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o a politician than winning.
（對政治人物來說，沒有什麼事比贏得選舉更重要）
Fred Davis，美國共和黨策略規劃師的這段話，很直接的說出了政治人物的目的：贏得選舉。為了贏得選舉，政治人物會使出各種技術與手段，例如台灣候選人喜歡操弄的藍綠意識形態，並使用電視、網路廣告等媒介播送。
十年前，FB 等社群媒體開始普及化，網路傳播與廣告也更加精準；選民的瀏覽行為被記錄下來，而選民的偏好與意識形態，也在一次次的網路行為中被引導、操縱。但未來連瀏覽與留言都不用了，競選團隊可以從你的表情，甚至是腦波知道你的偏好，並投放相對應的廣告。
這種技術，叫 neuropolitics（暫譯為腦神經政治學）。
腦神經政治學：透過選民的腦神經，看到傳統民調看不出的潛意識
腦神經政治學，是一種透過研究選民的腦神經生理學，了解他們對政治人物、議題、立場的偏好。Daniel Kahneman 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他在《快思慢想》這本書中，區分了「系統一」和「系統二」思考模式的差異。在系統一中，人類會使用潛意識，用自動、快速的思考模式來行動；系統二則會伴隨理性，讓人類深思熟慮的做決策。比起系統二，系統一思維更能夠決定一個人的決策模式與偏好。
然而在過去的民調中，競選團隊比較注重系統二，也就是透過訪談、民調等方式，了解選民的理性思考脈絡，找出他們的政治偏好。但隨著腦科學技術的進步，藉由探究腦部的生理數據，競選團隊更可以挖掘選民的系統一思維，找出偏好、言論與決策背後的「潛意識」，並進一步設計相應的競選策略，投放相應的競選廣告等等，擴大競選的成效。
運用腦神經科學，科學家對選民態度做了三個調查實驗
波蘭的心理學家 Rafal Ohme 也表示，競選團隊愈來愈重視潛意識對投票決策的影響，並試圖挖掘選民的潛意識，了解從問卷、行為觀察不到的決策模式與政治立場。以下是三個選舉民調案例。
神經焦點訪談：透過腦電圖，了解受試者對競選廣告的反應
在神經焦點訪談（neuro-focus group）中，科學家透過 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y，腦電圖），觀察受試者的腦部活動。神經科學家 Jaime Romano Micha 表示，透過腦電圖的研究，我們可以研究受試者的注意力流程，「如果受試者看到一段競選廣告，腦波產生一個尖峰，代表該廣告有吸引受試者的注意力。」
Romano Micha 進一步表示，人腦有分很多區域，例如左腦主司分析，右腦主導圖像，透過腦電圖的觀察，我們可以了解受試者看到廣告後的思考模式，例如左腦的電波較活躍，代表受試者正在思考廣告裡的資訊。然而，Romano Micha 也批判，腦電圖現在還只能得到攏統的資訊，無法明確知道受試者的反應。
眼球與臉部辨識：監測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此外，科學家也嘗試利用眼球、臉部肌肉等判斷受試者的情緒。Pocovi 是情緒研究實驗室（Emotion Research Lab）的創辦人，該機構位於西班牙，利用儀器監測受試者臉部的細微變化，了解情緒反應。
Pocovi 表示，他們的臉部辨識系統可以測出人類的 6 大主要情緒（愉悅、驚訝、厭惡、懼怕、憤怒、悲傷），以及 101 個次要情緒。藉由這些情緒反應，Pocovi 的實驗室可以找出選民對競選廣告與候選人的情緒反應。然而神經科學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表示，臉部表情未必和情緒一致，因此 Pocovi 的研究無法精準反映受試者對候選人的認知與態度。
iCode：測試受試者的「猶豫」程度
除了腦電圖與臉部分析，波蘭的心理學家 Rafal Ohme 則加入社會心理學的概念，他的公司 Neurohm 在 2016 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進行了一個叫 iCode 的研究。該項研究檢測了受試者的「猶豫」程度，並提供了總統大選中，一般民調測不出的選民偏好。
希拉蕊會輸川普並不意外，腦神經科學已經看出端倪
Ohme 在 2017 的美國大選中，進行 iCode 的研究，調查選民對希拉蕊．柯林頓和唐納．川普的支持程度。該研究在 APP 上進行。在正式問題開始前，Ohme 的研究團隊詢問受試者一些基準問題（calibration questions），了解受試者回答問題的平均速度。
接著，APP 詢問受試者關於兩位候選人的問題；同時，APP 也會記錄受試者回應問題所花的時間。Ohme 表示，除了回答的內容，回應的速度也能反應選民的真實偏好；例如兩個受試者都對一個問題回答「是」，但果斷回應的受試者，心中的想法絕對跟猶豫半天的受試者截然不同，「受試者回答民調問題的反應時間，跟回答基準問題的反應時間偏差，是反映受試者心中偏好的關鍵。」
Ohme 在 iCode 研究中，調查了大約 900 人，並預言希拉蕊會落選。雖然在民調中，希拉蕊的支持度比川普高，但當問題提到「希拉蕊是否有傳達她的價值」，受試者會花較長的時間猶豫才回答問題。Ohme 解釋：「是否有感受到彼此共同的價值觀，是選民決定是否支持該候選人的關鍵。」
運用腦神經科學，競選團隊能形塑選民立場？
神經科學提供競選團隊另一種調查選民偏好與行銷的方式，卻也引來了疑慮與爭議。Exeter 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Darren Schreiber 表示，民主政治的前提假設是，選民是理性的，能夠消化資訊，並做出理性的選擇，若神經科學能夠看透選民的心理偏好，競選團隊掌握選民自己不知道的資訊，操作選民的意識形態與投票意圖，將顛覆民主政治的前提假設。
除了給競選團隊操作空間，Schreiber 還表示，認知測試的結果是各種因素的「混合」，我們無法藉由幾個心理學實驗，明確定位選民的偏好，因此對 neuropolitics 抱持懷疑態度。
但 Ohme 回應，自己的研究是測試選民的「猶豫」程度，如果選民的回答很篤定，我們無法改變什麼；此外，Ohme 也相信，選民夠「明智」，可以看穿競選團隊的行銷伎倆。
在 2016 年的台灣和美國總統大選，有心人士都使用社群媒體，藉由我們的互動與瀏覽紀錄，操弄意識形態與選舉走向；隨著腦科學、AI、臉部辨識的進步，是否真的會有人會「駭」進我們的大腦，了解我們的政治立場與偏好，並利用競選廣告操弄政治偏好？目前 neuropolitics 還在發展階段，尚無法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的走向，但這是未來可能的走向，選民必須要有意識，並培養獨立思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為正如 Fred Davis 所說：
There’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o a politician than winning.
（對政治人物來說，沒有什麼事比贏得選舉更重要）
選舉，是選民能夠影響候選人的機會，是能夠左右國家方向的機會，我們不能白白的把這個權力，讓給少數有能力操弄意識形態的個人、組織與政黨，由他們少數的聲音，主導整個國家的走向。
參考資料來源：
1. 《MIT Technology Review》：〈The “neuropolitics” consultants who hack voters’ brains〉
2. 《The New York Times》：〈Neuropolitics, Where Campaigns Try to Read Your Mind〉
3. 《Psychology Today》：〈The Biological Citizen: Neuropolitics as Aim and Danger〉
（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首圖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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