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全社長專訪林之晨】創新,必然的動力來源是很競爭

AppWorks 之初創投創辦人林之晨 2010 年創辦台灣最大創業加速器 AppWorks,透過培育本地新創企業,為台灣產業界帶來創新改變的契機。

2000 年,全球網路泡沫化、台灣也正好進入實質薪資成長大幅落後於實質經濟成長的惡性循環中。在長年依賴資通訊產品出口作為經濟收入主體後,當資通訊產品價格在全球市場競爭力卻愈來愈低;同時,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上漲的大趨勢導致民生消費品價格不斷上漲,最後的結果就是社會生產力成長,但整體薪資停滯、投資停滯、人才持續外流的惡性循環。

「突破台灣經濟發展困境的解方,以及下一步方向在哪裡?」

從亞洲四小龍的頂峰開始走下坡,近 20 年來,台灣社會試著尋找這個答案。

2000 年進入社會的六年級後段班,以及在他們之後的新世代們,來不及趕上 90 年代的電子出口產業榮景巔峰,卻又同時面對創新競爭受限的法規制度環境,只能用一整個世代多元的人生職涯選擇,共同堆疊累積,嘗試著理解台灣的困境、一起為下一代尋找可能的方向。

《BuzzOrange 報橘》創辦人戴季全與 AppWorks 之初創投創辦人林之晨,都是 2000 年進入職場的一代,在各自創業超過 10 年、也關注台灣產業創新超過 10 年後,兩人聚首,分別以新媒體人和新創投業者的身分,一起思辨台灣的下一步。

兩人都認為,台灣要跳脫發展停滯的困境,要讓社會擁有創新創業的基因與環境,產業才有每三到五年一次演化突變的能力,才能避免經濟發展停滯的惡性循環。

林之晨從全球產業變遷來分析,mobile internet、AI 跟 Blockchain 時代,受到衝擊的不只是台灣,但台灣過去的成功元素,的確成為我們面對這波挑戰最大的罩門;過去在硬體時代練就的「針對某一個既定的標準做出產品」的 DNA,如今已經不適用。

戴季全在對談過程中,從政府推動的培育台灣獨角獸政策,反思台灣要培育能夠迎向新時代挑戰的 DNA,真正缺乏的是「 鼓勵競爭、歡迎資金投資與人才培育」的環境,而這正是他們這一代創業者努力在台灣倡議與推動的。

創新,必然的動力來源是很競爭 。」 想要走出產業困境,台灣社會必須勇於面對一個開放與競爭的環境與體制,然後,我們才有可能走出一個新的方向、新的未來。

採訪:戴季全   文字、整理:鄒昀倢

如果企業本身不新陳代謝的話,競爭力就會越來越弱,在裡面工作的人就會覺得越來越被剝奪、薪水沒有成長、前途沒有機會。」

流線傳媒社長戴季全(以下簡稱『戴』):你從紐約回來已經八年了,AppWorks 從 2010 年草創至今,現在 AppWorks Accelerator 也進入第十七屆,這八年你看到什麼樣的台灣產業變化?

AppWorks 創辦合夥人林之晨(以下簡稱『林』):最大的變化當然是越來越多優秀的年輕人,不覺得去宏達電、聯發科上班是他們人生最佳選項,他們會覺得出來創業或是加入新創公司是更好的選項。

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更多國際創業者來台灣在這裡創業、經營台灣市場、建立 RD 團隊,這些是八年前看不到的景象。

戴:那這八年來什麼成就是你最自豪的?

林:這個月剛完成的第 17 屆 demo day 統計,現在活躍的校友公司(編按:AppWorks 加速器每一屆的校友成員,自稱為『AppWorks Mafia』)總共有 328 家,員工總數超過 9500 人,所以就是說搬回來八年幫忙台灣創造的工作機會將近一萬個,這個是我最驕傲的一件事。

戴:那你覺得從潛力值來看,台灣在創新的範疇可以創造出來的工作機會最多可以到多少個?

