽視或刪除。從個人角度來看,那些處理氣候變遷或不平等的措施,我頗有同感,但身為記者,我受到的訓練就是直覺性懷疑公關人員;他們只想推銷故事,用奉承的口吻描繪公司。

我讀過許多人類學家做的研究報告,當中描述「慈善」的觀念有時會成為活動的障眼法和社交模式,可能毫無助益可言,更加重了我的疑心。舉個例子,有一項針對賓州好時基金會(Hershey Foundation)的出色研究,就呈現出「慈善」會引起的種種矛盾。

我對自己開玩笑:其實 ESG 應該是 Eye-roll(翻白眼)、Sneer(嗤之以鼻)、Groan(發牢騷)吧。無論如何,二○一七年春天,有另一個議題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川普,還有他從白宮接連發出的、色彩鮮明的推文。

不過,有一天,我突然不由得想著:我是不是又重複犯下同樣的錯誤?多年前,我加入《金融時報》時,內心最初的偏見讓我迴避經濟,因為這個主題好像很無趣。我第一次碰到衍生性金商品和其他複雜的金融工具時,也是抱持著逃避的心態。我那個「翻白眼、嗤之以鼻、發牢騷」的玩笑,會不會只是另一個盲點?

我著手進行實驗,跟我十幾年前做過的 CDO 實驗差不多。有好幾週的時間,我試著去傾聽大家在提到 ESG 時說了什麼——以不嗤之以鼻的態度——還把收到的電子郵件全都讀了。

ESG:企業、政府、投資者與慈善家的共同目標

我問高階主管和金融人士,為什麼他們會一直討論永續?我參加一些會議,凝神傾聽,慢慢地,在我的內心,有幾項要點開始成形。

首先,時代思潮的變化不是發生在一個地方,而是三個:

一,「長」字輩高層辦公室,亦即公司的高階主管。企業領導者開始談論「使命」和「永續」,不是只講利潤。

二,金融圈。投資者以及為投資者提供服務的金融公司正在追蹤收益產生的方式。

三,比較不被注意的領域,是政策制定圈和慈善圈之間的交集。政府為實現政策目標而使用的納稅人的錢快用光了,需要充分利用私部門資源,還有慈善家。

這三個變化的重點相互強化:公司正在尋找更宏大的使命;投資者想資助這樣的使命;政府和慈善家想整合這些火力。福特基金會主席戴倫.沃克(Darren Walker)對我說:「最近,我們正在重新思考慈善的含意。重要的不只是把百分之五的錢捐贈出去,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錢是怎麼用,可以說是更為重要。」

那會影響到公司如何處理環境議題,也會引發新的對話,討論社會改革(例如:對抗收入不平等或性別排擠)和公司管理。雖然「E」(環境)往往吸引最多關注——畢竟童貝里等運動人士會舉辦吸引目光的宣傳活動——但三者其實互有關聯。

瑞銀董事會主席艾索.韋伯(Axel Weber)對我說:「你無法輕鬆把『E』或『S』從 ESG 中拉出來,每件事都圍繞著『G』。」瑞銀很想展現自己是新運動鬥士。

不過,像韋伯這樣的人真的相信這件事嗎?我納悶不已,好奇心跟譏諷態度相互角力。銀行是追求利潤的實體,在二○○八年信用泡沫前夕的狂熱中,扮演著中心角色。

高階主管還是在支付他們自己的薪水(在普通人眼裡特別高),還資助那些一點都不「綠」的活動。銀行販售 ESG 產品,有點像是中世紀天主教教堂的神父販售贖罪券(亦稱大赦證明書)或代幣,為他們自己、為別人抵消罪行。我那個「翻白眼、嗤之以鼻、發牢騷」的玩笑一直在腦海裡冒出來。

用人類學角度檢視 ESG 發展

然而,當我強迫自己去傾聽,就會明白我面臨的是另一個版本的「冰山問題」。如同我在衍生性金融商品見識過的,系統裡的喧鬧聲再次掩蓋了更重要的沉默場域。

核心議題跟風險管理有關。只要傾聽 ESG 周圍的喧鬧聲,就會發現該運動的重點是行動主義,也就是說,積極發聲的倡導者會呼籲社會和環境要有所改變,而公司和金融集團會高聲宣揚他們做了哪些事來支持該運動。

不過,只要用人類學家的鏡頭,更詳細檢視 ESG,就會發現有第二個因素在作用,卻少有人公開討論,也就是自利。

越來越多商界與金融界領袖使用 ESG 當成保護自己的工具,一、二十年前率先推出 ESG 的運動人士通常都不願意承認這點。倡導者之所以為了永續議題而戰,是因為他們懷有真誠、喧鬧又值得稱許的渴望,想利用金融來改善世界。

他們經常用「影響力投資」來表達這件事,意思是他們覺得投資可以促使社會改變,把「有罪」的股票從投資組合中排除掉。「那世界上就只剩下修女、丹麥退休基金和美國信託基金的小子了。」我有時會對同事這樣開玩笑。

當時,一群修女成為直言不諱的股東運動人士,壓迫公司改頭換面,而有些富裕的美國繼承人,比如:莉賽.普利茲科.西蒙斯(Liesel Pritzker Simmons),便是主張「影響力投資」。

多數企業支持 ESG 的真正原因

那些想積極改變世界的人展開 ESG 運動,但到了二○一七年,很多投資者的目標卻沒那麼遠大;他們只是想避免對廣大世界造成任何傷害。還有一群人數更多——更沒雄心大志——的支持者關注 ESG,主要是因為他們想避免對自己造成傷害。

這類型的人不想在化石燃料擱淺資產損失金錢,也不想投資那些有聲譽風險的公司。所謂的聲譽風險可能是辦公室內的性虐待,也可能是供應鏈裡有踐踏人權的情況,或是種族議題爭議。

同樣的,公司董事會不希望被突如其來的骯髒事給絆倒,也不想看見股東逃離或醜聞爆發,那可能會導致高階主管失去工作。他們也不想看見自家員工(和顧客)對這些議題憤而離去。反之,投資者不想錯過時代思潮可能創造的新機會,綠色科技的趨勢就是其一。公司更是想抓住機會。

這樣會不會讓整個企業變得偽善呢?很多記者都這麼認為,可是在我看來,對 ESG 運動最初的創辦人來說,這算是一種勝利了。從歷史就可得知,革命發生時,成功往往不在於少數堅定的運動人士實踐理想,而是沉默的多數認為,抗拒改變就太過危險、沒意義。

ESG 正在接近這個轉捩點,因為投資和商業圈的主流開始被拉著前進,就算他們根本不會把自己定義為運動人士,也抵抗不了這股潮流。

《穀倉效應 2:未來思考 數據失能、科技冷漠的 VUCA 時代,破除專業框架,擴展人生事業新格局》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穀倉效應 2:未來思考 數據失能、科技冷漠的 VUCA 時代,破除專業框架,擴展人生事業新格局》,由 三采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