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數位發展部據聞最快將在今年六月掛牌工作,台灣微軟、願景工程基金會以及流線傳媒共同企劃「台灣數位發展戰略藍圖」專題,邀請各領域專家接受流線傳媒 Podcast 頻道「全新一週」節目專訪,提供不同視角切入的台灣數位發展戰略藍圖。

系列第三集,我們邀請到前文化部長、現任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鄭麗君,來為我們從文化傳播的願景與全球的格局及視野,來思考台灣可以在各國迫切發展數位轉型的路上,如何做到 「Taiwan Can Lead」。

民主國家如何抵禦極權外敵的數位入侵?

我們都知道,極權國家的政府使用數位科技與大數據監控民眾;而在民主國家,政府與民間則協力使用數位科技,促進民主參與和公共福祉。也就是說,數位科技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國家的使用方式則是要怎麼優化民主以及抵擋極權外敵的數位入侵,包含假新聞或資安攻防等領域。我們就從這一點來切入討論,她是怎麼看台灣目前的進程、痛點,與機會?

「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課題,從整個世界來看,九零年代以來,全世界都在經歷數位轉型。」鄭麗君破題就直接強調,她認為這是工業革命以來,就當代 21 世紀來看,「淨零轉型」和「數位轉型」是我們最重要的兩大轉型議題。

看似它是科技驅動的轉型,但對鄭麗君而言,「它更像是一個社會轉型」也就是我們在一個數位科技的時代,要邁向一個什麼樣的數位社會?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就是數位極權主義的實踐。」鄭麗君特別描述她個人對數位極權國家的想像。大型網路平台的資料要上傳中央,中央可以使用超級巨量的資料加上 AI 的科技來監控民眾,實施社會記點。「它使用科技,讓它成為一個進化的獨裁者

鄭麗君進一步引述美國貿易總署的資料,提及中國進行邊境監管,阻絕超過上萬個網站。同時也說,她曾在《今周刊》看到報導,中國民眾上百度查資料很快,在阿里巴巴買東西很快,可是在美國跟歐洲的銷售平台,一個點擊就要花上 20 秒到 60 秒的時間等待!也就是中國透過技術,不僅對內監控人民,在國際貿易上也造成市場准入的不公平競爭;甚至,對世界各國尤其像台灣,也常常發動網路攻擊。

所以,鄭麗君認為,數位轉型在極權國家的實踐,不僅是帶來經濟的不公平競爭,也帶來對民主的威脅。這是重大的國際課題,而台灣是面對這個課題的第一線。

近年來,民眾普遍可以感受到假資訊、網路上各式各樣的攻擊,甚至是仇恨言論和假新聞等等。我們如何去思考數位轉型過程的諸多課題?

但是回過頭來,民主國家一切都美好嗎?「事實上也不必然!」鄭麗君懇切的說出她的擔憂與觀察。

巨型平台的「監控資本主義」與「再中心化」

「很多巨型的平台,都幸好是在民主國家來設立與發展。但是,它某程度也形成一種監控資本主義。」

鄭麗君進一步闡述,「我們在九零年代對網路的想像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擴大參與,每個人都有發言權的網路世代,但是現在又進入一個『再中心化』的過程!為了服務資本,他們掌握了消費者行為,某程度也對隱私、言論自由審查監控,甚至造成極端化的趨勢,對民主造成威脅。」

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如果我們看台灣,就要回來問自己,「民主化的台灣,我們要追求一個怎麼樣的數位社會?」

所以,鄭麗君直言,我們之所以要成立數位發展部,相信不只是要驅動數位經濟或數位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說,我們在未來數位時代,「要邁向一個什麼樣的數位社會?我們要過一個什麼樣的數位生活?」鄭麗君如此強調這個反思與自省。

她認為,這個核心的課題,就是我們要去思考數位治理的重要願景。當我們有了這個重要願景,才能再回過頭來檢視台灣的數位政策。

鄭麗君回憶說,她還在政府內部的時候,那時有「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 Digi+ 方案,該計畫於 2017 年 7 月核定,執行年度為 2017 年 ~ 2025 年),當時的目標願景是以「發展活躍網路社會、推進高值創新經濟、開拓富裕數位國土」的經濟發展方案為作為目標,比較是以科技發展、產業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

