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網路新創公司的盛行,給了年輕人新的發展舞台。這篇文章就分別找了4個在中國知名新創公司工作的年輕人來聊聊,新創公司是如何顛覆傳統的職場規律。(責任編輯:黃筱雯)
傳統經濟時代的職場規律正在瓦解和重塑。
在創業的早期階段,職場新人和實習生被大量啟用——顯而易見,他們成本低、能吃苦、聽指揮,性價比高。但不同之處在於,在「人少活多」的創業公司,他們和正式員工擁有同樣的機遇,負擔相同的責任。一兩年後,其中的佼佼者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他們被管理層信任、重用,有的還沒畢業,就被高薪聘用。
這一點也普遍適用於互聯網行業中。這個多變、每家公司都唯恐被時代拋下的行業中,公司們總要折騰新業務、新項目。新項目成立之初,一系列風險及不確定性促使公司更傾向於雇佣大量新人及實習生。尤其重要的是,他們能夠適應項目早期的各種變化——互聯網評論家keso說,互聯網這個行業,是一個需要向後輩學習的行業。
這都使得職場新人的成長周期大幅縮短了。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超越了自己的同輩,又超越了前輩,成為互聯網公司重金聘請的職場大牌新人。最近最著名的案例,就有咪蒙月薪5萬的助理黃小污。
除了黃小污外,我們還採訪了米未的選角導演高嘉程,這個90後的年輕人貢獻了入圍《奇葩大會》選手中三分之一的名額;1995年出生的安全黑客單昊奇,他主導了央視315晚會信息安全環節的項目;22歲入職滴滴,成為滴滴第9名員工的張藝梅——這些故事大多激動人心,但這並不是一篇職場雞湯,這些年輕人也會遇到自己能力的邊界,也會遭遇挫折。
但他們的故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職場變化的一個可喜的縮影。
1. 「老闆,你瘋了嗎?怎麼給我發那麼高的工資?」

黃小污是在周六早上7點鐘回到家的。因為討論近期的一個項目方案,她和內容小組的10個90後一起加班到天亮。他們總共叫了4次外賣:一次燒烤、一次小龍蝦、一次冷葷速食和一次麥當勞,這才熬過了漫長的一夜。
小組的成員很多是新加入的,第一次通宵加班竟然還發朋友圈「炫耀」。「每天都感嘆我們公司好像邪教,每個人都好燃。」黃小污說。
不久前,咪蒙在接受採訪時不經意地提到,自己的助理月薪5萬(編按:人民幣)。瞬間引發了一些自媒體大號的關注。「咪蒙」公眾號的粉絲數和閱讀量甚至都因此躍升至新的層級,晚上推送後,第二天早上打開流量能穩定在150萬左右。
「我的助理都成熱點了。」咪蒙發文章感嘆。並再度稱讚了自己的兩位助理——89年生人的黃小污和93年的安迪,這兩位年輕女孩如今是咪蒙團隊的核心支撐。
實際上,黃小污早已經不是咪蒙的助理了。去年3月份,咪蒙把公司從一棟居民樓搬到望京soho,同時開始招兵買馬、擴充團隊。那個時候起,黃小污就成了內容團隊的「主管」。不久後,她又正式升任為「內容總監」,管理著10人左右的團隊,輔助咪蒙找選題、跟熱點,修改標題、段落和句式。
黃小污還親手搭建了咪蒙團隊的「新媒體資料庫」,如今收藏著上萬條從各個公眾號摘錄的好標題、好句式等。實習生入職2個月,通過學習這些語料,起的標題就能跟老員工不相上下。黃小污對此頗有成就感。
黃小污是個身材嬌小的廣東女孩,原名黃穎鳳。咪蒙有時候跟她開玩笑,叫她「阿鳳」。「誰要是覺得自己名字土,只要我一說出我的真名,她們就會覺得自己名字超級洋氣!」
黃小污畢業於深圳一所普通高校。研二的時候,她到《南方都市報》實習,認識了當時還在這家報社做編輯的咪蒙。離職創業前,咪蒙在這家報社工作了12年。
在報社實習沒有工資,咪蒙曾經自掏腰包,每個月發給黃小污3000塊錢。那是咪蒙在《南方都市報》的最後2個月,她已經開始著手籌劃影視公司的項目,為此找到黃小污幫忙搜集劇本素材。實習生的能幹和老板的有趣、慷慨,令她們互相都對對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2013年,咪蒙創業,第一個就想到了黃小污。
深圳蛇口的一家火鍋店,隔著白色的騰騰熱氣,咪蒙跟黃小污聊起自己「做一個成功的影視劇」的夢想。她的先生、合伙人當時跟她坐在一起,氣氛很是輕松愉悅。受到賞識的愉悅再加上「被老闆的人格魅力吸引」,黃小污欣然接受了邀請。
畢業之後,黃小污就來到咪蒙的影視公司擔任編劇,負責撰寫一些輕喜劇的台詞。在2014年11月,公司正式注冊成立之前,她們就在各個咖啡館討論劇本。後來咪蒙在深圳歡樂谷附近的一個高檔小區租下了一套公寓,站在公司的陽台上可以眺望到歡樂谷的過山車,聽到人們的尖叫聲。