林:這很難說,有一些企業已經是中大型公司,也不能叫他是新創。台灣 1,100 萬的就業人口,有 75% 在中小企業上班。如果企業本身不新陳代謝的話,競爭力就會越來越弱,在裡面工作的人就會覺得越來越被剝奪、薪水沒有成長、前途沒有機會。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去創造新的、有競爭力的公司,讓更多人能夠參與新的產業成長,能夠分配到的收益比較大、前途比較有機會,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貢獻。

但台灣的失業率也不高,在中小企業工作的人口比例也相當穩定的,這個結構倒也不是我們想要去改變的。

戴:有很多人說 AppWorks 是台灣的 Y Combinator,那 YC…

林:我們一直說 YC 是美國的 AppWorks 哈哈哈,開玩笑的。

戴:哈哈哈!YC 有一個投資理念是他們並沒有急著或是想要讓他們的企業出場,那這是不是一個長期持有的投資概念?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AppWorks 在台灣也是持同樣的投資理念來投嗎?

林:是,而且我們還做得比 YC 更極端。事實上我們的 Acclerator(編按:中譯加速器)跟 YC 最大的不同是,YC 一進去就要新創公司收下 15 萬美金,給出 7%的股份。每一個公司都必須要拿 YC 的錢,那也就是相對的有一定義務創造投資的收益給 YC。

在 AppWorks 所有的團隊一進到這個加速器,不用給我股權,也不用強迫拿我的錢,也不需要強迫付我租金,它是一個完全免費的加速器。所以當我們在幫助這些創業者的時候,就是全心全意地幫助這群新創公司,幫助台灣創造經濟轉型的動能跟就業機會。

我們認為一個創業者的 lifetime 也不會只有創立一家新創公司,他會創 2、3、4,甚至 5 家、10 家公司。我們希望幫助他在早期的時候學習到更多關於創業的精髓,幫助整個人生創業的 career 更成功,創造更大的 impact。所以不管是對跟創業者之間的關係,或是對人生 long term 的想像,我覺得是比 YC 還更極端的。

全世界目前對獨角獸的定義是承襲美國一種非常狹義的定義,我們要打破這個狹義的定義。」

戴:行政院賴清德院長提出,台灣政府要傾國家之力,培育出自己的「台灣種獨角獸」。 其實我創業的早期,也曾希望自己成為獨角獸;我相信很多有企圖心的創業者都有過這樣的想法。這幾年針對獨角獸培育也有很多討論,你覺得台灣這個地方適合發展創業獨角獸嗎?如果不適合的話,台灣欠缺的條件是什麼?

林: 第一個,我覺得全世界目前對獨角獸的定義是承襲美國一種非常狹義的定義,價值或估值十億美金的未上市公司叫獨角獸。這個定義為什麼很狹隘呢? 美國經濟體是台灣三十倍大,假設大家都只做國內市場,在美國市場裡面要成立一個估值十億美金的獨角獸,其實是比台灣容易三十倍。

當你用這樣的角度去量身高的時候,會發現說美國人達到那個身高的比台灣人多很多。 我們要打破的是對獨角獸狹義的定義,其實獨角獸是一種對社會有相當大影響力的成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存在,倒不一定要用十億美金這樣的估值去看他

為什麼培養極大成功的企業對社會很重要,對於年輕人來講,都是看到那一兩家成功的故事而有啟發而想要有為者亦若是。大家不會去看 AppWorks 有 328 家公司,他不會覺得有 328 家、528 家公司干我什麼事這樣子。

但如果說 AppWorks 有一家公司,例如 EZTABLE 從 AppWorks 第一屆出來,變成了台灣第一家線上訂餐的龍頭,現在又去印尼發展;又譬如說 AppWorks 有一家 CHOCOTV,變成線上看劇的龍頭、又被 Line 投資,才會啟發年輕人想要有為者亦若是。這個用意倒不是獨角獸本身,而是他的外溢效果、包括經濟成長、就業機會,包括獨角獸對下一代年輕人所產生的啟發作用,甚至包括教育一整代的工作者,這些都是這種巨大有影響力的公司帶來的外溢效果。

戴: 因為美國已經有很多波的獨角獸上市潮,看起來明年又有一波,像 Spotify、Airbnb、Dropbox、Uber 都是美國新一波獨角獸上市公司名單。更前期還包含 Yahoo、Amazon、Google、Facebook 等等…… 台灣好像在這幾波全球獨角獸浪潮裡好像都缺席了,你看是什麼原因?

