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成魯蛇都是自己活該?其實是因為社會過度強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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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挑選這本書】現代社會,我們大多認為,成功源自於才能,而才能的提升有賴於自己努力。然而,以《正義》課程而聞名的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在《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指出,成功不只源自於自己的努力與才能,運氣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透過本書,Sandel 挑戰當代社會才能至上的觀點。(責任編輯:郭家宏)

如今我們看待成功的態度就和清教徒對救贖的看法一樣,不是出於機運或恩典,而是我們自己努力拚搏得來的報償。 這是才德觀的中心思想。它高舉自由(憑藉努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與應得:若我手上擁有大量世間事物(所得、財富、權勢與地位)都是自己掙來的,那我必然配得它們。成功是才德的象徵,富裕是我應得的回報。

這種思想非常振奮人心。它鼓勵人視自己為命運的主人,而非受役於不受他們掌控的力量。但這種思想也有黑暗面。我們愈認為人是自為自足的,就愈不可能在乎比我們不幸的人。既然成功是我個人的本事,那失敗必然是輸家自己的錯。這種思想腐蝕了休戚與共感。 太過強調命運操之在己導致我們很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過去四十年來,才德配位思想在民主社會的公共生活裡愈來愈根深柢固。即使不平等急遽惡化,大眾文化仍然不斷宣揚命運操之在己和人人得其所當得的想法,感覺就像全球化的贏家需要說服自己和眾人,社會上層者本來就該爬到上層,下層者本來就該淪落下層似的。如果沒有,那也是沒能去除障礙,讓機會平等的緣故。主流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政黨近幾十年來的主要分歧,也都環繞在如何定義及實現機會平等,好讓人人全憑才能與努力決定自己能爬多高。

愈來愈多人相信,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結果

我會察覺才德思想的菁英心態正在蔓延,是因為學生的緣故。我從一九八○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不時有人問我學生對事情的看法有什麼改變,但我往往覺得很難回答。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我教授的那些主題時,總是帶有各式各樣的道德與政治立場。我沒有在學生身上看到明顯的改變,只有一點例外。那就是從一九九○年代到現在, 愈來愈多學生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是他們努力的結果,是靠自己掙來的。 在我教過的學生裡,這樣的才德信念愈來愈強。

我起初以為那是因為他們成長於雷根時代,內化了當時的個人至上哲學。然而,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政治上的保守派。這種才德思想橫跨所有政治立場,尤其討論到大學招生的平權措施更是明顯。絕大多數的學生,不論支持或反對平權措施,都深信自己超級努力才符合哈佛的入學資格,因此錄取全憑真本事。若有任何一點暗示,提及他們能進哈佛是因為運氣或個人努力以外的因素,都會引來強烈不滿。

某些學校的菁英心態愈來愈重,其實不難理解。過去半世紀來,一流大學的入學難度不斷飆高。一九七○年代中期,申請史丹佛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有三分之一獲准入學。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哈佛和史丹佛的入學率只剩五分之一,二○一九年時更不到二十分之一。隨著入學競爭愈來愈激烈,想進頂尖大學(或父母希望子女進頂大)的孩子的青春期已經成為奮發拚搏的戰場,塞滿規畫詳細、負擔沉重、壓力巨大的進階先修課、私人入學顧問、學術評估測驗家教、體育和其他課外活動、實習及偏遠地區服務,以便博得大學招生委員的青睞。所有安排都受到焦慮的直升機父母嚴格監控,只為讓兒女得到最好的。

熬過如此壓力與拚搏的孩子,很難不認為錄取是自己努力用功的結果,是自己掙來的成就。 這樣的想法並不會讓他們變得自私小氣。許多孩子進了大學之後仍然花費大量時間從事公益或其他善行;但中學時期的奮鬥經歷讓他們成為堅定的才德配位論者,和清教徒祖先一樣深信成功是自己努力當得的報償。

我在學生身上看到的才德思想不是美國大學獨有的現象。二○一二年,我到中國東南的廈門大學演講,主題是市場的道德限制。在我演講前不久,中國才發生一名十幾歲少年為了買 iPhone 和 iPad 而賣腎,登上了新聞頭條。我問廈門大學的學生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不少學生抱持放任自由主義的觀點:只要那名少年是自願同意的,沒有受到威脅強迫,就有權賣腎。反對的學生則認為,有錢人為了活久一點而向窮人買腎是不義之舉。這時一位坐在演講廳後面的學生說話了:有錢人靠自己掙了那麼多錢,表示他們有才有能,理當活久一點。