這家影視公司,也像雲霄飛車一樣,在成立10個月後撐不下去了。400萬的融資即將耗盡之前,咪蒙去了一趟北京,一天晚上10點多,她給仍在公司加班的黃小污打來電話,「我們搬去北京吧。」
黃小污當時站在陽台上,聽咪蒙興致勃勃地講述北京的機遇與野心。四周漆黑一片,她一邊聽一邊刷刷地掉眼淚。
黃小污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在深圳有個相戀多年的男朋友,如今已經注冊結婚。在那個時候,她最大的顧慮就是與「家屬」兩地分居。
黃小污和咪蒙有著相似的原生家庭。她的父親習慣性出軌並且重男輕女,母親作為家庭主婦,依賴父親作為唯一的財務支撐,曾經一度陷入抑鬱。黃小污長大後,總想自立自強,為母親撐腰。她和咪蒙在公司裡經常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是「攀比誰的爸爸更渣。」
因此,當咪蒙決定搬去北京時,黃小污願意跟著她一起冒險。「留在深圳那就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生活,來北京就感覺很刺激,很精彩。」
2015年10月,咪蒙解散了深圳的團隊,當著公司所有人的面大哭了一場。然後帶著包括黃小污在內的7個人,來到了北京。
前途未卜,她沒有許什麼諾言,而是直接告訴他們:「公司有可能半年之後再次倒閉。所以工資很低,我只能保證你們不餓死,不流落街頭。」
事實也確實像她預判的一樣。咪蒙在北京最早的落腳點是朝陽大悅城附近一間三室一廳的公寓。8個人吃住、工作都在這裡。兩個女生擠在一張床上睡,三個男生睡在客廳的一半,另外一半用來辦公。黃小污第一個月的薪水是3000元。
令她最難忍受的,還並不是集體生活的不便。這個時候,她的的職業成長也遭遇到了瓶頸。黃小污在台詞撰寫方面天分一般,每次討論劇本,都覺得自己發揮不了太大作用。「我希望我貢獻很多,沒有達到預期,就覺得無地自容。」
剛來北京的不適應,加上工作上的壓力,令黃小污的情緒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在「家」裡沒有獨處的空間,她只能在洗澡的時候,把自己關在洗手間裡偷偷地大哭。
這個時期,咪蒙團隊在創作的劇本《極品家丁》,已經在影片網站上播出。由陳赫主演,豆瓣評分4.2,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打平。
影視項目做的不慍不火,咪蒙的公眾號卻開始有了起色。2015年9月,咪蒙在公眾號上推送了第一篇文章,最初只是作為影視項目的補充。後來公司搬到北京,所有人也都在做影視,只有她一個人運營公眾號。
轉機似乎發生在一夜之間。2015年底,咪蒙先後寫作《致賤人》、《致low逼》等幾篇價值觀鮮明、風格犀利的文章,在自媒體圈引起軒然大波。而接下來的1年,咪蒙通過對熱點事件的評議,漲粉800多萬。幾乎每經歷一次熱點,粉絲數和文章閱讀了就會上升到新一個量級。咪蒙成為了2016年的現像級的自媒體大號。這也為她帶來了收入,2017年初,咪蒙的頭條廣告報價已經漲到了68萬。
2016年4月份,咪蒙因為寫作太累,想招一位創作助理。她找到黃小污,第二天,黃小污就交了一份關於公號標題、選題、內容的分析報告。由此,她從編劇,轉崗成為咪蒙的寫作助理,同時擔任她的編輯。
轉戰新媒體之後,黃小污的成長是非常快速的。她像機器一樣學習,通過不斷積累和總結訓練「網感」。咪蒙的新媒體資料庫,就是黃小污從那個時候開始搭建的。她關注了300多個公眾號,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看一遍,把好的標題、開頭、段落、句式記錄下來。標題吸引人的原因,是因為「冒犯」、「衝突」,或是擊中了某一個關鍵詞,黃小污會總結其中的傳播邏輯。有時候咪蒙寫作遇到困境,她還會從資料庫裡找一些新的句式給她參考。
黃小污的研究對象不僅限於公眾號,還有段子手。她曾經仔細研究過薛之謙的「搞笑技術」。後來咪蒙寫作《第1次坐頭等艙,如何優雅地裝逼?》,有一段話,「我走在裡面……頓時年輕了20多歲……普通話都標準了很多……走過頭等艙通道,我感覺自己長高了5釐米。」這就模仿自薛之謙的段子:「我越來越有自信了……最近走路都開始有氣質了……連小便的時候都比以前瞄得更準了……」
作為咪蒙的寫作助理,黃小污的另一項工作是緊跟熱點,但她一度不擅於此。2016年底,何潔夫婦婚姻破裂的消息上了熱搜榜,咪蒙卻沒有及時跟進。後來咪蒙找到她詢問,鄭重地說,「錯過了熱點就是你的責任。」
為了訓練自己對熱點的敏感度,黃小污在全網搜集了過去一年的熱點事件,從對象、內容、原因等不同方面進行量化分析,總結出什麼樣的事件可能發酵成大熱點、特大熱點,以及一般低燒型的熱點。後來她跟咪蒙達成了默契,特大熱點、大熱點是流量風口,必須跟進。低燒型的熱點,寫不寫看咪蒙的寫作興趣。
