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山寨王國。至少在 2011 年時,《紐約時報》是這麼說的。當時《紐約時報》上一篇題為〈China’s copycat culture 中國的抄襲文化〉的文章。
這篇文章從歷史觀點切入,作者說,中國的抄襲變成一種文化。數千年以前,中國可以說是發明和創新的中心!像是紙張、火藥和指南針的發明,都大大的改變了人類社會。但近兩百年,這個古老國家的表現似乎沒這麼驚豔了。而自從 1980 年代經濟開放之後,中國更是成為了西方智慧財產權的眼中釘。
當美國在為賈伯斯的死哀悼並歌頌他過去 30 幾年的成就時,中國昆明已經蓋好了一個山寨的 Apple Store,而政府卻只能像打地鼠一樣,打擊那些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頭的山寨公司。
北京當然也不希望事情變成這樣。中國政府這幾年來一直在推動「本土創新」的政策,希望中國在 2020 年之前可以成為科技的領導者。為此,他們不惜打擊其他花錢的研究,包括基因組合次序、甲浣萃取技術、奈米技術和核能。為了喚回海外人才,甚至對他們發出通牒警告。
雖然有點荒謬、強勢,但確實奏效了。去年中國申請了 1 萬 2 千多個國際專利,相較於前年,成長了 5.6 成。根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公布,中國通訊製造商 ZTE 和華為躍身為全球前 5 大專利擁有者。
但是北京越用力地推行政策,企業似乎卻是越努力的抄襲。沒能成為下個 Apple,卻出現了一堆山寨品牌 Apple Peel、Apple Stoer、BlockBerry。
- 很多科技都是藉由模仿才得以普及、進步,不是嗎?
賈伯斯當年以投資蘋果公司為條件,換來參觀 Xerox 全錄公司的機會,在那裏他觀察到了這個實驗室的圖示、選單和滑鼠的概念,於是投入研發,最後創造出了第一代麥金塔電腦,也是第一台使用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與滑鼠的個人電腦。
人們會說這是抄襲嗎?當然不會,科技本來就是不斷地改良、創新,才會進步。可是中國的目標不是超越競爭者,而只是剽竊他人的作品而已。
中國正快速的發展當中,無形中也造成司法的負擔,勝訴的總是那些剽竊者,這個殘缺的制度讓更多人看到成功的機會,也算是山寨大國的幕後大功臣之一。
不只是商業,甚至連學術研究都可以抄襲,發表論文的壓力讓學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發想新的想法,只好繼續「借用」他人作品,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浙江的科學期刊指出,過去 20 個月中,有三分之一的仲裁協議書都是有關抄襲的訴訟。
- 2011 年時《紐約時報》說:這種歪風,讓中國企業不敢輕易相信他人
《紐約時報》記者認為,相較於美國矽谷、台灣科學園區,都是聚集經濟的成果,可是在中國,企業因為害怕自己的成果被人偷走,所以反而變成群島,散布各地。
許多企業對記者表示,他們也很想要自己創新,可是中國的山寨文化侵蝕了他們的獲利,讓他們失去了繼續的動力。或者,像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的資深員工 Adam Segal 在《Advantege》中所說的,這種快速獲利的模式,改變了公司對工程師的想法,與其把錢花在未知的技術上,還不如花小錢去抄襲他人。
或許中國也有個賈伯斯,或許他正在某個被勒令停業的山寨 Apple stoer 上班,但他敢創新嗎?他的想法可能會被供應商偷竊,而法律會保護他嗎?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把中國當成創新的絆腳石,中國是山寨王國、阻礙世界創新進步的印象,深植人心。
- 積極發展創新,中國不再是剽竊大國了?
然而,即使西方媒體對中國快速成長的經濟實力心中總是有些不是滋味,更老愛用「Copycat」來形容中國市場裡大量抄襲西方產品然後大發利市的「中國式創新」品牌,但這些「Copycat」為中國帶來快速成長並加速中國和全球市場接軌的速度,卻是不爭的事實。當中國的小米手機以「中國式創新」的模式走出自己的路,不只在中國市場成功,也打動中國以外的消費者,西方媒體也意識到,只是對著中國喊「Copycat」,並無法真的面對中國愈來愈有能力自己在全球市場崛起的事實。
同樣是在談中國的山寨問題,時隔三年,《Forbes》最近一篇訪談文章中,討論的主題改為:「中國似乎不再是個剽竊大國了?」兩位參與訪談的西方人都與中國市場關係密切。
訪問者 William Brent 在一家公關公司上班,主要是要幫助中國公司邁向國際之路,從事這行已經超過 30 年,並且於 15 年前移居中國的他,對中國的產業和經濟也很深刻的體悟。
受訪者 Shaun Rein 在中國市場研究任職,此公司協助國際公司在中國的營運,而他即將出版的新書《The End of Copycat China 中國即將終結山寨文化》中。
看看兩位與談人是怎麼說的,訪問如下:
Brent:哪個產業將會是中國創新的核心?
