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挑選這篇文章】本月 16 日，香港諸報出現一則寫著「正如我之前講過：『黃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全版廣告，署名為「一個香港市民李嘉誠」。
此典出自武則天次子李賢的死諫之作「黃台瓜辭」，外界猜測首富李嘉誠以此呼籲，反送中打擊香港經濟，應儘速落幕。事實上，中國近年積極擴大上海或深圳的金融開放度。這些似乎都在暗示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要換人當了。
不過，多位分析人士指出，香港擁有的開放市場和法治環境，短時間無法被取代，有近六成的中國公司首次新股上市（IPO）仍選擇在該地。北京當局依然需要香港。（責任編輯：施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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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抗議者與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對立氣氛緊張之際，中國國務院宣佈在與香港毗鄰的深圳建立「先行示範區」，擴大深圳的金融開放度，似乎在暗示香港抗議者，如果抗議不平息，中央將以深圳取代香港。
不過，分析人士指出，鑑於香港的開放市場和法治環境以及深圳或上海短期內也無法取代的事實，中國還需要香港，因此中國也不會對香港施以重手。
香港在外貿和金融上對中國依然很重要
香港的反送中大遊行已經連續進行了 11 個星期。中國在香港邊境的深圳聚集了大量的武警並進行演練，令觀察人士擔心，中國最終將出兵香港，平息抗議。
有人認為，鑑於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不再像以前，北京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有更大的迴旋餘地，因此，只有在必要時才會對香港施以重手。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繼續存在，特別是在外貿和金融領域，因此，中國不會對香港施以重手，那樣做等於是讓香港崩潰。
戴安通（Antony Dapiran） 是香港的金融律師，也是作家，曾經出版關於香港異見史的《抗議之城》一書。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雖然與 22 年前主權移交時相比，香港的 GDP 相對於中國整體的 GDP 來說在縮小，但是，香港繼續為中國的其他地方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他說：「香港依然有重要的作用，是中國與外界的橋樑。中國的大公司，國企或是私營企業，很多在香港都建有總部，他們在這裡的金融市場融資，並向這裡的銀行借貸。他們還利用香港作為全球併購的平台。我認為香港依然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香港是中國公司上市融資的首選地。根據普華永道集團（PWC）2018 年的數據，儘管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上海和深圳的挑戰，但是中國公司近六成的共 354 例首次新股上市（IPO）仍選擇在香港。
有報導說，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已經提交赴香港上市的申請，有望最早在2019年第三季度為該公司籌集近 200億 美元的資金。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Tianlei Huang, 音譯）在《為什麼中國仍然需要香港？》一文中寫道，這些中國公司之所以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擁有多重優勢。
「先是基於註冊制的首次上市制度系統，這使得上市進程比在內地相對更快、更容易。其次，沒有資本管制和更大的國際敞口使香港成為了中國內地在全球擴張的一個錨點。第三，健全的金融基礎設施降低了運營成本。第四，香港有完善有效的監管框架，注重透明度和審慎的最低標準。上海和深圳都不太可能在與香港的這場競爭中勝出，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
ODI 流向香港的比例超過 58%，達 700 億美元
香港律師戴安通說，除此之外，香港對中國的精英們也非常重要。中國精英們到香港來投資，香港的房地產或是進行其他投資，為其家人獲得香港護照，方便到全球各地旅遊等。他說，鑑於上述原因，他認為， 中國不會讓香港崩潰的。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8 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ODI）流向香港的比例超過58%（約700億美元）。截至 2018 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香港的存量達到 6220 億美元。
不過，這些中國投資並沒有留在香港。這些資金作為利潤和資金匯回內地，或匯往世界其它地方。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黃天磊說，「中國內地企業通過香港進行投資，就是為了利用香港良好的監管環境和可用的專業服務。」
中國官方 2017/18 年度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大陸全年所獲得的 1250 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FDI）中，990 億通過香港流入，佔總外來投資的 80%。
1997 年以來，中國已經在香港培養了大量的經濟和商業利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黃天磊說，中國領導層發現，為了中國的自身利益，中國將繼續需要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
他說，中國需要明白，保持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符合中國自身的最大利益。它需要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要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法治，這一點任何人都不應視為理所當然。