黃小污的5萬月薪,就是在這些鍛煉中,一點點漲上來的。咪蒙沒有具體的調薪周期和額度,漲薪多是以獎金的形式按月發放。黃小污的工資卡上,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比上個月多出的幾千塊錢。
跨過2萬塊大關的時候,黃小污的確吃了一驚。那是2016年年中,公司已經搬到了望京soho,他們仍然在一套集體宿舍合租,男生一套,女生一套。有一天下午,黃小污收到財務發來的工資單,上面顯示的數字超過了2萬。她和咪蒙坐在同一個辦公室,當場喊了出來,「老闆,你瘋了嗎?怎麼給我發那麼高的工資?」
對面的咪蒙笑趴了,反反覆覆念到,「我瘋了?我瘋了!」
黃小污從來沒有主動要求過漲薪。她的薪水都是咪蒙自動漲上來的,「我們就是那種好員工跟好老闆(的關係),我們做的超出期待,她給的也超出期待。」黃小污說。
今年年初,咪蒙帶著兩位助理去上海拜訪同行。臨行前,叫上公司最懂時尚的一個女孩做參謀,幾個人一起去了趟SKP買衣服。黃小污買了一件2000塊錢的西裝,這是她花錢最大手筆的一次。
去歐洲團建的時候,她還買過一個LV的錢包,也是2000多塊。咪蒙嘲笑她,「買的最貴的包竟然是這個。」
月薪5萬之後,黃小污的生活基本還維持原樣。最大的變化是,她從前去咖啡廳工作,點一杯咖啡就覺得好貴,現在點咖啡「終於可以不手軟了。」
從做內容轉向做管理,黃小污也正在面臨著新的挑戰。最初當上主管的時候,她曾經因為害怕當眾表達,在半年時間裡沒有開過一次會,分配任務都是通過微信群。實習生表現不好,她也不敢親自去辭退,而是和咪蒙一起躲進咖啡館,讓公司的人力去談。
現在,她覺得自己可以克服這個障礙了。「老闆說我每次都是弱弱的,現在做的不好就會說做的不好,重做這樣。」
不久前,黃小污和異地了1年多的男朋友領了結婚證。他還為她辭職來了北京,與她在同一個城市打拼。不久前他在招聘網站上投簡歷,一條廣告跳出來,標題就是《咪蒙助理月薪5萬***》。黃小污再也不敢跟他炫耀「看你老婆多厲害」了,她不想給他增加壓力,「女生兼顧家庭事業挺難的。」
年紀不小了,黃小污也跟咪蒙聊起過生小孩的話題。咪蒙笑嘻嘻地說,「沒關係你生啊,我會到醫院找你工作的。」
2. 「很害怕有一天,別人覺得,其實你不過如此。」

走上《奇葩大會》的舞台時,高嘉程緊張到同手同腳。「小伙子走路都一順兒了。」他聽到高曉松在下面說,大腦一片空白。
麥克風突然沒聲音了,反而救了場。在修理麥克風的3、4分鐘裡,高嘉程清醒過來。他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調侃親身經歷的倒霉事,並開一些「老奇葩」的玩笑。
「他很年輕,但他的敏銳度,和他對文字的敏感程度,足以支撐他成為今後的那個人。」演講結束後,馬東這樣評價高嘉程,稱贊他身上有蔡康永的影子。高嘉程對此受寵若驚,他想過自己會晉級,但沒想過承受老板這麼重的贊譽。
高嘉程稱自己為「本屆《奇葩說》最大的黑幕」。他原本是《奇葩說》的選角導演,參加《奇葩大會》的70多位選手,大概有30位是他初選上來的。
根據《奇葩說》的選角流程,選角導演通過選手報名及其他各種渠道海選選手,隨後組織導演見面會,選手一對一PK,最後入圍的選手來錄製《奇葩大會》,接受導師的最終評選。
有一次導演見面會,海選進來的選手們一個都沒有入圍,高嘉程的名字卻被導演組寫在了名單上。「我的選手一個都沒進,我進了,這個事不合理吧?」他問道。後來,他就被調侃成了《奇葩說》的「黑幕」。
2015年初,24歲的高嘉程第一次來北京面試《奇葩說》選角導演。他是特地從西安趕來的,前一份工作是為國內一家主流視頻網站拍自制節目。他的上級領導認為所謂「網感」就是秀下限,經常派他去做一些街頭採訪,口語中帶著明顯的器官性描述。類似於去大學校園,問「你第一次性生活在幾歲?」
坐在三里屯的愛奇藝咖啡館,《奇葩說》制片人牟頔和導演組的3個人翻看著高嘉程的這些過往「作品」,面無表情。他覺得丟臉極了,為了緩解尷尬,主動要求做自我介紹。或許是導演組對他的故事感興趣,又或許是感動於他從西安遠道而來的誠意,他們最終提供了這個機會。但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想沒想好要來北京生活?來這兒等於把一切推翻重新開始,你覺得值嗎?」
高嘉程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麼、能不能負擔這裡的生活成本,但他還是決定來試試。「我不去的話,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高嘉程畢業於西安一所普通高校的戲文專業。在國內的二線城市,影視行業的畢業生在本地很難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機會,他的同班同學,基本上都是為了混文憑進來的。高嘉程雖然對這個行業感興趣,但對於如何開始一片茫然。
