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工業 工業 製造業 工廠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本書】以前公民課本有教要怎麼看一個國家是否先進,越先進的國家,國家內部的工業比例會下降,服務業則會上升。然而,這兩個世紀以來,全球製造業的就業人口卻保持安穩的世界人口 5% 占比,這代表世界在退步嗎?還是是另一股工業與服務業的動能即將啟動?

皮耶.維勒茲寫《超工業時代:工業、服務業的下一步——全球價值鏈如何革命性重組,催生前所未見的經濟地理藍圖》,用數據與歷史跟你解釋各國「去工業化」的進程。(責任編輯:陳伯安)

許多人以為我們已經邁向「非物質」的社會,即工業和實體物品的製造不再扮演第一要角。這是一個大錯特錯的觀點。

在美國和歐洲,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大幅縮減,但是全球的製造業就業人口竟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峰。在二○一○年,一共約有三億三千萬人在製造業部門裡工作,約占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四.八,至於產出也持續提升 — 即使自從二○○八年以來,產出的成長就少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成長,顯示出全球需求往服務部門的淨轉移。令人納悶的一個現象是,在近兩個世紀裡,製造業部門的就業人口占全球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比率倒是顯得相對穩定。

製造業生產值過了二十年,增加六十倍

由於諸多國家的製造業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長期存在的生產力差異,這一群勞動人口比例雖小,卻對於全球成長造成了極為重大的影響。自一八○○年至二○一○年,全球人口每年平均成長百分之○.九,總產出成長百分之二,工業產出則成長百分之二.九。當這樣的差距長期維持,累積下來就是一個極大的落差。同樣地,全球製造業生產總值在二○一○年達到一九九○年的一.五倍,更是一九○○年的六十倍。

在近幾十年間,這個發展促使了幾億人口得以從貧窮中脫身。儘管如此,它也突顯出了兩大問題。首先是這種成長在社會與地理層次上的分布。自一九九○年以來,全球製造業人口的成長並非普遍地散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而是僅集中於少數國家中,尤其是在中國。

今日,全球百分之二十的製造業人口出現在中國(相較於一九九○年的百分之三和二○○○年的百分之八)。而中國的一枝獨秀不該令人忽略了整座森林的樣貌。因為去工業化(對於就業,以及有時對於附加價值的影響)也關乎到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而此一現象令人好奇它們未來的成長軌跡將是何種樣貌。第二個問題在於,直至今日仍憑藉於仿效已開發國家之生活模式的經濟成長,是否具備永續的特質?

世界所得增益主要發生在亞裔中產階級和已開發國家前百分之一的富人

亞洲的大重返是過去幾十年間的一個重大事實。我稱之為「重返」,因為西方的優勢(首先是歐洲,而後是大西洋地區)在長期看來,將只是一個過渡期。一八○○年,西方世界占全球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九,其他地方則以中國和印度為首,占了全球百分之七十一的工業生產。一九○○年,這個數字激烈翻轉。百分之八十七的工業產品來自英國、歐陸和美國的工廠,亞洲的大經濟體可說是完全崩壞 ,占比只剩下一小部分。二○○○年,百分之六十六的全球生產依舊聚集在已開發國家。隨著二○○八至○九年的危機,以及新興國家每年百分之六的工業生產成長率(相較之下,已開發國家只有不到百分之二),二○○○至一○年間已導致已開發國家的占比降至百分之六十以下。

同時也意謂著歷史學家長年辯論與質疑的重要主題—歐亞大陸的西方和東方之間「大分歧」時代─畫下句點 。然而,不同於廣為流傳的形象,這些年邁的工業國家持續地以其強勁的科技實力在工業財貨的產值中占有可觀的比重。製造業部門的就業是衰退了,但至少「去工業化」的程度應該是相對輕微的。

以上這段內容是我們所熟知的,但我們較不清楚的是,有一種形式的「去工業化」也影響到了新興國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事實上,情勢的發展尤其對幾個國家有利,如中國、墨西哥(美國的生產基地)、南韓、臺灣、土耳其和幾個東歐國家(德國工業的基地),它們與已開發國家皆為全球化的受益者。

儘管如此,全球發展不均也同樣發生,以致有些國家變成了輸家:如果我們將中國計算進來,這些輸家的衰退程度就非常嚴重;如果我們將中國排除在外,那麼這些輸家呈現的只能算是停滯,甚至有的還算成長 。自一九八八年至二○○八年,全世界的所得增益主要是發生在亞裔的中產階級和已開發國家的前百分之一的富人中,然而已開發國家的中產階級收入卻是呈現停滯 。

新興國家怎麼執行「去工業化」?

在整個二十世紀期間,多數經濟學者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都將工業化視作唯一能趕上富裕國家的途徑。不同的學說之間彼此衝突。在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一些國家如印度或阿爾及利亞,我們鼓吹藉由重工業和機具製造業來推動發展。普遍認為「工業化的工業」將使得這些國家進入自主的發展模式,重現富裕國家的軌跡。

相反地,其他國家則偏好從比較「輕」的消費品工業出發,以便在高聳的關稅壁壘庇護之下仿效他國經驗創造經濟成長,日後嘗試朝供應鏈較上游的產業發展。這種政策稱作「進口替代」(substitution d’importations),而其中一個優秀範例就是巴西。接著迎來的是普遍性經濟開放的時代,立基於跨國企業的到來和出口至世界各地的工業化,對於「亞洲四小虎 」(tigres d’Asie)來說尤其重要。中國從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重創泰國、南韓、印尼和馬來西亞)中汲取教訓,一改過去採取了大規模仰賴出口的策略,轉為某種程度上重新聚焦於內需市場,尤其是在科技方面的急速成長,直至今日。

那麼其他國家的情況又是如何呢?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強調「早熟的去工業化」(désindustrialisation précoce),並且指出在這些高度依賴出口的新興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工業部門的就業和附加價值之演進過程是大不相同的 。

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事呢?樂觀的假設是,這些國家將可以不經過工業化的過程就直接進入成長階段,透過蛙跳效應(leapfrog effect)避開我們曾經走過的漫漫長路,享受通往先進的服務業與數位化社會的捷徑。經典的例子就是直接建立數位通訊網路,這是比起有線網路更加經濟的基礎建設。整體說來,我們觀察到服務業對於貧窮國家的成長貢獻要比工業來得多。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印度在資訊產業的先進服務發展。

但我們會忽略的是,這種發展只會涉及一小群人。除此之外,印度還正在對國外投資者開放它原本非常保護的經濟體,為的是更加果決地走上工業化的道路。悲觀的預期是,在已開發國家和中國的雙重主宰下,全球工業的現行分布使得貧窮或新興國家愈加難以進入中高等收入國家之列。少數國家將科技實力與具競爭力的社會條件結合,促使製造業集中在這些國家;另一方面,其他國家主要以服務業組成其經濟體結構,此一局面將會導致嚴重的不均衡,尤其是在南方國家 。

我們也可以自我檢視這個情勢的政治影響。直到今日,中產階級的形成總是與工業崛起和生產力提升有關。工業促使人口中較大宗的產業依據廣大勞工的共同利益而形成政治與工會代表。相較之下,在一個由較為分歧且經常是以手工藝或非正式的服務業主宰的世界裡,這些勞工的共同利益顯然更加難以浮現。因此,(東亞除外的)南方國家的早熟去工業化幾乎無助於鞏固該國的民主體制。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超工業時代:工業、服務業的下一步——全球價值鏈如何革命性重組,催生前所未見的經濟地理藍圖》,由 臉譜 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xhere,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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