深圳和上海短時間內無法取代香港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宣布《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同時表示，這麼做的目的是「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這一舉措令人不僅聯想，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勢將受到衝擊。
不過，中國時政評論人士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的時候說，正是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深圳或是上海都無法取代的。
他說：「說到頭來，不論是上海的自貿區，或是深圳的先行示範區，要取代和替代香港的可能性都非常非常小，它的可替代性畢竟還是非常低。畢竟，香港的法治是上海的自貿區和深圳的所謂先行示範區都做不到的、很難學到的。
至於香港原來就有的自由和民主——哪怕雖然這個民主還很不完整，我想它更不是中共願意去採納的。簡單說來，中共在深圳、在上海所要採取的一些舉措，一部分是為了應對貿易戰，另一部分也確實對香港多多少少形成一定威脅，但是從根本上講它不可能取代香港現有的這個地位，因此它的威脅程度還是相當相當有限的。」
在 2016 年 5 月第六屆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上，香港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談到香港的優勢的時候說，「香港的開放市場丶法治環境丶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制度與市場體系丶專業人才和中英雙語環境在今天和未來仍然是中國非常寶貴的軟實力，它們是成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必不可少的條件，需要經過幾代人的積累與努力。」
中美貿易戰下，中國更要「利用」香港
香港政治學者，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副教授和副總監方志恆今年五月在香港《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題為《中美新冷戰香港角色自由世界前哨？紅色中國前哨？》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說，中國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來是中國的外彙來源，是中國突破西方禁運，漂白投資的所在。中國希望將香港轉型為「紅色中國前哨」。中國要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掏空香港自治，以確保一國兩制的香港得到北京「充分利用」。他說，北京近年來強硬打壓香港民主運動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因為任何將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會阻礙北京建立紅色中國前哨的計劃。
2018年4月，在美國對中國通訊業巨頭中興和華為採取限制措施後，北京希望再次利用香港的地位輸入西方科技。5月，中國宣布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中心，並將香港納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方志恆說，這表明北京要更充分的利用香港。
香港享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關稅區地位，未被美國列入加徵關稅的地區，使得很多中國商品可以從這裡轉口。很多海外禁運的高科技產品也從這裡進口到中國大陸。
香港對台灣「一國兩制」的示範意義
約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除了經濟的重要性之外，香港對習近平來說，還有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
他說：「我認為北京把香港當作一國兩制的試驗場。一國兩制最初就是為台灣設計的。台灣在密切關注。他們現在確信，他們不希望成為一國兩制的一部分了。」
習近平曾經宣稱，與台灣的統一將遵循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模式，不過，香港的抗議活動增進了台灣人對這種模式的反對。
台灣明年 1 月將舉行總統選舉。北京不希望看到獨立傾向的總統蔡英文贏得連任，但香港的抗議活動似乎有利於她的選情。
香港對過去對中國的重要性
香港港交所總裁李小加 2016 年 5 月在第六屆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上闡述了香港過去三十年對中國的重要性。
他說：過去三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內地經濟發展最快的三十年。在這個三十年中，香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轉口貿易；第二，直接投資（FDI）；第三，資本市場的大發展。轉口貿易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桶金，FDI 直接投資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工廠，而香港資本市場的大發展則為中國源源不斷地輸送了發展經濟的寶貴資本。
李小加說，從 1993 年 H 股誕生開始，一家又一家中國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募集來自全球的資金，發展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電訊公司丶能源公司丶銀行和保險公司。他說，香港都憑藉自己獨特的優勢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鋒作用。他還說，當然，在此過程中，香港自己也收穫了繁榮富強，成為全球認可的國際金融中心。
李小加在演講的最後說，香港的繁榮不應離開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更應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過去如此，今後亦然。
（本文經合作夥伴 美國之音 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中國還需要香港嗎？〉，首圖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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