他曾嘗試給一些小說雜誌投稿。只有一家雜誌社聯繫過他,編輯跟他討論了幾輪修改意見,最終跟他確認會發表。但沒想到第二個月,這本雜誌竟然停刊了,負責的編輯也再也聯繫不到。
像眾多在學校教育中無所獲得的大學生一樣,高嘉程大二的時候就開始了社會實習。他實習的目的在於鍛煉自己,多接觸社會、經受磨礪。他熱情滿滿,但後來才發現雞湯真的都是騙人的,很多公司招實習生就是作為廉價的勞動力。
高嘉程曾經面試過新東方的班主任,結果被分配到倉庫,每天和倉庫管理員一起給全西安的十幾家新東方校區送教材。一摞摞教材「人肉」搬到倉庫,一天領30元的薪水。
他還去星巴克當店員。每天一邊點單,一邊做飲料、打掃衛生。有一次數錢數的慢了,店長把錢奪過來一把扔到他面前,說你這麼慢客人怎麼等得及。他蹲在地上一張一張把錢撿起來還給他。還有一次,晚上結束營業後,他沒有鎖好外部餐廳的桌椅。經理為了懲罰他,把桌子一張一張掀翻,讓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再重新鎖好。這份沒有尊嚴的工作,高嘉程堅持做了1年,一個月領800塊錢的薪水。
這種背運氣還一直持續到他工作之後。高嘉程曾經面試過一份「網路文學編輯」的工作,工作地點位於西安新區的一處荒地,他坐2個小時公交車抵達一棟6層小樓,進門看到一個大開間,光線很暗,50多個人圍繞著2個大長條桌子,麻木地對著電腦前霹靂啪打字,眼鏡上還反著光。
「那個畫面很詭異。」高嘉程回憶。更詭異的還在後面,他被面試官叫到角落的一張桌子上答一份試卷,試題的最後一道,是評價並續寫一個章節的黃色小說。和他一同面試的人,最後差點報了警。
後來,高嘉程就去了那家國內主流視頻網站的西安分公司。在做自制節目之前,他還做過「電影編輯」,像「百度百科」一樣,把名人的資料摘錄編輯後放到網站上。高嘉程後來想清楚了為什麼會有這家分公司的存在:因為崗位對人才的要求不高,也不會為此支付太多薪水,所以把技術含量低的業務放在勞動力更加廉價的二線城市。他入職的薪水是1800,工作了幾年的人會漲到2500。「可怕的是,大家還覺得這樣挺好的。」高嘉程說。
2014年底,《奇葩說》第一季開始播,高嘉程瞬間成了鐵粉。他被這個網綜輸出的鼓勵多樣化和創造力的價值觀吸引,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那個時候,他剛剛在影片網站工作7個月,每天花1小時工作,剩下的時間坐在椅子上發呆、看電影、刷微博。有一天刷到《奇葩說》的微博在招人,「也不需要你們有什麼工作經驗,只要你合適我們這個團隊,哪怕就是一張白紙也可以。」
高嘉程想都沒想就發過去一封簡歷,後來又給節目組留言。幾天後,他就接到了面試通知,感覺自己「被上天眷顧了」。
2015年過完年,高嘉程入職加入《奇葩說》。那個時候,馬東還沒有成立米未傳媒,《奇葩說》的制作組屬於愛奇藝內部的「馬東工作室」。高嘉程在回龍觀租了一間房子,每天走路25分鐘到地鐵站,再坐45分鐘地鐵到中關村的愛奇藝大廈。他第一個月的工資是3000元。
高嘉程始終記得,自己當上「選角導演」後,面試的第一位選手是一個上戲畢業的小演員。雖然沒什麼名氣,但在話劇中客串過一些角色,高大帥氣,穿著很潮,反應也快。
在愛奇藝一個5、6平的會客室,高嘉程和小演員四目相對。談話一直被對方牽著走,他接不住話,也控不了場,緊張到發抖。結果反而是對方在說,「你別緊張,你再來,加油。」
加入節目組的前半年,高嘉程基本是在這種緊張和慌亂中度過的。《奇葩說》選角沒有固定的標准,導演憑直覺判斷哪些選手可能具備話題性、播出後會引發討論和共鳴。高嘉程在第二季前後面試了幾百人,最後入圍的只有1個人。
與此同時,高嘉程的家裡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他的爺爺、奶奶在2周時間裡相繼過世了。高嘉程自小父母離異,他58天就被奶奶抱過來一手帶大。他剛來北京的時候,身上只帶了6000塊錢,其中就有奶奶的積蓄。「突然他倆都沒了,就覺得,那我來這兒干嗎?那段時間特別壓抑。」高嘉程說。
2015年9月,馬東離開愛奇藝成立米未傳媒,工作室整體從愛奇藝大廈搬到了朝陽公園附近。搬家後不久,公司就組織團建活動去燒烤。那是高嘉程來北京的第7個月,工作的壓力加上家裡的變故,他喝了酒之後泣不成聲。當時在場的馬東也注意到了這一幕,叫人去安慰這個小朋友。高嘉程覺得,這可能是馬東第一次關注到他。