林:這有兩個點,第一個點我要回到在「美國十億美金的獨角獸」與「台灣十億美金的獨角」獸成功的幅度差太遠。在台灣必須要 30 倍的成功才會達到十億美金,那美金跟台幣剛好是 1:30,如果把那個美金除過來,其實在台灣有達到十億台幣的市值或是估值,就等於在美國十億美金那樣的成功。

看台灣幾十年的歷史下來,每年都有很多公司達到十億台幣的估值或是市值,但是這些公司在台灣沒有獲得一樣大的關注。因為我們的市場比較小、人口比較小,美國有三、四億人口,假設每個人能關注的公司一樣多的話,美國人能夠關注的公司就是台灣的十幾倍。台灣雖然有很多達到十億估值或是市值的公司,但他們得到的關注沒有這麼多,因為台灣的人口比較少。

第二個,如果不要去談台幣獨角獸要去談美金獨角獸,大部分的垂直市場來講台灣都太小了,它必須要是一個區域級的成功故事才有機會得到關注,那你就必須去探討,為什麼台灣過去這幾年比較沒有產生區域級的成功。

台灣過去在 PC 或是手機的時代比較容易能夠產生區域級或是國際級的成功故事,是因為以前 PC 跟手機的標準規格是比較固定的,所以以前只要做出符合規格的硬體就有機會可以賣給下游的廠商,對於台灣人來講,那個時代要去做全球市場的公司是稍微比較容易的。我只要能在那個零組件裡面做到數一數二好的就可以賣給全世界

現在進到 mobile internet(編按:台灣譯為行動互聯網),或是 AI 跟 Blockchain 時代,是沒有固定規格的。必須要做某種 service 吸引消費者來用,或是要達到某種 SaaS(編按:台灣譯為軟體即服務)要可以賣給很多中小企業,達到某種規模經濟。這是另外一種 DNA ,所以 台灣過去在硬體時代練就的「針對某一個既定的標準做出產品」的 DNA ,到現在 mobile internet、AI 跟 Blockchain 時代不適用,所以台灣正在重新學習這個 DNA

一個生態系或是城市,創新發展得比較好,必定這個城市競爭比較激烈。」

戴:你認為這個新的 DNA 核心或是要素是什麼?是創新嗎?

林:創新是結果,當我要做一個產品,對於消費者來說,它比前一代產品更好用十倍、百倍,必然我不能做得跟它一樣,一定要做得比它更新更好的東西,所以他是一個結果。那是為了要達到更好的產品的必然結果。

但以前在做零組件的時候不用創新,只要做一樣的規格就好,所以以前的創新比較是「製造方式的創新」,也就是所謂的 process innnovation(編按:譯為流程創新),意思就是要做到同樣的 spec 要怎樣透過某種技術跟方法,達到比較低的成本、比較高的效率、比較高的 throughput (編按:台灣譯為產出,意指一個系統如機器、工作中心、工廠、工廠群在單位時間內的投入產出量,即流過系統的量)去做到。但是在現在要做的 mobile internet、AI 跟 Blockchain 是 product innovation(編按:產品創新),甚至是 platform innovation(編按:平台創新)。

戴:那美國 AppWorks(編按:戴在此意思是 Y Combinator)的創辦人 Paul Graham 曾經聊過一地要培育新創,當地的人口與城市必須要備有相當的條件,並不是說任何一個城市或是產業脈絡都一定可以發展出適合培育新創服務的生態圈,你認同這個觀點嗎?假設是的話,你認為台灣哪個城市或是哪個區域比較接近這個條件?

林:更精確地講,一個生態系或是城市,創新發展得比較好,必定這個城市競爭比較激烈。因為競爭比較激烈的地方,每個人就必須要要更快速的發展下一代更新更好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覺得一個城市他夠創新,必然的動力來源是很競爭

戴:鼓勵競爭嗎?

林:對,必然是一定有某種因素去形成競爭的激烈程度比較高。

不然就是這個地方的進入門檻很低,所以很多人都要做自己的產品或是商業模式。或是這個地方有比較多的人才流進來,例如有一個大學像史丹佛,吸引世界人才都來這裡念書。人才念完書都想要參與這種新經濟的發展。因為他們都很聰明,所以讓這個地方充滿競爭。要不然就是資本的供給,厲害的人都來這裡募資,募完資都留下來在這邊創造產品或商業模式造成競爭。 通常都是客觀的環境來促成競爭,特別的競爭就會促成創新。

戴:所以我做個小結。第一,環境要鼓勵競爭。第二,要歡迎人才進來,看起來最重要的要件是大學,甚至不是只有新創企業,在大學這個時間點,年輕人的可塑性與適應性比較高,所以要從大學著手。第三,資金匯聚的能量規模要具備。

過去這幾年,我們在新創圈一直有一個聲音是說台灣的資本市場不夠開放,你覺得現在還是這個狀況嗎?