歐盟經驗:以人和社會為主體來思考

但鄭麗君也同時跟我們分享,歐盟在 2020 年提出「型塑歐洲數位未來」的數位綱領,他們的願景目標是「為民服務的科技、公平競爭的數位經濟、開放民主永續的社會」。

可以看到的是,歐盟所思考的數位社會願景,是以人和社會為主體來思考如何透過數位科技來服務人民?如何透過數位科技讓社會更永續化?而在發展數位經濟的過程中,如何追求公平競爭、人人都有機會的數位經濟模式。

鄭麗君也特別提到,聯合國在 2015 年有提出「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裡面原本是提出 17 項目標,她發現近期有很多朋友在倡議,應該要有第 18 項,也就是「以數位科技來為人類跟地球謀福祉」(Digital Technologies Serving People and the Planet),而且之前 17 項的每一個目標,也都要思考數位轉型的過程中,怎樣善用數位科技來落實這 17 項目標。

所以回過頭來講,我們到底要怎麼思考台灣數位發展部成立之後的方向感呢?

鄭麗君給了一個很具體的想像。「我覺得,最近很高興看到像是郭耀煌政委、唐鳳政委,都提出和 2017 年『Digi+ 方案』時代,有點不一樣的願景和目標。」

她說,青平台舉辦過數位願景工作坊,也曾邀請過他們來對話,當時郭耀煌政委就提出「數位永續」的概念,透過數位治理追求「智慧政府、共融社會、智慧矽島、韌性國家」,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永續、環境永續、經濟永續」。

「說實在話,我滿感動的!」鄭麗君說。「我曾經兩次進入政府,一起參與執政工作,這是我看過比較宏觀的視野!」回到數位永續的概念,並長期思考數位轉型中,「人和社會才是科技的主詞!」鄭麗君說,這是她以前在文化部時,常常提出來和行政院對話的概念。

鄭麗君問,「科技是方法,但目的是什麼呢?」此時,就要回到「人跟社會」這個主詞所要追求什麼樣的願景有關。同時,這也會考驗我們的社會價值觀。

同樣的科技在極權國家就被實踐成獨裁者的工具,但在民主台灣呢?尤其台灣的年輕一代是在民主化後成長的,他們擁有高的數位能力,他們也有社會理想。那麼,我們要實踐出一個什麼樣的數位社會呢?

「我們現在正在分水嶺上。」鄭麗君以殷切的語氣期盼著未來。

台灣的強項與痛點到底是什麼?-從「人的數位權利」為出發點,思考數位治理架構

在數位轉型的路上,台灣的強項是什麼?痛點又是在哪裡呢?

鄭麗君認為,我們是亞洲最自由開放的民主國家,應該要思考,我們要如何立基於已經具備的民主文化的軟實力,來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數位轉型,來邁向什麼樣的數位社會?鄭麗君認為這是「數位治理」要核心思考的問題。

她主張,我們應該不只是把數位看成是技術發展、經濟發展、產業發展,而是應該從「人的數位權利」為核心,來進一步思考數位治理架構,才能從核心價值出發,形成跨域的數位治理

那這樣,到底什麼是以「人的數位權利」為核心作為出發點的數位治理架構呢?

鄭麗君提起她在文化部的經驗為例。當時要制定《文化基本法》,她就告訴自己,文化是一種公民權,我們必須「以文化作為公民權的核心」來出發,國家應該思考如何建立支持文化發展的公共支持體系,讓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可以實踐他的文化權,讓社會走向文化公民社會。

這當中會有公共服務,當然也要支持文化產業的市場發展,但是越往公共服務、越往服務為導向、越往「以人作為社會目標」去思考的時候,新創產業也更有利基去發展,更能創造產值,這是可以相輔相成的雙軸線發展。

所以,同樣的道理,我們如果從「數位權利」出發,就可以思考數位治理應該要怎麼做,才能從尊重權利的自由原則來出發,讓人人都有免於歧視的自由人人都有隱私的保障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發展,這個數位社會要怎麼走向信任、團結、開放、透明、可參與的數位社會,而國家也就要協助這個數位社會的公共支持體系、創造公共福祉。

舉例來說,數位可以用在遠距教學、優化居住、落實照顧體系、促進健康、甚至協助防災,以及城市治理,也就是如何透過智慧城市來優化城市福祉。透過公共支持體系,創造數位公共服務,其實就像歐盟所揭櫫的第一個目標--「為人民服務」。

接著,就要透過數位來優化「數位文化傳播權」,追求台灣成為創新型社會,打造韌性國家,最終目標就是要追求一個數位永續的文明,這是鄭麗君認為我們可以從數位權利出發,來思考的數位治理架構,以做為我們的數位願景。