雖然辛苦,但來到《奇葩說》的第一年,高嘉程進步飛快。他和公司所有的同事學習對行業的判斷,以及溝通技巧。節目組早期的人才更新頻繁,和高嘉程同一批進公司的同事,後來基本上都調崗或離開了,他成了部門的老員工,很多事情交由他來做。「當然也會被罵,但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以前你會覺得我就只是一個打雜的。」高嘉程說。
負責導演見面會的主持人離職了,高嘉程取而代之,代理主持見面會,和選手互動。有時候時間到了,選手還遲遲不肯結束,他就開一些無釐頭的玩笑,把他們送下場。慢慢地,他在節目組中活躍了起來。
2016年7月份,高嘉程一天下了班和同事去咖啡廳吃飯,一邊吃一邊吐槽面試過的各種奇葩選手。他無意間聊起,每天工作壓力巨大,沒有發泄的出口,「我真的要憋死了,不然就開個公眾號每天罵人好了。」
同事們紛紛表示贊同。高嘉程覺得這件事說不定真的有市場前景,2周後就開了個公眾號,叫「用心罵人」。
他推送的第一篇文章,《去星巴克裝逼不如去沙縣吃雞》,寫的是自己在星巴克實習遇到的客人,幾天的時間積累了4600點擊。除了一起吃飯的幾個同事,他沒有讓公司的任何人幫忙推廣。
後來他一邊工作,一邊開始定期更新文章。越來越多的同事知道了這件事,紛紛轉發。有一次,馬東也轉發了他的文章,還寫了一段話,稱呼他為「米未文豪」。高嘉程頓時備受鼓舞,「我寫這個東西這麼陰暗,這麼小家子氣,他怎麼會喜歡。」
不久後,馬東把高嘉程約到辦公室,專門跟他聊起這個公眾號,還給他提了一些建議補充。「他可能覺得我講的一些事情很好玩,我看事情的角度跟別人不一樣。」高嘉程回憶。
《奇葩大會》的錄製和米未的另一檔網綜《飯局的誘惑》是交替進行的。高嘉程記得,2016年結束前,《飯局的誘惑》錄製最後一期,導演組想給馬東一個驚喜,找到高嘉程穿上女裝,扮演他當年姐弟戀的女友。一群老阿姨跟著他一起出場,向馬東表白。
這段節目後來因為與節目內容關係不大,被導演組做後期的時候剪掉了。但在這個節目上,馬東第一次向蔡康永推薦了他,還談起了他的公眾號。
同一天,剛好是高嘉程錄製《奇葩大會》的日子。他也在節目中推薦了自己的公眾號,節目播出後,粉絲從6000多人暴漲到92萬。
有點可惜的是,高嘉程最終並沒有真正走入《奇葩說》。他在《奇葩大會》的第二場和選手PK被淘汰出局。「講真的,得失心這件事每個人都會有。但我辯論真的不行,要讓我去想一個價值的東西,我可能要想很久。」高嘉程說。
他起初有點失落,但後來看到公眾號粉絲暴漲,也就心滿意足了。後來他和《奇葩說》簽了藝人的合約,第四季會以各種小片的形式出現在節目中。
米未也意識到了這個公眾號的價值。CCO牟頔來和高嘉程談過一次,告訴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公號的寫作上,選角的事不用太擔心。公眾號的運營上升到公司的層面,由米未負責管理和商務支持,高嘉程作為內容創作者,安心寫作。
高嘉程接受這種合作關系。「你自己獨立做一個號其實很費勁,需要很多人幫助。當下我還沒有能力把這個號經營好,公司幫我做這個事,我當然也(願意)。」
成了公司的名人之後,高嘉程時常感到恐慌。他常常想起剛到《奇葩說》當選角導演的時候,節目組有一些實習生,年齡很小,能力就很強,學歷又高。他擔心自己履歷不夠好,見識一般,常常感到自卑。
他心裡很害怕,自己其實仍然是那個小男孩,因為突如其來的機遇,被「誤會」成美麗的泡沫。
「你會覺得,萬一有一天,我的實力達不到別人期待,別人就會覺得,其實你不過如此。這個我很害怕。」高嘉程說,「但是你會想,還是盡力地朝著人家的那個期待去。」
3. 「他們可能也覺得不難,只不過他們做不好。」

央視3.15晚會的前一周,360安全駭客單昊奇跟著導演組去了一趟豐台的萬達影城。他們在這裡擺放一個手機充電樁,然後模擬駭客竊取用戶信息的場景,拍攝了一個短片。
315晚會前夕,導演組找到360安全團隊,希望在晚會上展示網路攻擊的案例。安全團隊接到這個任務後,決定將手機充電樁作為實驗目標,95年的單昊奇主導了這個項目。
對於單昊奇而言,這個項目難度並不大。他只用了一周時間,就找出了手機充電樁的安全漏洞:通過侵入充電樁的廣告機,可以操控連接在設備上的智慧手機,從而竊取用戶信息,甚至直接進入他們的賬戶消費。
他原本是個考慮周全的人,但這次稍有不慎,導致拍攝當天出現了一個小狀況。單昊奇入侵廣告機的時候,原本滾動著廣告的螢幕忽然顯示為鎖屏狀態,調試了幾次都不成功。最後還是他的領導、無線與硬體實驗室負責人楊卿出了一個主意:放一個木馬到廣告機上,遠程操控木馬攻擊目標。耽誤了1、2個小時之後,問題終於勉強解決了。
雖然沒有受到責怪,但單昊奇心裡還是非常愧疚。這幾乎是他入職兩年以來,唯一的一次沒有把事情做完美。「也就這點毛病,別的就沒有了。」單昊奇說。
