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給人類的啟蒙:科學不是中立的,也非純粹追求真理的事業

【為什麼我們挑選這本書】「科學從來就不是中立的,也並非一向純粹追求真理的事業,不過它的確是人類關於自然世界最可靠的知識。」

科學是什麼呢?它從何而來?有了科學革命之後,世界變得更好,還是更壞了?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說,科學革命的「光芒掩蓋了基督教崛起之後的一切成就,它讓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顯得只不過是歷史的插曲……(科學革命是)現代世界與現代心智狀態的真正起源。」

今天,我們回歸到幾個世紀以前,科學甫出生的年代;一同剖開科學的身軀,深刻探究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責任編輯:方綺)

在論及宗教如何影響我們對於科學及其歷史的認知時(假設宗教真的有影響),二十世紀末的現代論者已經習於聽到如「科學與宗教間無可避免的對立」這種說法。可能有人會從這樣的觀點,閱讀我在前面章節中所描寫的,關於機械論哲學,以及關於改革後的自然知識與世俗關切的關係。現在是全盤矯正任何類似印象的時候了。

宗教與科學,在過去根本不是兩個對立面

「十七世紀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必然衝突」這件事根本就不曾存在 ,但是在一些自然哲學家的觀點以及一些宗教機構的利益間,的確存在一些相當特殊的問題,且這些問題因為我們提及的變革而更快浮上檯面。從中世紀開始,亞里斯多德學派自然哲學便已在經院哲學文化中被「基督化」了,而且經過了長時間的修改適應,一些本來可能會有的「異教徒」觀點與基督教義之間的不合,也都已經被擺平、調解或被直接擱置一旁。羅馬天主教會不但已經學會了如何與古希臘及羅馬哲學共處,更積極地把部分哲學調整納入一般信念的系統中;這些信念與聖經及神父所傳授的教義彼此相容。基督信仰的機構是與傳統自然哲學知識內容一起發展的,特別是與亞里斯多德、科倫,以及托勒密相關的知識

其實伽利略也有宗教信仰:科學與真理不該互相矛盾,那麼就不應該從字面上來理解聖經所提到的事實

因此就像伽利略對於哥白尼學說的支持(認為那是對宇宙物理運作的真實描述)受到天主教會部分人士的讚賞,但終究遭遇來自宗教法庭的激烈反對。 伽利略在否定托勒密的地心說以及地球不動系統的同時,也被認為是在拒絕聖經所記載的真實 。聖經裡的確會不時提到地球的穩固以及太陽的移動,於此,伽利略「非常虔誠且謹慎地確認了,聖經所記載的一切都不可能是假的」。

但是在此伽利略堅持,上帝的自然之書也至少與聖經具同等地位的真理來源,因此,自然哲學家們在詮釋受神聖啟蒙的文字方面,也具備了至少與神學家們一樣的地位。根據自然之書最佳詮釋者的意見,哥白尼學說在物理上是真的;而伽利略堅持既然吾人公認真理不該互相矛盾,那麼就 不應該從字面上來理解聖經所提到的,地球的穩固與太陽的移動,而應把它當成比喻;那是用來順應一般民眾的心智能力,「以免困擾他們膚淺的心智」

這個策略想要在神學家的專業之外,打開另一個自然哲學詮釋的合法空間,但並沒有任何與神學對抗的意思。畢竟,作為自然哲學家專業知識來源的自然之書,只是如提供神聖知識的聖經一般。事實上,可以說伽利略想為自然哲學家爭取的,不只是文化上的平等:他時不時把聖經內容的含糊不清與自然之書詮釋的清晰拿來對比,這意味著,在詮釋上帝的言語方面,專業的自然哲學家可能比神學家做得更好。