Rein:中國在行動裝置和服務的勢力不斷壯大,在技術層面也將快速成長。不像矽谷的科技公司多是白手起家,中國的創新將來自大公司,像是騰訊(最著名的產品 WeChat)和阿里巴巴。因為這樣的大公司才有能力獲取資金去研發,中國的創投仍處於發展階段,不太願意把錢投進沒有保障的小公司。另外,大企業也比較有機會可以獲得政府的支持。
投資人和國際品牌都太小看中國創新的力量了,由於工資成本上漲,中國企業不得不轉型,開發新的獲利模式,《華爾街日報》也給予這樣的公司很高的評價。
Brent:中國有發展任何破壞式創新嗎?或者都以漸進式為主?
Rein:以現在的情況來說,確實都是漸進式為主,更精確地來說是在創新曲線中的第二階段,我在我的新書中有提到,中國的公司不若其他國家專注於發明和破壞式創新,而是專注在商業模式的創新上。
在過去的環境下,冒著被剽竊的風險去建立品牌實在太蠢了,但這件事情將在法律的強健之下有所改變,企業將會更專注在創新和研發這種高獲利的模式下。
Brent:以現況來說,中國並沒有任何發明對嗎?
Rein:我們需要先釐清發明和創新之間的不同,過去 30 年來,中國確實沒有專注在發明新產品和技術上,以至於技術大幅落後於歐美國家,便直接複製歐美的成果,並把他改造成中國適用的樣子。他們太專注在商業模式的創新,而不是科技。舉例來說,手機製造商小米就只在網路銷售她的手機,小量生產的飢餓行銷,降低預付成本。賈伯斯也不是智慧型手機和 MP3 的發明者,這些東西早就存在了,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能夠滿足那些未被滿足的市場,這種商業模式上的突破也是中國最在行的部分。
Brent:中國也會有矽谷嗎?
Rein:這將會是一個大工程,因為中國並沒有這樣大型創新的需求,所以也不需要這麼大的系統來支持。這裡沒有史丹佛大學,也沒有創投、創業和法律的概念。要完完全全複製矽谷是不可能的,而且這裡的科學園區也多半由國有企業為主。雖然,先前的領導人李克強試圖讓創業可以更容易,但事實上,他們還有待加強。
多數的外國創投在這裏也發展的不如預期,除非在中國有營運點。噹噹網山寨了亞馬遜,他們把這種模式帶進中國,因為這麼做可以降低風險。現在我們有更多中國創投長立於此,他們知道如何領導,讓投資環境更加活躍。
Brent:中國的文化會是創新的絆腳石嗎?
Rein:中國的教育體系仍然薄弱,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不過令我驚訝的是,這裡的企業家和創投認為,創新只需要靠少數有天分的人或是喝過洋墨水的菁英來支撐即可。
教育體系限制了公司的發展,即使成為了國際企業,也無心於創新。
Brent:中國三大創新產業?
Rein:中國公司將會是行動裝置和服務的領導者。這個領域的投資相較於其他產業更為便宜容易。有些生技和產業創新也十分顯著。
江澤明的兒子,江绵恒在上海創立的一所大學,試圖與加州理工抗衡。他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在生技研發上面,並且這樣的技術並不會像其他科技一樣,對人類的安全造成疑慮。未來,中國也將成為生技研發的重鎮。
雖然是在為新書宣傳,但《Forbes》這篇訪談的組成,以及 Shaun Rein 在訪談中所展示的觀點,反應兩個現象。第一,中國以前抄襲商品撐起一個強大的內需市場,現在這個市場的能量撐起更強大的拉力,直接把國際人才挖到中國,而且不只是面對中國市場,更是面對國際市場。第二,中國可沒有否認自己是 Copycat,而是,他們從來就沒說要「發明」,他們的創新角度,向來就是專心賺錢而已。
3 年時間,觀察西方媒體談中國山寨文化的觀點變化,也反應中國在全球市場角色快速變換的事實。
(資料來源:《The New York Times》《Forbes》;圖片來源:Jeffrey Zeldman,gyroscopio,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