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神經政治學】競選團隊正在嘗試「駭入選民大腦」,抓出意識形態並投放廣告

There’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o a politician than winning.
(對政治人物來說,沒有什麼事比贏得選舉更重要)

Fred Davis,美國共和黨策略規劃師的這段話,很直接的說出了政治人物的目的:贏得選舉。為了贏得選舉,政治人物會使出各種技術與手段,例如台灣候選人喜歡操弄的藍綠意識形態,並使用電視、網路廣告等媒介播送。

十年前,FB 等社群媒體開始普及化,網路傳播與廣告也更加精準;選民的瀏覽行為被記錄下來,而選民的偏好與意識形態,也在一次次的網路行為中被引導、操縱。但未來連瀏覽與留言都不用了,競選團隊可以從你的表情,甚至是腦波知道你的偏好,並投放相對應的廣告。

這種技術,叫 neuropolitics(暫譯為腦神經政治學)。

腦神經政治學:透過選民的腦神經,看到傳統民調看不出的潛意識

腦神經政治學,是一種透過研究選民的腦神經生理學,了解他們對政治人物、議題、立場的偏好。Daniel Kahneman 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他在《快思慢想》這本書中,區分了「系統一」和「系統二」思考模式的差異。在系統一中,人類會使用潛意識,用自動、快速的思考模式來行動;系統二則會伴隨理性,讓人類深思熟慮的做決策。比起系統二,系統一思維更能夠決定一個人的決策模式與偏好。

然而在過去的民調中,競選團隊比較注重系統二,也就是透過訪談、民調等方式,了解選民的理性思考脈絡,找出他們的政治偏好。但隨著腦科學技術的進步,藉由探究腦部的生理數據,競選團隊更可以挖掘選民的系統一思維,找出偏好、言論與決策背後的「潛意識」,並進一步設計相應的競選策略,投放相應的競選廣告等等,擴大競選的成效。

運用腦神經科學,科學家對選民態度做了三個調查實驗

波蘭的心理學家 Rafal Ohme 也表示,競選團隊愈來愈重視潛意識對投票決策的影響,並試圖挖掘選民的潛意識,了解從問卷、行為觀察不到的決策模式與政治立場。以下是三個選舉民調案例。

神經焦點訪談:透過腦電圖,了解受試者對競選廣告的反應

在神經焦點訪談(neuro-focus group)中,科學家透過 EEG(Electroencephalography,腦電圖),觀察受試者的腦部活動。神經科學家 Jaime Romano Micha 表示,透過腦電圖的研究,我們可以研究受試者的注意力流程,「如果受試者看到一段競選廣告,腦波產生一個尖峰,代表該廣告有吸引受試者的注意力。」

Romano Micha 進一步表示,人腦有分很多區域,例如左腦主司分析,右腦主導圖像,透過腦電圖的觀察,我們可以了解受試者看到廣告後的思考模式,例如左腦的電波較活躍,代表受試者正在思考廣告裡的資訊。然而,Romano Micha 也批判,腦電圖現在還只能得到攏統的資訊,無法明確知道受試者的反應。

眼球與臉部辨識:監測受試者的情緒反應

此外,科學家也嘗試利用眼球、臉部肌肉等判斷受試者的情緒。Pocovi 是 情緒研究實驗室(Emotion Research Lab) 的創辦人,該機構位於西班牙,利用儀器監測受試者臉部的細微變化,了解情緒反應。

Pocovi 表示,他們的臉部辨識系統可以測出人類的 6 大主要情緒(愉悅、驚訝、厭惡、懼怕、憤怒、悲傷),以及 101 個次要情緒。藉由這些情緒反應,Pocovi 的實驗室可以找出選民對競選廣告與候選人的情緒反應。然而神經科學家  Lisa Feldman Barrett 表示,臉部表情未必和情緒一致,因此 Pocovi 的研究無法精準反映受試者對候選人的認知與態度。

iCode:測試受試者的「猶豫」程度

除了腦電圖與臉部分析,波蘭的心理學家 Rafal Ohme 則加入社會心理學的概念,他的公司 Neurohm 在 2016 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進行了一個叫 iCode 的研究。該項研究檢測了受試者的「猶豫」程度,並提供了總統大選中,一般民調測不出的選民偏好。

希拉蕊會輸川普並不意外,腦神經科學已經看出端倪

Ohme 在 2017 的美國大選中,進行 iCode 的研究,調查選民對希拉蕊.柯林頓和唐納.川普的支持程度。該研究在 APP 上進行。在正式問題開始前,Ohme 的研究團隊詢問受試者一些基準問題(calibration questions),了解受試者回答問題的平均速度。

接著,APP 詢問受試者關於兩位候選人的問題;同時,APP 也會記錄受試者回應問題所花的時間。Ohme 表示,除了回答的內容,回應的速度也能反應選民的真實偏好;例如兩個受試者都對一個問題回答「是」,但果斷回應的受試者,心中的想法絕對跟猶豫半天的受試者截然不同,「受試者回答民調問題的反應時間,跟回答基準問題的反應時間偏差,是反映受試者心中偏好的關鍵。」

Ohme 在 iCode 研究中,調查了大約 900 人,並預言希拉蕊會落選。雖然在民調中,希拉蕊的支持度比川普高,但當問題提到「希拉蕊是否有傳達她的價值」,受試者會花較長的時間猶豫才回答問題。Ohme 解釋:「是否有感受到彼此共同的價值觀,是選民決定是否支持該候選人的關鍵。」

運用腦神經科學,競選團隊能形塑選民立場?

神經科學提供競選團隊另一種調查選民偏好與行銷的方式,卻也引來了疑慮與爭議。Exeter 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Darren Schreiber 表示,民主政治的前提假設是,選民是理性的,能夠消化資訊,並做出理性的選擇,若神經科學能夠看透選民的心理偏好,競選團隊掌握選民自己不知道的資訊,操作選民的意識形態與投票意圖,將顛覆民主政治的前提假設。

除了給競選團隊操作空間,Schreiber 還表示,認知測試的結果是各種因素的「混合」,我們無法藉由幾個心理學實驗,明確定位選民的偏好,因此對 neuropolitics 抱持懷疑態度。

但 Ohme 回應,自己的研究是測試選民的「猶豫」程度,如果選民的回答很篤定,我們無法改變什麼;此外,Ohme 也相信,選民夠「明智」,可以看穿競選團隊的行銷伎倆。

在 2016 年的台灣和美國總統大選,有心人士都使用社群媒體,藉由我們的互動與瀏覽紀錄,操弄意識形態與選舉走向;隨著腦科學、AI、臉部辨識的進步,是否真的會有人會「駭」進我們的大腦,了解我們的政治立場與偏好,並利用競選廣告操弄政治偏好?目前 neuropolitics 還在發展階段,尚無法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的走向,但這是未來可能的走向,選民必須要有意識,並培養獨立思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為正如 Fred Davis 所說:

There’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o a politician than winning.
(對政治人物來說,沒有什麼事比贏得選舉更重要)

選舉,是選民能夠影響候選人的機會,是能夠左右國家方向的機會,我們不能白白的把這個權力,讓給少數有能力操弄意識形態的個人、組織與政黨,由他們少數的聲音,主導整個國家的走向。

參考資料來源:
1.《MIT Technology Review》:〈The “neuropolitics” consultants who hack voters’ brains
2.《The New York Times》:〈Neuropolitics, Where Campaigns Try to Read Your Mind
3.《Psychology Today》:〈The Biological Citizen: Neuropolitics as Aim and Danger
(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首圖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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