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訂要送行政院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決定暫緩送院，主導此案的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對記者說，「因新創業者還是有些不同想法，國發會會再多聽取各方意見，不過新創基地落腳桃園的計畫不變。」
不需要記者追問，蔡英文政府的底線已經先訂下了：亞洲矽谷方案內涵必定要有一個「執行基地」，而且這個基地必須在「桃園」；週末，桃園市長鄭文燦在歐洲出訪的消息在各大電子媒體播送，發布「推動亞洲矽谷聲明」。
問題是，新創業者對於「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最大的不同意見，就是反對在方案中設計「執行基地」，因為這種「在某地蓋房子招商」的陳舊產業政策思維，與矽谷創新生態體系基因完全背道而馳。
龔明鑫的但書，擺明之前的溝通只是表面儀式。面對這個保證「最會溝通」的新政府，對很多受邀提供產業建言的業界朋友來說，這樣的結果，不只是巨大失望，還是一股正在快速累積的不信任，對於新政府在產業發展政策能力上的不信任。
- 亞洲矽谷產業政策，最終的政策目標是什麼？
國發會作為「小行政院」的幕僚機關，直接面向所有批評聲浪，但若仔細回溯過往痕跡，龔明鑫和國發會恐怕只是代罪羔羊。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中，桃園的角色如此不可或缺，並非從台灣追趕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發展思維初衷出發，而是從國內區域勢力平衡的政治思維設定而來。
去年（2015）10月1日，總統大選時期，蔡英文辦公室發布「亞洲矽谷產業政策全文」，直接明定「以桃園作為基地，形成一個創新生態系」。
民進黨的政策幕僚早就知道，一個以矽谷生態系為名的產業政策中加入硬體建築基地，必然引起嚴厲批判，主動在政策文中辯解，「我們的計畫，是一個網絡的概念，跟過去科學園區或工業園區是不一樣的，並不是要引進大規模的製造活動，也不需要非常多的土地。」解釋完沒有要在桃園蓋很多房子後，這篇政策宣示文急轉直下的說，亞洲矽谷要設在桃園才能「活絡在地的採購與供給，吸引人才移住，自然會帶來區域的活力，這才是一個地區、一個城市可以永續發展的辦法。」
一份全國性產業政策說帖，其目標卻是特定地區城市的發展，「亞洲矽谷產業政策」從一開始就已經設定，不管是否合適，都必須是新政府上台後區域資源重分配的方案之一，而且必須為活絡桃園地方經濟、在名目上為桃園的施政政績服務。
- 鄭文燦：亞洲矽谷在桃園，要讓「高端製造業」回流
勝選後，桃園市長鄭文燦的媒體發言與操作，一再印證這樣的政策主調。
今年（2016）1月底，勝選後一週，鄭文燦在外商美超微（Supermicro）的桃園物流中心揭牌典禮上說，「新政府提出『亞洲矽谷在桃園』，就是看到桃園的製造優勢，因此如何讓高端製造業回流，增加研發、設計及全球運籌的能量，是政府未來努力的方向。」
4月底，鄭文燦安排媒體專訪，為桃園的亞洲矽谷地位持續遊說；強調桃園的製造業產值全國第一，而且擁有物流中心優勢，將吸引世界級大廠來桃園投資成為「產業首都」，接著他說，中央統籌分配款應該增加對桃園的配給。
緊接著 5 月初總統就職前夕，鄭文燦對媒體說，桃園已經為「亞洲矽谷」進行準備工作，包括將在青埔地區設立亞洲創新人才交流中心、航空城世貿中心，同時要在楊梅興建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並派王明德副市長率團至美國矽谷，拜訪思科（Cisco）、美超微等企業交流他們的「矽谷成功經驗」。然後，就是上週末，我們在電子媒體上不斷看見的鄭文燦訪歐行程，關於他將如何連結歐洲資源，然後把桃園變成位在北美加州的矽谷。
作為一個市長，鄭文燦為桃園爭取資源，面對政績壓力，以傳統政治治理手法，唱名一長串的中心、創業村，喊出「產業首都」的絢麗名詞，相信在選後對於鞏固在地支持基礎，有其助益。但同時，一再以「桃園具備高製造業產值」、「桃園有利製造業升級」、「將致力招商吸引大廠來桃園設廠投資」等方式談論亞洲矽谷，明顯暴露出鄭文燦對於矽谷創業生態系乃至於全球科技產業變革理解之淺薄，以及嚴重誤用。
最令人憂心的，是在同一段時間，民進黨政府中央層級官員，對於產業政策相關內涵的相對沉默與空洞發言，如果，這樣的淺薄與誤用，是整個新政府政治菁英團隊的普遍現象，那麼台灣社會將如何應對未來 10 年的全球數位經濟競爭？
- 台灣推動創新創業的第一步：解決政府部門數位化失能
對比台灣政府官員的發言，再看國際上其他競爭者的政府領導人，我們怎麼能不憂慮？