單昊奇畢業於哈爾濱一所工科大學的電子信息專業。他是安徽人,5歲上學,又趕上了本省最後一屆五年制小學教育,所以畢業的時候只有20歲。電子信息專業的畢業生,原本對口的工作是通信,但他一直對網絡安全情有獨鐘。
單昊奇至今仍然記得,大二的時候,有一次考試,他在教室的最後一排撿到了一本別人掉落的文件夾。翻開一看,裡面都是木馬程序、攻防日志。他憑直覺判斷,這是學校「一個隱秘的安全組織的工作記錄」。
單昊奇人如其名,「好奇心」很強。他想辦法聯繫上了這個「組織」,把日誌歸還了回去,並因此機緣巧合地被「組織」收編。
中國的安全駭客普遍都是自學成才,他們從網站和圖書館搜集網絡攻防方面的知識,尋找各種攻擊場景磨煉技術。有個說法是:不知攻,焉知防。安全駭客成長的前半程,是學習如何攻擊。
單昊奇的一個有效攻擊目標是宿舍的路由器。他曾經運行一段木馬程序,通過路由器侵入到學校的交換機,修改限速。這項技術的實際利益,是把下電影的速度提高了5倍。
「組織」的攻擊場景更加神秘一些。有一次凌晨三、四點,單昊奇和小組成員一起做「滲透測試」。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管理員基本都睡了,機房斷電,防火牆失效。「白天你啃不下來的東西,晚上的時候就會有效果。」單昊奇說。「組織」的一位主力,後來去了卡內基梅隆大學研究計算機科學。
大四開始找實習的時候,單昊奇的首選就是加入國內頂級的安全團隊。因為專業對口,他仍然面試了華為和中興。最後中興給他發了offer,華為最後一輪面試之前,單昊奇接到了領導楊卿的電話,就毫不猶豫地從哈爾濱趕來了北京。
剛來北京的時候,單昊奇和4個人合租,住在798附近一間幾十平米的公寓,房租1500元。當時公司給實習生的補貼每天是200元,他一周要工作6天,勉強能維持在北京的生活。
2014年,智慧硬體和物聯網成為投資風口,大量的硬體品牌在市面上開始湧現。廠商的產品意識大於安全意識,經常出現底層安全漏洞,極容易受網路攻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360成立了「無線和硬體實驗室」,針對於這些硬體產品做安全研究,單昊奇是這個實驗室的第五名員工。
當時公司從市面上購置了很多破解工具,因為主要研究人員騰不出時間,一直堆放在一旁無人問津。單昊奇來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些工具都用了一遍。他還撰寫了一個《使用說明書》,後進的很多同事,都是通過他的《說明書》熟悉業務。
單昊奇來實習的這一年,同時也是實驗室快速成長的一年。他剛加入的時候,研究的對像是破解門禁卡,自由出入公司;遠程讀取銀行卡的賬戶信息和交易記錄;通過家庭安裝的非基站,監聽戶主的通訊和上網記錄……1年之後,實驗室的研究範圍擴展到不用鑰匙解鎖特斯拉、迫降無人機。
單昊奇也在這些研究項目中,跟著實驗室共同成長。畢業後,他毫無懸念地轉正,入職工資1萬多,2年的時間裡漲過2次薪,不多不少。360公司私有化後,他還分到了一部分期權,4年的行權期過後,他會得到一筆收入。
最早在學校的時候,單昊奇痴迷於網絡攻防的根由是「我可以把你搞壞了,然後你還修不好,這種非常刁刁的樣子。」
後來安全研究成了他的工作,他努力的動力就變成了保持技術競爭力。「忍受不了自己有一天會變得平庸,看到所有後來的人都比你強,你覺得越來越力不從心。」
單昊奇評價自己是團隊中做的「好」的。與此同時,還有人做的「一般」,以及「非常好」。做的「非常好」的人是在某一領域的技術大牛,公司會花百萬、千萬年薪聘請他們,BAT都在爭奪這些安全人才以充實自己的團隊。他清楚自己與他們之間的差距,但22歲的他還有機會。
單昊奇也不再擔憂未來。他更加注重做好手頭上的每一件具體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做好了,這一年就做好了。他認為這是他與很多年輕同事的區別,「他們可能也覺得不難,只不過他們做不好而已。」
他的工作正在變得常態化。除了安全研究,也涉及公司自己的產品。360推出硬體產品之前,會拿到安全團隊做最後的把關,把漏洞修復後再上市。
這種「出廠檢查」也並不是萬無一失的。安全駭客證明技術實力的方法是相互較量,單昊奇研究別的廠商,自然也會有人來研究他們。
今年,硬體實驗室已經從5個人成長到30人。作為「元老」,單昊奇除了負責本職工作,偶爾還做一些輔助性的管理協調。
不久前,公司與一家售賣安全軟體的廠商合作,一部分業務整合到了無線電安全實驗室,單昊奇是項目的實際負責人。
這家廠商的老闆是個西班牙人。有一次來公司開會,十幾個人坐在一起,單昊奇一邊充當翻譯,一邊協調六、七個部門的責任人,按照事情輕重緩急分配任務,操心過程中所有的細節。