林:台灣的資本市場不夠開放其實有好多問題。資本市場有上下游,上游的創投或是天使投資人有個世代交替的問題。台灣現在比較活躍的創投都是成立在 8、90 年代,進到這個時間點他們的資金規模都比較大,規模超過一億美金,因此投資的規模都比較偏晚期。

AppWorks 之初創投創辦人林之晨(左)與流線傳媒社長戴季全(右)兩位各自創業十年後聚首,分別以新媒體人和新創投業者的身分,一起思辨台灣的下一步。

台灣過去 20 年缺乏新的創投管理公司起來,這是資本市場上游碰到的問題。像 AppWorks 這樣新型態的創投,我們 6 年前(2012 年)募第一個 fund 的時候是 3.2 億台幣、4 年前募第二個 fund 的時候是 15 億台幣,我們現在募的第三個 fund 才會募到 30 億台幣左右的規模。每一個創投基金都會走過這個過程,矽谷的資本市場上游生生不息是因為一直有新的創投出現,他們都是從小的 fund 開始,因此投的也比較早期,後面創投越做越大,就會去投晚期。

下游我們碰到的問題是資本市場 IPO 的遊戲規則非常的不現代化。你看美國 IPO 市場的規則不斷在因應時代潮流,更新他的遊戲規則,甚至現在連香港市場都跟上,但台灣的遊戲規則一直無法更新,非常地緩慢。他也造成新經濟的公司跟台灣的 IPO 市場非常的不 fit,這也造成說台灣上、下游市場各自有各自的問題。

戴:如果舉一個比較當代的例子,是不是因為這個問題才讓 PCHome 沒有足夠的子彈跟蝦皮對打?

林:PCHome 沒有足夠的子彈跟蝦皮對打,最核心因素是因為他是一個 local 公司。公司要有很高的市值,投資人要看的不是現在的營收與獲利,是在看未來所能產生的獲利折現,所以如果說 PCHome 是一個台灣的成功故事,大家就會想台灣的屋頂在那裡,用這個屋頂把它折現回來後,他給你估值就會這麼高,募資時就做不多。

PCHome 在資本市場上無法用很便宜的資金成本募得很大的資金,是因為自己就是一個 local 公司。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必須要變成一個 Regional(編按:意指區域型)的公司。他的屋頂要放大十倍一百倍,折現回來的市值就會是五倍十倍,能募到的資金就會多。這個問題的核心是這樣。

「台灣下一個三十年必須要扮演大東南亞的一員,讓國際把大東南亞的研發總部設在台灣。」

戴:你是因為基於同樣的理由開始要讓 AppWorks 在印尼拓展第一個海外分店嗎?

林:這是一個理由。最大的理由是我覺得台灣下一個三十年必須要扮演大東南亞的一員。三十年前我們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崛起,那時候我們跟中國政治上互相矛盾,但是台灣跟國際喊出大中華地區的概念。大中華地區沒有簽任何協議的,但是我們喊出想像的共同體。歐美公司看到這個,覺得 make sense 、認同這個理念就來台灣設立公司,然後輻射整個中國市場,台灣就在過去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紅利當中得到很多好處,我們協助中國成長。

但時至今日,中國雖然經濟成長放緩,但內在經濟相對穩定發展前景很大;比較下,台灣只是中國的 1/20。很多企業把很多大中華總部搬到北京、上海,台灣反而就在大中華市場變邊緣化。往前看三十年,我覺得應該要改變台灣自己的經濟定位。現在東南亞這些鄰居,因為人口紅利、經濟正在成長,我們這個時間點應該要喊出台灣是大東南亞的一員,讓國際把大東南亞的研發總部設在台灣。

AppWorks 過去這八年立足在台灣。大東南亞有 6.5 億人口,印尼有 2.6 億人,所以印尼就是東南亞之首。我們要讓台灣跟東南亞更接近的話,可以把一隻腳站在台灣一隻腳站在印尼,用自己的力量就把兩個市場拉近一點,就可以讓越來越多企業把台灣跟印尼視為同樣的市場。久而久之就把台灣視為跟東南亞是同一個市場。這是我希望用個人的努力把台灣跟東南亞拉近一點,形成大東南亞市場。

戴:但為什麼是印尼,是因為他的人口數嗎?