新加坡外交部長暨智慧國家專案主席 Vivian Balakrishnan ，上個月在新加坡舉辦的創新科技展開幕式演講，談新加坡的創新創業政策。
他從人工智慧、機器人、虛擬擴增實境的技術發展，分析高速運算、高速連網與海量數據存取的基礎建設重要性，接著說明新加坡抓住這股趨勢的作法，有五個面向。一是建立全球頂尖的數位基礎建設，二是促進研究開發，三要讓政府成為聰明的國家級買家，四是建構未來教育，最後要「建構有利的環境，使我們的新創企業或有瘋狂想法的人，在新加坡得以放膽追求比登陸月球更顛覆創新的想法。」Balakrishnan在演講中清楚從關鍵技術與商業模式發展闡述具體作法。（演講全文翻譯請見Anita Huang的網誌）
英國首相卡麥隆在剛發布的 2016 年度的英國科技國家年報中說，「英國在科技上維持世界領先地位，不僅是改變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強化英國在經濟上的國際競爭能力，英國正在轉型成為一個真正的科技國度，這個轉型過程，也改變了英國政府部門的運作方式。」2009 年，英國的商業創新與技能部推出《數位英國報告》，明示英國必須推動數位化轉型以獲取全球經濟競爭力，過去七年，英國政府致力在寬頻鋪建的基礎建設上、政府部門服務全面線上優化、政府網站全面一站式改版，如今，英國的政府統計數據已經有定義明確且完整的數位經濟項目，透過其他相應的制度改革，以及虛擬的科技城服務，在東倫敦形成一個創新聚落。
很多國家都想複製矽谷經驗，但這些國家領導人，不急著蓋房子、先談數位基礎建設，談自己國家在數位科技發展趨勢中看見的遠景與優勢。這正是台灣最需要、卻也最缺乏的。我們的政府需要闡述，台灣在全球數位化變革中，最需要發展的基礎建設是什麼？如何運用這些基礎建設，讓台灣既有優勢具備國際競爭能力？
多年來，我們尋求這些答案而不可得，台灣產業轉型的最大困境，那令所有台灣 40 歲以下世代困頓憂思的失落的 15 年，最大的問題來自政府部門不管在組織運作上或是政策內涵上，都極度嚴重的數位化失能、與國際脫節。新政府上任一個月在「亞洲矽谷推動方案」產業政策的表現，凸顯這樣數位化失能背後，還有更令人憂慮的政治問題，政治選票考量優於一切、既得利益分配考量優於一切的施政邏輯。
協助政策溝通的政府官員，面對新創業者與意見領袖對於桃園基地的強烈反彈，私底下近乎哀求的說，「就是在捷運的 A19 站上蓋兩棟作為研發創新基地，不是很大的面積，也不會花到100 億，就讓他蓋嘛！」
以一個國家級的重大產業發展政策而言，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決策思維，又該如何期待台灣的政治部門，發展出應有的全球科技治理能力？
- 勿放任政治短線凌駕長遠經濟策略思維
從最小的基本知識問答開始：「什麼是矽谷？」「什麼是矽谷創業生態系？」「去矽谷拜訪最應該去參訪的企業有哪些？」「去矽谷最該認識的創投業者、創業家是誰？」大至產業戰略佈局思考，例如「什麼是物聯網？」「物聯網趨勢下，台灣在全球產業變遷的軟、硬體比較優勢是什麼？」「現有的硬體製造相關產業，在這股軟體與通訊創新的大趨勢下，擁有什麼順勢優勢？什麼是亟需破關的關鍵技術或亟需布建的商業環境？」「台灣的亞洲矽谷政策，與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相比，競爭優勢與策略是什麼？」「要在亞洲建立人才區位比較優勢，我們如何修訂法規？」……這些問題，不是地方級的市長鄭文燦，甚至也不是在背後推動亞洲矽谷桃園基地最用力的政務委員張景森與前經濟部長何美玥應該回答的問題；最應該、也必須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的，是行政院林全院長，以及台灣未來四年發展的總舵手蔡英文總統。
如果蔡總統與林院長認真回答完上述問題，一定知道為什麼「只是兩棟建築而已」，卻不能在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中，放入這樣與基本精神背道而馳的政策方案。
因為這麼做，是放任政治上的短線操作凌駕於國家長遠經濟發展策略思維；因為，即使只是兩棟建築物、即使花不了多少錢，這個政策定調都會讓台灣的公務體系繼續在至少未來四年，持續以含糊不清、揣摩上意的方式推動政務，其短期結果，台灣在全球政府與政策的數位化轉型競賽中，直接宣布棄權，甘於淪為落後國家；長期結果，則是台灣永遠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產業競爭優勢，人才繼續外流、薪資持續低迷、世代希望繼續落空。