他不清楚自己適不適合做管理,但這些事目前占據了他的一部分時間。無人機的項目交給了他,但近一兩個月來,他一直沒能抽出時間,從固件的方向看看,有沒有什麼突破口。
單昊奇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沒有具體的規劃。唯一的一個「小目標」,是3年之內可能會去國外讀書。
說不定他會去卡內基梅隆大學,見到當初一起在「組織」裡戰鬥過的那位學長。
4. 「我做的每件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鍛煉,沒關係,我可以接受。」

2012年夏天,22歲的張藝梅穿著新買的白襯衫和高跟鞋,來到滴滴公司面試。那個時候,滴滴剛成立1個多月,在中關村 e 世界租下了一間倉庫作為辦公室。張藝梅穿過七拐八彎的回廊找到目的地,卻發現很多工位是空的。
「咱們公司現在多少人啊?」她環顧四周,問面試官。
「十幾個人,都去跑業務了。」對方回答。張藝梅當時心裡想,這家公司肯定是騙子。
張藝梅畢業於蘇州一所大學的旅遊管理專業。和眾多的「北漂」一樣,她一畢業就來到北京,渴望在這個充滿機會的城市實現個人價值。
來滴滴之前,張藝梅還面試過幾家公司。其中有一家做的是股票終端,工作環境和薪資都優於滴滴。但面試的時候,大公司的層級鮮明和人情淡漠讓張藝梅有些退卻。她選擇滴滴,一部分原因就是覺得這家初創公司很溫暖,有人情味。
雖然初面的時候,張藝梅對滴滴的印象並不好,但後來出現了一個小插曲。終面之前,她下樓梯把腳扭傷了,為此還推遲了1天面試時間。當她穿著運動鞋,坐在創辦人程維面前,這位和藹可親的老板笑眯眯地關心她的腳傷,對接的同事也熱情地跟她打招呼,這讓張藝梅對這家創業公司增添了不少好感。
2012年8月底,張藝梅正式入職,成為滴滴的第9號員工,她也是此後將近1年時間裡,滴滴唯一的一位行政人員。
張藝梅入職後的第一項任務,是給大家發工資。此前,她沒有任何人力財務知識,上網查了大量資料,向身邊做人力資源的朋友請教,終於心懷忐忑地做好了第一張工資表,也給自己發了第一筆工資。
張藝梅也因此知道了公司最大的秘密——員工的薪資。實際上,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在滴滴創立之初,包括程維在內,所有人的薪水都不超過5000元。後來,一些較為資深的員工被挖過來,薪水甚至超過了程維。
在滴滴從0到1的階段,作為唯一的職能人員,張藝梅成了公司的「大管家」。她同時兼任行政人力、前台、採購,還涉及一部分財務工作。
逢年過節,張藝梅會去西紅門、紅五星批發市場,挑一些圍巾、手套送給司機。她一個個摸手感好的,收集了一堆攤主的名片,回去討價還價。為公司添置桌椅、辦公用品也是張藝梅的任務。她和供應商談判,發揮「女孩子的優點」,軟磨硬泡。經常為了十幾塊、二十幾塊錢爭論不休。
2012年冬天,滴滴完成了金沙江創投的300萬美元A輪融資。張藝梅把公司帳戶的U盾(編按:數位證書)拴在鑰匙圈上,每天看一眼。融資程序也是她經手的,她配合投資機構做盡職調查,和律所對接相關的法務程序。
有一次,律所發來一份協議,需要創始人當天簽署。程維正在外地出差,在張藝梅的緊急催促下,他在街邊找了一個特別小的影印店,蹲在磚頭砌成的小平台上,簽了拇指關節厚的一疊文件。
在張藝梅看來,程維是個有凝聚力又好脾氣的老板。她從沒見他對誰發過火。有時候面試沒地方去,她就借用程維的辦公室,推門進去說:「老大,不好意思,我來一個面試,你可以出去一下嗎?」程維默默地就出去了。
公司的帳戶沒錢了,張藝採購辦公用品會直接跟老闆要錢。程維把銀行卡交由她保管,還寫了一張小紙條告訴她密碼。後來同事開玩笑:「知道他(程維)銀行卡的密碼的,除了他老婆就是你了。」
有一次,張藝梅生病了,一邊工作一邊咳嗽不止。程維叫她回去休息,但張藝梅堅持把手頭的事情做完。程維什麼都沒說出去了,回來的時候,帶給她一瓶梨水。
除了創始人程維的寬容周到,在滴滴創業早期,同事間的相處也極為融洽。張藝梅至今仍然記得,有一天下午,她外出採購,回到公司的時候,四位同事分別喊她過去。原來這天有人離職,給大家帶了些家鄉的牛肉乾做臨別禮物。這四位同事,每個人分別給她留了一塊。
老闆的信任和同事的關愛讓張藝梅對這家公司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你會覺得這個就是你的事業,公司就是你的家。」
這也因此成了她奮鬥的源源不斷的驅動力。工作的第一年,張藝梅忙的像只陀螺。她住在南三環的一個老小區,路上單程要花1個半小時。通常晚上工作到八、九點,坐車回家的路上像「癱瘓」了一樣。但第二天,她又精神抖擻地上班去了。這種狀態後來持續了整整3年。
「當你對這家公司非常認可,你是能夠把自己投入進去的。不會太在意多做一件事情,或者少做一件事情,對我有多大的影響。我做每件事情對我來說都是鍛煉,沒關系,我可以接受。」張藝梅說。