林:印尼這個市場的 GDP 是 1.2 個 trillion 也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

戴:會不會經濟發展機會集中在都會區?

林:這是當然的,印尼百分之 40 的 GDP 還是來自於大雅加達地區產生。

戴:你有考慮過新加坡或是泰國嗎?

林:我有考慮過,但這是機會成本的問題。 如果可用未來的 3-5 年做一件,印尼是最好的選擇。

戴:你是從幾年開始思考往印尼佈局發展的?

林:AppWorks 開始去想東南亞是過去三、四年的事情,這段時間我們不斷往東南亞去參訪,也邀請當地團隊來參加我們的加速器。過去我們加速器幾乎沒有東南亞的團隊,到現在現在 AppWorks 有一半絕大多數是東南亞團隊,這是過去幾年累積下的成績。

戴:雅加達當地的工作環境怎麼樣?

林:印尼是一個 2.6 億人口的國家,大雅加達有 3 千萬人,你可以說 top 10% 的精英都集中在那。你到那裡時會發現當地的步調也很快。因為他們都是全國的菁英,都很有國際觀,英文都講得非常好。在接下來二十年、三十年的經濟大成長期,你主要要看的是這些創業火車頭的狀況。在大雅加達的感覺就跟大北京、大上海、大東京的感覺差不多。

戴:用這個比喻回來談,看起來在台灣是大台北區有機會嗎?大台北區其實是北北基桃,大雅加達區也是一個主要城市加上附近的衛星城市。照這樣的狀況來看,台灣的行政區域有沒有要調整,會不會比較符合現代大都會區的定義?

林: 其實我覺得台灣如果要講整個科技生態圈,應該要擴展到新竹。這是過去四十年科技發展的主力生態系。去量距離與人口數,基本上就跟矽谷 San Jose 到舊金山距離差不多 當然大雅加達的人口多很多,但一個科技生態系發展不一定要 3 千萬人都在科技業上班,去看 San Jose 可能是數十萬人在科技業上班,其他人提供生態系的其他服務。

印尼比較重要的是市場,他們的年輕人口、中產階級消費意識很高,很喜歡享受生活,在印尼的市場,大家如果去那邊發展是可以抓住中產階級崛起的過程。

我覺得我們政府並不把鼓勵競爭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但廠商越競爭對於民眾的就業與消費都是有好處的

戴:台灣在特殊的政治結構下,是不是應該要由中央主導你講的台北到新竹的大台北區創新生態系創建與發展?一我們不太可能短期去改行政區、二是地方首長很難有這麼大的政治格局,三是資本市場、大學等鼓勵競爭的環境條件,其實關鍵是在中央。

林:對,我覺得台灣比較大的問題是中央的問題。我舉個例子好了一直以來交通部很想要消滅 Uber,但這是鼓勵競爭還是打壓競爭?我覺得比較像是打壓競爭。 我覺得我們政府並不把鼓勵競爭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 但廠商越競爭對於民眾的就業與消費都是有好處的。這部分來講的話台灣政府在這點上面可以再看更遠一點,這些問題好像比較從中央來的。

戴:行政院、地方政府都會編列預算,例如前瞻基礎建設。你會不會主張要針對人才提列具體預算,不是五年五百億那種,而是一個具體、針對教育的預算,以因應新經濟的發展與人才的培育?解決政府投資長久以來無法與產業、預算接軌的狀況。

林:我好想要八千億預算都花在教育上面。但其實投資人才不需要這麼多錢,傳統的觀念裡不覺得投資人才是在做建設或是拼經濟。

戴:因為傳統財報上無法認列。

林:時至今日,我們在計算 FDI(編按:外商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指外國企業為獲得利益在本地所作的經濟投資 ),我們沒有把外國人來台灣雇人才、訓練 RD 這件事情算在裡面。都是要算他來台灣投資廠房、設備,但那是二十世紀的方法。

我們現在的政府都還是強調在建設,例如要蓋一條鐵路上才感覺有在做事。雖然投資人才才是對國家最重要的事情,但感覺好像沒在做事。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那個心態,那個八千億都可以花在台灣人身上,讓年輕人參與研發,那台灣會有非常光明的未來。端看我們何時可以形成這個共識推動政府。