因此,「的確是部部都可以是數位部!」鄭麗君說。

每一個部會都必須要面對數位轉型、善用數位科技,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即將成立數位發展部,但也期待未來數位部、甚至行政院,可以協助數位的跨域治理。就像她過去提出的「部部都是文化部」一樣,其實是很需要在行政院的層級來進行跨域治理,我們也期待未來能夠有「部部都是數位部」這樣的跨域治理來進行。

甚至,除了政府之外,鄭麗君認為政府、公民社會、產業也應該一起協力合作,一起進行數位治理。「數位治理」這種新的治理思維與想像,是一種協商、對話、充分溝通合作、大家一起參與,一起共創,來一起反過來優化我們的民主治理。她指出,目前的治理模式還是相對的舊體制、舊思維,所以透過數位治理,也可以優化既有的民主治理,讓大家一起協力合作。

鄭麗君強調,「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一起往前走一步。」如何帶動跨域治理,這是台灣可以追求與想像的。

台灣的雙重虛弱:巨型平台的不對等競爭、極權主義的滲入及威脅

但是,台灣的痛點呢?鄭麗君認為,台灣有雙重虛弱。

第一個虛弱就是台灣面向整個世界在數位轉型的過程,我們面對的是跨國不同平台、不同量級、不對等的競爭,這是非常劇烈的。

鄭麗君舉例,亞馬遜(Amazon)市值大概 1 兆 2000 億美元,臉書、阿里巴巴、騰訊,大概 5000 億美元,台灣比較大型的大概就是中華電信,只有 8700 億新台幣,而亞馬遜大概是 PChome 的 4100 倍,網飛(Netflix)大概是中華電信的 6.3 倍,而中華電信還有很多是通訊的部門。所以我們一直必須要面對的是跨國巨型平台的集中化,而且這個集中化就包含了數據跟利潤,甚至它會主導知識資訊和文化內容的傳播

在未來的時代,台灣到底是被別人決定呢?還是擁有自己的創新和話語權呢?這將取決於我們是否應該要有平台治理的架構。尤其是針對跨國巨型平台,澳洲有提出議價權、歐盟也針對跨國平台提出治理的指令給歐盟國家來參考。而台灣呢?

台灣現在也許 NCC 正在思考中,要制定相關的《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法》等等,但是我們必須要跨出平台治理的這一步,同時也應該要壯大自己的平台。

同時,台灣作為亞洲自由開放民主的國家,我們擁有強大的人才和軟實力,尤其我們有民主的社會價值觀,「我們是否能貢獻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平台,帶來一個新的不同的價值觀呢?」鄭麗君認為,這是年輕世代應該要有企圖心去想像的一件事情!

她甚至強調,台灣也應該要有立基於本土的國際平台。民間的確是一直在努力,但要怎樣整合國家的力量來協助年輕人的新創,在這創新當中,能夠立基於我們的民主價值觀、多元開放的軟實力,來貢獻世界一個不一樣的數位生活、數位時代,這是我們應該去積極思考的。

第二個虛弱就是,面對極權主義的滲入及威脅。台灣在世界上被數位侵害的程度是受到關注的,要怎樣在資安的議題中來思考如何面對數位極權主義,應該要有戰略性的策略思考。

鄭麗君認為,21 世紀的世界秩序正在重組,尤其是疫情之後,產業鏈在重組和縮短;而美中對抗的模式也呈現出世界正走向一個以「民主、科技、安全」為軸線的「新冷戰關係」,也就是民主國家正在形成同盟關係,而這個同盟除了是政治的,也是科技產業的,也是國際經貿的,也是國家安全的軸線。

台灣是站在民主這一邊,所以我們要怎樣主動出擊,去掌握這樣的國際利基,成為其中的一員,去發揮我們的台灣價值而給予貢獻?我們面對數位極權的威脅,可以有防守、民主防禦的思考,也可以有更前瞻世界的戰略觀去主動貢獻和主動參與,讓整個世界往更自由民主開放的方向走。

所以,雖然我們有優勢,也有痛點,但我們如何化危機為轉機、化挑戰為利基?鄭麗君鼓勵年輕一代發揮創新思考及數位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擴大我們的社會視野,呼籲大家一起來思考數位的願景。