努力付出當然也換來了相應的回饋。入職的第一年,程維主動給張藝梅調了4次薪水,每次漲幅在20%-40%。入職的時候,張藝梅的薪資是3500元,那時候她的房租是1500元,她一年沒買過新衣服。但不久後,她已經能在北京生活得不錯。
滴滴、快的合併後,張藝梅拿到了期權。她記得程維說過,「期權是獎勵公司主人的。」她的忠誠得到了回報,並被邀陪伴公司的未來。
2014年,滴滴、快的補貼大戰,是滴滴最凶險的一段時間。作為職能崗,張藝梅對於公司業務層面所經歷的這些驚心動魄是不敏感的。她唯一需要做好的是「後勤保障」,與越來越多的部門協調,並不斷尋覓新的辦公地點,以容納更多的員工,適應滴滴的野蠻生長。
有一次,快車成立了一個新的項目組,需要在1個月時間內搬到一個能容納六七十人的辦公區。而且就要在公司附近,步行可及。張藝梅緊急聯繫仲介,每天去看房子,最後在與公司相隔2條街的地方,找到了一座二層小樓。
這座樓是一棟大廈的配套設施,裝修較為簡陋。一層是自行車棚,二層是一個研發公司荒廢的辦公室,裡面有一些落滿灰塵的辦公桌椅。因為時間緊迫,張藝梅收下了這間辦公室,花了1天半時間帶著保潔阿姨去收拾、布置。為了讓辦公環境盡可能溫馨,她還在牆上掛了一些軟裝,擺放上綠植。最後,還沒忘跟仲介減免了半個月的服務費。
2014年夏天,柳青加入滴滴,程維把自己的辦公室隔了一半給她。這個工程,也是張藝梅「監工」的。她在程維辦公室的中間加了一道玻璃門,上不封頂,兩位老總可以互相向對方「喊話」。她還採購了一些柳青喜歡的,簡約、具有設計感的家具。後來,柳青常向人提起,現在的辦公室有點空,有點懷念當初與程維擠在一間辦公室的「緊湊感」。
滴滴公司的總部,在2014年中,補貼大戰開始後不久,就搬到了上地的得實大廈。滴滴、快的合並後,滴滴擴張到5000人規模,總部又從得實搬到了中關村軟件園,並在北京各地區有10多處分部。這些辦公區,都是張藝梅和同事一起發掘的。
一邊尋找新的辦公地點,張藝梅另一邊還要負責安撫員工的情緒。因為一年內多次搬家,一些員工怨聲載道。張藝梅說服他們理解公司的難處,並確保讓他們在搬家上盡量省心。
在為公司尋找辦公區的同時,張藝梅自己也搬了幾次家。她搬家的總體邏輯是離公司越來越近。如今,她和園區另一位員工一起住在公司附近,一個月房租2000多,有個20平米的獨立空間,每天步行上班。
滴滴、快的合並之初,張藝梅在滴滴的工作職責還比較廣泛,處在一個大包大攬的狀態。她的工號從9號變成了19號,行政團隊擴大到6、7個人,並開始做一些管理。
但隨後不久,滴滴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這已經是一家5000人的公司了,開始真正像一家大公司那樣,調整管理架構,明確崗位職責。一些更有經驗、資源的高管加入,行政團隊按照項目制調整,分工越來越細化。在調整中,張藝梅的工作範圍被限定在了專管「辦公空間」項目的行政經理。
變化來的有點突然,90後的張藝梅還沒準備好。她看著滴滴從無到有,從「有」成長為「獨角獸」。自己卻從「大管家」變成了背後默默奉獻的「螺絲釘」。
滴滴不再那麼需要她了。這讓她感到有些難過,「當你負責的事情越來越少的時候,肯定是有落差的。」
她也很少有機會再見到程維。他們之間隔著高級經理、總監和VP,再也沒有什麼事,她需要直接向他彙報。
為了讓時間充實起來,張藝梅開始游泳、健身,還報了鋼琴課。
她也曾嘗試突破職業瓶頸。2016年中,張藝梅申請調到運營部門。從容易被邊緣化的職能崗,轉為更為核心的業務崗。負責管理會員體系,為滴滴的積分商城導入流量,引導用戶在滴滴的電商平台消費。
但張藝梅並不擅長跟數據打交道。剛開始做的時候,她甚至對於網站的PV/UV一點概念都沒有,更不懂如何提升這些數據。半年之後,張藝梅就主動申請,從運營部門調到了企業文化部門。
滴滴的企業文化部門大概在2015年成立,主要負責提升員工的凝聚力,溝通高管和基層員工,把創業之初的企業文化沉澱下來,讓公司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和創新源泉。
在這裡,張藝梅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她在去年10月份加入企業文化部門,現在將滿半年,做的很開心。她重新感覺到被需要了。「公司現階段急需要文化沉澱,那我去做文化了。」張藝梅說。
沒有誰比她更清楚這家獨角獸公司是如何被餵養起來的。「我知道公司最基本的湯底是什麼味道。」張藝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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