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談外籍白領薪資下限在勞力市場上的問題，不如從個人經歷跟總體環境聊起。
我博士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薪資不到三萬元。絕對低於多數碩士或博士的起薪，甚至許多大學生都不一定願意接受。
在畢業前其實已經有幾個工作機會，薪資也算相當不錯，但我做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選擇。
雖然是因為家庭因素與公司狀況而出現的短期工作機會，但的確是一份正職，而且給了我從沒想過的機會與視野，也認識一群非常棒的同事與前輩，在我六七份工作經驗裡，一直都很感謝給我工作機會的第一個老闆。
再來經歷幾份參與新創事業的工作，無論我自己或挖角來的幹部，都為了生活需求而要求一定的薪資；但現在想想，其實也因為這些薪資而增加了公司的現金流支出，即便自己都有參與投資，但依然讓公司或事業單位的資金壓力是沈重的。
最後是 AppWorks 創辦至今，有相當長的時間，合夥人們只領低於最低工資的車馬費。不過，我們一直是在能力範圍內，給員工最優厚的薪資與福利。
其實我們的狀況或我的個人經歷並不特別，在許多新創公司跟創業者當中應該很常見。
所以維持或提高最低薪資的規範，無論對本國人或外籍人士，無論是藍領或白領，也許表面上保障了本國工作者的生存權益，但事實上提高了創業門檻，以及新創企業的現金壓力，更限制了因為理念加入、願意犧牲收入的新創伙伴與早期員工機會。
低薪工作也許違反社會期待，但是提高創業門檻、排拒外來就業（也阻擋了來台求學的誘因）真的對於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今年開始每年缺工近二十萬、產業亟待轉型與國際化的台灣總體經濟有利嗎？
也許對於已經獲利或公開發行的公司，應該有最低薪資或外籍就業的規範，但對於新創企業、中小企業或個人工作室而言，薪資或外籍限制，其實只是把台灣新創環境的開放性與國際化機會，繼續箝制而已。
再換個角度，如果我當初那份工作，錄用了一樣願意接受低薪的外籍工作者，那我就會好好想想，是不是我的國際競爭力不足，而不是單純抱怨而已。這麼多年來回到台灣成就許多事業的留學生，許多在國外也都從事過低薪工作，英雄不怕出身低，人才不該看起薪。
限制了薪資，也就限制了許多從 0 到 1 的可能性。
有朋友提到不應該鼓吹「共體時艱」的說法，我覺得創業不是只有共體時艱，早期員工也不該犧牲自己而沒有補償。但從我自己過去的經驗，事業沒有起來，團隊沒有成功，給再多到誘因的不如薪資實際，那也是天使投資人跟早期投資者對於新創企業除了商業資源之外，最大的直接貢獻。
不想領低薪的自然會去找高薪工作，但發不出高薪的創業者難道就該被相對懲罰嗎？
我不支持全面開放，但也反對全面限制。
（本文轉自詹益鑑臉書，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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