願景和視野:Taiwan Can Lead

至於談到如何形塑台灣未來年輕人的舞台,政府可以做好哪些基礎工作,擴大台灣平台以發揮年輕人的長才?鄭麗君則認為,核心關鍵就在願景和視野。

當我們回到「以人和社會為核心」來思考台灣要追求一個怎麼樣的數位社會時,就更可以進一步思考台灣可以協助這個世界成為一個怎樣的數位世界?也就是我們可以貢獻給全球一個怎麼樣的數位生活?從這裡再進階思考,我們除了 「Taiwan can help」之外,我們甚至可以思考 「Taiwan can lead」。我們要結合民主、文化、科技的軟實力,貢獻給世界。

可以貢獻什麼呢?鄭麗君以她在文化部時所提出的《文化科技發展綱領》為例來說明,該綱領最重要的就是要回應在數位時代裡面,我們要如何透過數位科技來促進文化創造跟文化參與,型塑數位時代的文化公民社會。在我們面向世界的時候,也可以強調本國的文化傳播權,思考台灣文化如何由內而外形成國際傳播的體系,型塑國家的軟實力。

鄭麗君說,「當時我心裡的願景是,沒有道理全世界的華語人口要看愛奇藝平台啊!」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其實可以貢獻亞洲和世界一個亞洲語系的國際平台,不像愛奇藝動不動就下架,台灣有著最多元奔放的內容!如果我們能擘建傳播體系,可以投資內容,我們就有更多的本土內容,也可以在服務世界的同時,也把台灣的文化內容帶出去。

所以,鄭麗君曾經提出陸海空的文化傳播戰略計畫。陸軍就是先成立文策院,媒合國內外投資人,畢竟投資的眼光是很重要的。當時先用國發基金點火,同時聚合國內外跨國的投資,提升產製量,現在也約略看出一點趨勢出來了。

至於海軍,就是要壯大公共媒體的體系,並進行國際化,設立國際頻道與落地、成為國際品牌;至於頻道要在線性或非線性都可以,它最重要的是品牌,不過數位時代當然一定要有非線性的品牌。最後的空軍,就是台灣應該要能夠貢獻世界一個國際型的 OTT(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平台,或者是更新的平台想像。當時提出這樣的擘劃,就是希望結合跨部會的能量來支持民間產業及公共媒體發展。

尤其是跨國的 OTT 平台,需要從市場出發、從民間出發,國家應該結合既有能量,幫助台灣的國際平台來解決金流問題、和跨國投資人合作、進入每個當地國去服務,這是需要整個體系來協助的。

鄭麗君強調,她對年輕世代是很有信心的,但政府應該要做他們的後盾。而她舉前面的例子就是要說明,政府、產業、社會應該要一起思考,如何做到 「Taiwan can lead」 ?台灣可以為世界貢獻一個什麼樣的數位社會、數位服務、數位文化傳播?

這些概念都只是拋磚引玉,她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新的想像,也許有一天,世界會開始使用台灣設計的創新平台,在這裡面人跟人能夠更彼此尊重、隱私受到保障、言論多元化、共享一個共好跟民主的社會。這些願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台灣要怎樣營造這個創新型社會來擴大投資,建立更好的創新生態系,這應該就是未來數位發展部和各個部會要一起來思考的,怎麼建立一個支持體系來型塑這樣的創新生態系。

金融驅動數位轉型的重要性

不過,我們都知道,資本市場有它的現實,國際市場會看投資報酬率有多大、也會看市場潛力有多大。台灣的民間不是沒有錢,但市場有所侷限,且資本逐利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導致台灣的民間不太投資這些新創。政府是否應該更主導性的擴大引導呢?畢竟台灣似乎比較難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國際舞台。

鄭麗君提到,她近來深刻體會到「金融驅動」的重要性。過去她在文化部長任內,積極想要型塑文化金融;而近年青平台則是關心淨零轉型,也發現金融驅動淨零轉型是一個非常核心的關鍵策略。

英國由國家來成立綠色金融研究中心,鼓勵並帶動整個綠色投資,透過金融力量驅動淨零轉型。甚至聯合國淨零轉型的組織也提出未來的重要指引,也把金融驅動放的很前面,思考如何透過綠色金融帶動淨零轉型。

同樣的道理,台灣的數位轉型也應該是這樣。我們應該要思考,如何透過擴大投資來讓金融驅動,把數位轉型推往我們所想要的方向邁進台灣的確有很多資金,但政府也應該讓金管會不只是監督管理,應該要有更多發展的思維。

「我們可不可以改個名,不要再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該是金融發展與管理才對。」鄭麗君開玩笑地這樣說著。