我被那麼赤裸裸的才德思想嚇了一跳。事後回想,我發現這樣的回答在道德上跟成功神學非常接近。成功神學認為健康與財富是神恩的象徵,那位中國學生顯然應該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在基督教天命觀裡長大的。但他和他的同學都成長於中國轉向市場化社會的年代。

過去十年來,我造訪過不少中國大學,發現有錢人配得財富的想法深植在學生的道德觀中。儘管有文化差異,但那些中國學生跟我在哈佛教過的學生一樣,都是生於超級競爭的市場化社會,在超級競爭的招生制度下的贏家,難怪無法接受成功其實有賴於他人的想法,而是認為體制基於他們的努力與才能所給的犒賞都是自己的功勞,因此當之無愧。

才德論者認為,市場應該依據才能給予獎賞

鄧小平於一九七○年代晚期至一九八○初期推動中國市場化改革,英國首相柴契爾和美國總統雷根也在同一時間推行各項措施,促使社會更倚賴市場。這段相信市場化的時期宛如鋪路石,為其後數十年的才德價值觀和相關做法搭好了舞台。

坦白說, 才德思想並非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最常見的支持市場的理由其實是效益與自由。 效益論者主張市場能創造誘因,提高國內生產毛額,擴大全民福祉;自由論者則強調市場可以讓人自由決定要以什麼價格交換商品或貨物。

然而, 一九八○年代的市場凱旋論卻催生了支持市場的第三個理由,而且這個理由帶有明顯的才德配位色彩:只要市場是在機會平等的公平制度下運作,人人都會得到其所應得的報償。 只要人人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市場就會依據才能犒賞每個人。

柴契爾和雷根時代的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有時蘊含這套才德配位觀,但要到後來的中間偏左政治人物崛起,這套思想才被發揚光大。這是因為一九九○年代以降的中間偏左政治論述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布萊爾和柯林頓等人不再挑戰柴契爾和雷根時代的市場凱旋論,不再反對其基本預設,只努力淡化它嚴酷的那一面。

他們接受柴契爾和雷根的論點,認為市場機制是實現共善的首要工具,但他們希望市場能在公平的條件下運作。所有人民,不論種族、階級、宗教、族裔、性別或性傾向,都應該能公平競爭,平等追求市場給予的報償。對中間偏左的自由派而言,機會平等不只是沒有歧視,還意謂取得教育、健保、托育和其他服務,幫助人民在勞動市場有力競爭。

因此,從一九九○年代到二○○六年,中間偏左的親市場自由派改弦易轍,開始主張讓所有人公平競爭不僅相容於市場化社會,更是實踐其兩大原則的方法。這兩大原則分別是公平與生產力。 消除歧視和增加機會可以讓市場更公平,廣納人才則能讓市場更有生產力。 總統柯林頓就常假借提高生產力之名,行促進公平之實,表示「一個人都不能浪費」。

然而,除了公平與生產力之外,自由派支持市場化的論述還隱含了另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 讓所有人全憑努力和天賦競爭,將使市場依據才德來給予報償。 在機會真正平等的社會裡,市場會給予人民公正的獎賞。

過去四十年來,才德思想與應得(deservingness)成了公共論述的關鍵詞。這個轉向一方面顯露了才德至上論的嚴厲面: 強調個人責任,將風險從政府和企業轉移到個人身上,緊縮福利國家政策 ;另一方面則比較勵志,或許可以稱為「向上流動說」: 循規蹈矩努力奮發的人只有才能與夢想能限制他們爬多高 。個人責任觀和向上流動說不僅導引了過去幾十年來的政治論述,最終更導致了反才德至上的民粹反撲。

個人責任觀,影響各國政府的福利政策

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個人責任觀是福利國家政策的爭論主軸。二十世紀對福利國家政策的辯論,主要集中於共同體和我們每個人身為公民有賴於對方什麼。有些人期待更凝聚的共同體,有些人則主張必須有所節制。然而, 一九八○年代以後,有關福利國家政策的討論不再以共同體為焦點,而是轉為討論弱勢者必須要為自己的處境負多少責任。 有些人更強調個人責任的分量,其他人則否。