戴:我猜政府直覺會認為這是教育部的職責。

林:可以參考新加坡,現在社會就業前的教育越來越不重要了。資料科學家、社群編輯都是這 5-10 年才冒出來的新職業,學校都沒有這些科系。全國的國民在職涯中一直都需要再教育,訓練新的職能。

新加坡在 2015 年的時候推出一個計畫叫做「SkillsFuture」, 要當新加坡國民終生學習的範本。所以新加坡國民工作到一半,如果發現自己需要學習資料分析的工作才能當資料科學家,就可以透過這個計畫學習。我覺得現在台灣對於教育的觀點還是太卡在在 20 世紀,認為所有教育一定要在就業前搞定,但 21 世紀已經不是這樣的,所以這件事情不是教育部的責任,這是整個政府的責任,也是全國人民必須要有這樣的意識,這世界變太快了,每個人都應該要當終生學習的個體。

戴:現在的政府架構裡面,就業前的教育是歸教育部,就業後歸勞動部。

林:而且,勞動部的概念是「你失業了我來救濟你、失業了我來輔導你」,他們覺得失業是一種失敗,是一種社會負擔。但其實不是呀,21 世紀裡大家都是斜槓人生,有人工作幾年想要換工作轉換成另外一個職業路線、角色都是很正常的。對於國民的再學習態度,若還是「你很可憐我來救你」,那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觀念翻轉的路要走。

戴: AppWorks Mafia 已經創造了將近一萬的就業機會,我知道這個數字比鴻海在台灣創造的就業機會還要多。我們這代很多同學畢業後都是到鴻海、台積電去上班,但我觀察到這一代的畢業生就業取向跟我們以前不一樣,新創企業提供了很多新的職務需求,例如資料科學家、社群編輯。從 2010-2018 年你們的 Mafia 生態系已經到了一個基礎,除了我們要鼓勵競爭,你認為,新創企業增加新形態工作機會能夠解決台灣低薪問題、競爭力不足問題嗎?

林:與其說新創企業,我會說是研發。

戴:你是指既有企業增加研發佔比?

林:如果把資料科學家視為研發人員的話,其實研發人員的薪水是管理階層外最高的,甚至是超過。研發是公司的核心,取代過去的生產與製造。現在的軟體是每天都在變化,每天工程師都要研發去與時俱進,以前的生產與製造是機台,現在的生產與製造是人才。如果要解決低薪問題、增加中長期的競爭力,其實就是研發。關鍵就是教育 empower 更多的人,鼓勵他們去做研發的工作。

戴:你是不是發現了這個才做 AppWorks School?

林:我們三、四年前就發現了。當時的 AppWorks Mafia 全部公司員工數就好幾千人,每年還要增加一千人。很快這樣的人才需求,一定會超過學校能供給的程度;所以我們就想,怎樣讓念錯科系但想要來參與研發的人能夠擁有研發能力。

兩年多前我們成立了 AppWorks School,免費四個月教寫程式,培養研發人才還幫他們媒合去上班,當然 AppWorks 的校友可以近水樓台先挑,但是我們也不會強迫,都是大家自己的選擇。現在每一批 AppWorks School 招生大概有 30 人,現在已經累積總共有 100 人,下一屆 AppWorks School 預計招生到 40、50 人。我希望可以每年成長到招生一千人,雖然這樣還是不夠,但這是 AppWorks 杯水車薪僅有的資源下能提供的。

戴:除了這個之外,AppWorks 今年開始全力專注在 AI 與區塊鏈,你看到的國際趨勢是什麼, AI 與區塊鏈新創是台灣下一個經濟的成長引擎嗎?

林:最近我看到智慧手機出貨量量, YOY 是 -5~6%,智慧手機在發展十年後紅利期已經結束了。底層平台紅利結束,上層要發展 app 服務,自然而然這個紅利也會漸漸消失。

我們觀察年輕創業者會從生活找靈感,所以他們第一個想要做 app,但我們覺得要提醒大家「市場要飽和了」這件事情。剛好現在有兩個巨型的在創業 paradigm shift(編按:創業裡說的『典範轉移』)要來了,就是 AI 與 Blcokchain。我們為了在這個時間點提醒年輕人:「mobile internet 的紅利期要過了」,我們才會喊出來說只收 AI 與 Blcokchain 團隊,那樣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去討論這件事情,大家的注意就會被喚醒。

像我八年前回台就是希望對轉型有所貢獻,每一件事情我們做的都是希望對生態系往前進有貢獻。

(本文開放合作夥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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