政府應該要帶動這個思維,甚至更積極思考台灣的投資如何與跨國合作,由台灣的價值觀來主導。我們可以有文化金融、綠色投資、人文數位的思考投資策略,由內而外一起進行相關的布局。

只是在數位發展部籌備成立的過程中,似乎比較沒看到金融驅動的策略。這是有點可惜的。

台灣金融系統的缺陷,也會影響數位轉型

至於提到台灣的金融專業成熟度很高,資本不管透過保險還是金控系統,都已經是很有專業度和經驗的系統,但反觀政府組織在金融專業思維,好像是比較欠缺。儘管我們知道,管制是站在保護人民的角度,擔心人民的辛苦錢、血汗錢會受到損害,所以會有管制與保護措施,但整個政府的金融專業思維,好像有隱藏性的缺陷。我們以此請教鄭麗君的看法。

鄭麗君高度認同這樣的觀察。她說,台灣的金融發展經歷過一次金改,但是在二次金改雖然目標遠大,希望壯大台灣的金融體系,具有國際競爭力,但當時遇到一些障礙。她個人認為,台灣應該要更進一步思考前瞻性的金融發展戰略,透過這樣的戰略觀,再去尋找我們要的大方向,甚至是我們要貢獻國際的大方向,這其中就需要很多法規的革新。

舉例來說,壽險有龐大的資金,但應該如何引導這些資金往我們所期待的「創造公共福祉的數位轉型」去投資,如何讓產業永續發展,怎麼樣走向淨零轉型,這其實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影響力,而不是只有炒作房地產而已。所以,怎麼樣引導資金往「創造下一代的機會跟福祉」去投資,這也是政府應該積極思考的部分。

甚至,地方金融在過去也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但這幾年也比較難看到地方金融在地方經營創新生態系,不管傳統產業、還是在地創生的各種生活產業,其實都是有可能從價值創新裡面去帶動新創。

所以最重的就是,金融發展的視野裡面,怎麼納入 SDGs 的思考,有新的數位思考,有綠色思考,金融體系、金控機構同時也應該要進用多元人才,不是只有財金人才,也不是只有科技人才。

鄭麗君說,她在文化部長任內曾經去拜訪各個金控,鼓勵他們進用文化人才,才能更認識文化產業、瞭解什麼是文化金融,才能看得更遠、更前瞻、更國際化。所以要思考,我們如何才能從金融驅動促進我們的數位公共福祉,促進產業永續,以及優化整個社會體系。像是近年政府推動長照,也需要創新和投資。

鄭麗君又以文藝復興時代的達文西為例。她說,之所以有達文西這樣偉大的創作者、科學家、藝術家,就是有梅迪奇家族的金融系統在支持他,有投資者的眼光、看這麼遠來支持他。所以,金融的確是可以為整個社會帶來一個新時代的的理想與想像!

愛沙尼亞經驗:社會決定科技的用途

至於提到觀察世界各國的數位轉型發展趨勢,似乎集中在小國,諸如:愛沙尼亞、芬蘭、以色列,他們的附近都是強敵環伺,所以在數位情報的獲取,以及與數位科技的發展進程,都走的比其他國家還要快。而這兩年的疫情,當然也更加速了全球的數位轉型發展。到底數位發展部在這樣的背景與環境下,我們應該期許它扮演什麼樣的關鍵角色?

鄭麗君認為,上面這些國家的例子,就更印證了「社會決定科技的用途」。人跟社會才是使用科技的主詞,人跟社會往往會決定科技如何被使用。

以波羅的海國家來說,前幾年大家都會討論到愛沙尼亞,這是數位政府相當成功的典範國家。若我們回顧這個國家的歷史脈絡,是 1991 年蘇聯解體後,該國在重新建國的過程中,正好整個世界開始進入網路世代,所以他們就開始思考,要用什麼作為他們建國的主軸?最後就選擇了「數位」這樣的轉型方向。

1995 年,該國就有《身分證件法案》,隔年就有《愛沙尼亞資訊政策原則》,接著陸續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法》、《公開資訊法》、《數位服務與資料管理條例》、《資訊系統安全措施法》。尤其是《資訊系統安全措施法》,就是制定了整個政府在面對外面的攻擊時,要進行對應的防禦。

該國奠定了很重要的法治基礎,有了法治基礎跟法系,就重構了整個新的治理體系,也讓新創者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新創者就找到了他們的利基。所以大家都會傳頌說,愛沙尼亞是網路上十分鐘就可以創業。