美國總統歐巴馬幾天前在矽谷史丹佛大學參加「全球新創家峰會」2016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Summit，在與32歲的臉書創辦人和其他幾位創業者座談時，談到政府面對興起自網路的新一波創業潮，他說，「世界上很多政府，都希望獲得網路時代的創業成果，同時又想要用他們所習慣的威權手法進行控制，但創新與控制是不相容的。」
推動創新創業的產業政策，與傳統政治的選票回饋機制、利益分配機制，是不相容的。
如果蔡總統與林院長在提出如新加坡政府那樣清楚的創新產業政策之後；又或者，理解英國這樣的民主體制國家是靠數位化政府機制強迫公務體系轉型升級，從而帶動民間企業敢於創新的發展脈絡之後；仍然認為，台灣的特殊環境，要推動創新產業發展，應該要從政府出錢、出力開始，選定一個特定地點蓋創業中心，那麼，讓全台灣 23 個地方縣市各自競爭爭取吧！
誰能夠爭取到 Google Fiber 在當地佈建，誰能夠整合具國際創新產業商脈的頂尖創投，或者，誰能夠吸引具備關鍵技術的全球頂尖研究人員，都比起「製造業產值全台第一」這個條件，更具備成為亞洲矽谷的潛力與資格。
- 腳跟後就是懸崖，誰要帶領台灣往前走一步？
台灣出口連續 16 個月負成長，財政部已經預測 17 黑避免不了，2015年以來的出口衰退程度，早已超越金融海嘯時期的影響，台灣經濟體質衰弱、亟需新經濟產業動能。我們的生育率 1.07 % 幾乎全球最低，30 至 40歲以下的一代，對未來不敢抱持希望，自我閹割停止繁衍；30 歲以下的一代，背著學貸再望著永遠也不可能企及的高房價，腳後跟就是懸崖，他們只能走上街頭尋求台灣的民主體制能再優化。
外國的月亮沒有比較圓。基礎建設再好，新加坡的集權政治仍舊為吸引頂尖人才埋下不利因素。英國在民主政體下，由首相辦公室主導政府部門數位化轉型的途徑，強迫公務體系跟上腳步，但近期也遭遇從民間聘請的專業菁英因倦於與顢頇的公務體系對抗而辭職的現象。甚至連矽谷本身，都受苦於生活費高漲、交通不便、生活品質下降等不利創新的環境問題。
每一個國家社會有其適應新世界的方式。台灣的現實是，強敵中國在全球快速崛起，而且新一代政治菁英逐步放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教誨，拉高他們強勢介入全球政治與經濟分配勢力的姿態；同時，中國在可見的未來，不會輕易放棄對台灣武力威脅。在這樣的強敵壓迫下，我們與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是，即使在全球高唱民主退潮，質疑民主是否可能讓人類生活變得更好時，即使在中國這樣強大的不利因素持續存在時，台灣過去 16 年在民主政治與社會發展上的成就依然具有高度指標性與可發展性。
太陽花運動中，台灣年輕一代訴求的，不過就是民主社會政治工作者的專業化，太陽化運動的餘溫，對於這次總統大選結果絕對發揮巨大作用。民進黨作為改革派政黨，第一次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多數的完全政府大權，我們期待看到的，是從最高主政者開始，願意專業化、跟上且理解全球競爭趨勢、然後用新政治的方法治理這個國家。因為只有我們用選票選出來的政治工作者願意專業進化，我們才有機會證明民主的價值，才有可能從根本改變這個社會害怕失敗的問題，才有可能改變民眾看世界的方式，讓只追求合規合矩的酸民文化轉化為膽敢嘗試的創業家文化。
民進黨在「亞洲矽谷產業政策全文」簡報中推崇以色列的創新發展。以色列與台灣在國際處境上的確有其類同之處，如果以色列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榜樣，那麼，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們一定知道，推動以色列科技產業發展、促成以色列在 2000 年之後成為軟體創業強國的政治強人西蒙培瑞茲是這樣評價以色列的，他認為，對以色列的政治家來說，他們自己就是創業家，他們用創業家的心情在治理這個國家，確保這個人口只有 400 萬、長期處於戰時狀態的小國，不只能活著，而且可以活得像樣，他說，對他而言，「最謹慎的事情就是勇於冒險。」
蔡總統與林院長，你們是否願意謹慎的勇於冒險？
9月9日下午3:30起，簡志宇來到 TO網聚聊天室，和我們聊他的矽谷經驗，從這些經驗，台灣要拉近與矽谷的距離，要怎麼作？是蓋一座實驗基地、再打造一個創業村，還是邀請哪些廠商到台灣設立研發中心？所謂人才匯聚中心，應該是什麼樣子？
（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圖片來源：桃園市長鄭文燦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