強調個人責任是一個線索,暗示其背後隱含了才德思想。命運愈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責任,我們就愈會依據每個人的人生成就給予讚賞或責備。

雷根總統和柴契爾首相批評福利國家政策,主張人應該為自己的幸福負責,社會只有義務幫助不是因為自身過錯而受苦的人。「那些不是因為自身過錯而受苦的人,我們絕對要幫助他們,一個都不能放棄,」雷根總統在國情咨文中表示:「但讓我們努力嘗試,看有多少同胞可以擺脫對福利的依賴,自力更生。」「不是因為自身過錯」這句話大有玄機。首先它展現某種慷慨,那些「不是因為自身過錯」而受苦的人有權獲得社會協助。但這件事既然涉及責任,自然有其嚴厲的一面。受環境拖累的人當然該幫,但該為自身處境負相當責任的人就不一定了。

最早說出「不是因為自身過錯」的美國總統是柯立芝和胡佛。這個說法蘊含了極嚴苛的個人責任觀。因為個人選擇錯誤而貧窮或生病的人沒有資格受政府幫助,必須自己想辦法。羅斯福總統提過這個說法幾次,主要是為大蕭條而失去工作的人辯護,認為失業不能算是他們的錯。

雷根想削減政府的角色,比之前的總統更常引用這個說法。但在他之後的兩任民主黨總統,也就是柯林頓和歐巴馬,講的次數都是雷根的兩倍以上。因此,他們和雷根一樣, 隱隱將窮人分成配得和不配得協助的兩類。 因為自身無法掌控的因素而受苦的窮人應得政府協助,該為自身處境負責的窮人則不一定。

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柯林頓誓言「終結過去的那種福利」。當選後,他將個人責任觀和向上流動說結合起來,同時展現了才德思想的嚴厲面與勵志面。「我們必須堅持做美國最拿手的事,」他在首任總統就職演說時表示:「為所有人提供更多機會,卻也要所有人負起更多責任。時候到了,我們不該繼續守著壞習慣,期望政府或別人白白幫忙。」

個人責任觀和向上流動說有一個共同點,兩者都以自立自為為理想。 一九八○和九○年代,責任就是找到工作,擺脫福利;機會就是受教育和學技能,好在勞動市場保持競爭力。只要機會平等,人就會依照天賦與努力的程度往上流動,而其才德終將反映在成就上。「有多少決心和天賜的才能就爬多高,這不僅是每一位美國人的權利,也是其莊嚴的責任,」柯林頓表示:「機會與責任是一體的兩面,不能只要其一。」

柯林頓呼應雷根的看法,表示福利應該只給「不是因為自身過錯」而受苦的人。「政府的角色,」柯林頓說,「是創造經濟機會,協助不是因為自身過錯而陷入困境的人扛起經濟重擔。」一九九六年,他在眾多同黨同志的反對下簽署了一項福利改革措施,以「個人責任」為由要求領取福利者必須工作,並限制福利發放的時間長短。

重新強調責任,以及其背後隱含的才德觀,也傳到了大西洋彼岸。當柯林頓以「個人責任」為由實施福利改革,不久後即將成為首相的布萊爾也在英國做出類似的主張。「新時代需要新的福利觀念,機會與責任必須並行,」他毫不掩飾自己政治主張裡的才德思想。「新的工黨將致力推動才德至上,」他寫道:「我們相信人應該依據才能往上流動,而非憑藉出身或特權。」

幾年後,德國總理施若德也提出類似的說法,主張福利改革:

這些措施將能調節我們的福利國家體質,以對抗全球化的風暴,而我們必須從各方面提高責任才能做到。我們必須為自己負起更多責任,也為下一代的機會負起更多共同的責任⋯⋯落實到社會政策上,這代表所有人機會平等,但也表示所有人有責任把握機會。

如今這套個人責任觀實在太常聽到了,讓我們很容易忽略這套說詞在近幾十年來有其獨特的意涵,和才德思想的成功觀有關。政治領袖向來喜歡談論責任,通常是指人民對國家及同胞的義務。但就如政治學家亞斯查.蒙克(Yascha Mounk)指出的, 如今責任指的是「我們必須照顧好自己,如果沒做到就必須承擔後果的責任」。福利國家政策不再是責任緩衝,而是責任分流,只准因為運氣不好而非行為不佳而陷入困境的人領取福利就是一例。這樣做才是依據才德待人。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由 先覺 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qsels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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