愛沙尼亞建構這樣的法治基礎,面對外部威脅也建立自己的防禦機制,其實很重要的願景就是一開始就追求數位政府是要為人民服務、成為一個便利的平台。

這個啟示就是,他們追求的數位政府的背後,其實是在追求一個數位社會,而且是把公民擺在第一,優先推動公共服務。

我們可以看到,當他們不完全只是追求商業發展、經濟產值,而是以人跟社會為服務對象,反過來帶動產業,帶動創新發展,最後也創造了經濟產值。

以人為本,「不遺落任何人」的公正轉型

看到愛沙尼亞的例子,更讓我們回過頭來思考,如何以人為本,這是很重要的課題。

鄭麗君再次強調,她認為,所有轉型都是社會轉型!就像我們常說,面對淨零轉型,除了追求碳中和,在過程當中也會帶動產業轉型、走向綠色製造、帶動再生能源發展,不排碳的發電方式…等等。

最終,它是要走向一個「不遺落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的公正轉型!

也就是,每個人在面對轉型的時候,不只是痛苦的面對挑戰,而是要能夠把這個轉型化為每個人的希望和機會。

我們應該要創造一個能夠服務大家,有公共服務體系,讓大家有多元的機會,讓每個人都有希望,一個更公平、開放、永續的社會,這樣的轉型才會成功,才不會成為少數人獲利,而多數人蒙受其害的轉型,這樣大家才能一起往前走。

藉由以上的例子,再回來看看台灣,就可以思考我們對數位發展部的願景與期待。

「希望數位發展部的成立,它不會是問題的解方,而應該是願景的開始。」鄭麗君殷切期盼著。

她認為,這個願景需要大家一起參與、一起型塑,以公民為主體,具有社會視野,來建立新的數位治理架構,這裡面當然需要立很多法,做很多法治體系的準備,需要革新整個治理的模式和思維,除了帶動產業發展,也會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以此為目標,我們才能想清楚,政府應該做哪些事,不該做哪些事。

也許,我們沒有標準答案,但一開始方向對了、願景對了,並且用一個更大的參與架構來思考,相信現在的公民社會是有能力一起共創的。

期盼行政法人轉型,促成公私協力

最後,鄭麗君主動提出一個小建議。數位發展部的組織法已經三讀,同時也會成立一個以資訊安全為主的行政法人;但是她進一步建議,這個行政法人未來能不能進一步轉型為數位治理暨資通安全研究院?而不是只處理資通安全。

鄭麗君認為,如果有數位治理這樣的願景來成立法人,它可以作為政府和民間之間的中介組織,作為平台的智庫角色,促進公私協力。事實上,民間有非常龐大的能量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像 g0v 的朋友透過科技協作就可以解決很多社會問題,所以如果有一個平台可以讓 NGO 和各個新創事業的願景可以對齊,公私可以協力,就可以讓數位治理往我們想要的目標去邁進。

理想都不是一個人講就會成真的,鄭麗君強調。它需要很多人一起來思考,一起協作,不斷的透過對話來彼此修正彼此,每個人願意改變自己原來的偏見,一起為他人來思考,不是只為自己的私利來思考,這樣社會就會更壯大。當社會更壯大之後,就會有更多元的產業來創新發展。所以,這的確是可以一群人一起往前走的。很期待有這樣一個中介組織來作為公私協力的平台。

數位發展部不是現況的解方,而應該是願景的開始!

數位發展部不應該把角色定位成解決方案的提供者,而應該是更宏觀的偕同各個部會和民間合作,形塑成一個大平台,共同擘劃整個數位發展的願景。

這個社會需要的就是開放、參與、信任,最後可以走向一個彼此團結互助的社會,以此為目標,來營造出一個可以達到這些目標的大平台。

至於在體系內部,則是要勇於推動,讓「部部都是數發部」。但是,鄭麗君也不諱言的說,可以預期到並不那麼容易,過去她想要促成「部部都是文化部」的時候,是要花一些時間,也非常辛苦的去溝通,但是很多部會當時也積極回應她,因為大家心中都有理想。「我們的公務員都是非常優秀的團隊,只要我們伸出誠懇的手,相信都可以促成牽手,一起合作。」鄭麗君如此期許著。

同樣的,面對社會的公私協力,也需要組織平台來扮演合作的角色。鄭麗君過去在文化部有試著成立一些行政法人,或透過財團法人的轉型,來扮演這樣的平台角色。她最後叮嚀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法人,往外延伸都是可以牽起更多的理想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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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林立、邵元婷,本文開放合作夥伴轉載,首圖來源:青平台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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