就伽利略的個案來看,這個策略並未成功,1633 年羅馬天主教會的著名判決結果就是要他放棄宣稱哥白尼學說的物理真實性。但在其他更具包容力的地方,激進的實作者強烈且清楚主張,除了新自然哲學應被視為獨立的專業及可信度的基準,科學更可以提供獨特的資源來支持並拓展基督教義。事實上, 在整個歐洲宣稱新實作在宗教上的實用性是個重要的方法,來獲得該實作在文化上的正當性。這是一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時代,宗教機構在整個歐洲掌握了極大的世俗權力,無論從宗教或與國家相關的角度來看皆是如此。 任何會威脅宗教的新文化成分都無須指望能夠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人類自從失去了身處伊甸園的恩典,也失去其原有的控制自然之技術

就如同改革後的自然哲學或許可以幫基督教回復至純淨和原初的狀態,新實作在技術層面上的運用,也或許可讓人類拿回其合法支配自然的權力。 當培根撰寫其著作《偉大的復興》時,他表達了其所堅信的看法(同時也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即,人類自從失去了身處伊甸園的恩典,也失去其原有的控制自然之技術。 回復此一統治權也是一項宗教任務,而新自然哲學則被認為將是此一任務中的有力工具。培根將控制以及重塑自然視為人類的當務之急,而倫敦皇家學會則實現了此一想法;其最初的計畫便包括收集未經整理的貿易與工藝知識,讓這些知識經過哲學的詳細篩選,然後試圖回復在日常實用方面經過改良,也更為有用的知識內容。這個計畫是以宗教用語來加以描述並正當化。十七世紀中葉一些實作者甚至用「千禧盛世」之類的觀點來看待此一技術控制的回復:唯有當人類靠著自身的努力回復其原有對自然的支配,基督才會再次降臨,在最後的審判之前統治大地另一個千禧年。這是在聖經《但以理書》中即有預言的。

英國及歐陸的實作者都非常堅信,改革後的自然知識會在技術運用上獲致有用的結果。不管這些實用主義者的宣稱有多少確實性,這種對於實用的應許與期待無疑可以相當適切地說明新實作的吸引力。改革後的知識(特別是其機械性的形式)將會在技術方面產生許多成果,而經院學派的知識在這方面則很明顯地相當貧瘠。實用與否將成為檢驗真理的可靠判準。在這方面,如果說培根的觀點是最為積極樂觀的,那麼,認為改革後的知識將帶來獨特效用的期待也相當普遍。

例如在法國,笛卡兒非常確定當時的醫學是無效的,因為他堅信關於身體的正確成因知識(基於機械原理)將可以幫助人們保有健康並延長壽命:「我們將可以免除那無盡的身體與心靈兩方面的疾病,甚至可能免除因歲月而帶來的衰弱,如果我們對它們擁有足夠的成因知識。」(笛卡兒的醫學哲學改革是如此為人所熟知,因此當他五十四歲因嚴寒而在瑞典的某個寒冷清晨去世時,他的一位朋友堅稱,若非「外部的劇烈病因」笛卡兒會活到五百歲!)在英國,虎克認為若是能得知自然的真正成因結構並使用適當的觀察方法,那麼他對其實際效用的期待是無止盡的:誰說一般金屬無法變成黃金?誰說人類無法掌握飛行的技藝?

關於科學知識的增長與技術控制的擴展之間真正的歷史關聯,一直是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不斷爭論的議題。一方面,無論是十七世紀或十八世紀那些科學革命的「高深理論」,現在看來不大可能在實際上直接影響那些有經濟價值的實用技術。許多現代論者所抱持的實用主義動機並不能直接等同於實質上的經濟影響,而許多十七世紀的評論家認為這些新哲學家們的期待不只是錯的,更是可笑的。另一方面,我們已經注意到從古代起,在「混雜的」(或「不純的」)數學科學與軍事及生產技術間的親密關係,而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樣的關係並未在現代早期變得更加緊密。此外,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伴隨著冒險及征服之旅,自然史與地理知識急遽擴張,在帝國的形成以及財富的累積上貢獻良多。所以應該重新檢視的是把「理論」視為成因,從而導致技術變遷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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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科學革命:他們知道了什麼、怎麼知道的,他們用知識做什麼(新版)》,由左岸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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