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去訪問了台灣科技大學工學院鄭正元院長,聽他從「上層結構性」的角度剖析了台灣在創業教育、產學接軌及核能政策等三大議題,相當發人深省,在此來做一些整理分享。

創業教育需打破學分制度

在創業教育方面,已有很多學校在做了,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鄭院長認為只是在做虛功。那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該打破以系所為中心、以修學分或寫論文來論定表現的刻板作法。

「即使設立了創新創業學程,但當修完本科系的學分仍是台灣學生的本份時,能有多少心力去修其他學程的課?」

另一個角度是,台灣大專院校的教育理念是針對不特定對象,對於未來不特定職場以及所需要的不特定技能去教學。創業卻是另一回事,創業者往往有自己的特定創業意圖,因此一套好的創業教育應依照他的創業目標去培植特定的專業技能,而不用去學全一門學問。

「在美國,尤其是矽谷,只要你有好的想法,趕緊去實現吧,沒有人會在乎你有沒有完成學業。」

這是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台灣對「學位」這件事還是看的太重,但學得太多、學校待得太久,其實很容易抹殺掉創業的熱情與精神。那怎麼辦呢?鄭院長建議,既然家長及社會重視文憑,就來設個以創業為導向的學校或院所,進來的學生不用依照科系來選修學分,而是由學生提出創業計畫,再依此決定學生該學什麼,最後則以「創業績效」來決定能否畢業。

「如果一個學生有能力成立一間穩定獲利幾百、幾千萬的公司,或是對社會很有幫助的社會企業,那這名學生還不能畢業嗎?」

事實上,在美國、歐洲、俄國都有這樣的創業學校出現,關鍵在於教育制度能否允許,甚至大力促成。台灣教育部,有這樣的遠見和魄力嗎?

  • 產學接軌關鍵在「彈性」

「台灣那麼多人在唸書,而且唸了那麼多書,就算不去創業,也不該沒辦法進產業工作吧?」

可是,事情就是這麼弔詭,許多業者都感歎找不到適合的人才,或是無法將學校的研究用到產業上,協助產業升級競爭力。台灣在產學接軌上,顯然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造成產學無法緊密接軌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但究其根本,恐怕仍然要指向教育部的政策上,特別是其被稱做「五年五百億」的「邁自頂尖大學計畫」。在這個龍頭計畫下,大家為了搶經費,自然得奮力去爭世界一流大學排名,因而落入比「論文數」的輪迴裏,而是老師、學生、學校都進入這個「共業」當中。

就筆者所認識社群圈裏,就有一些很活躍的助理教授,喜歡帶學生做貼近產業的實務研究,學生畢業後都很容易找到工作,但這些助理教授就很掙扎,因為做這些研究對「升等」沒有什麼幫助,其中一位說過:「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可能要出去找工作了。」

這種情況,鄭院長很了解,但卻無能為力去改變。他說,所謂的世界頂尖大學,如哈佛、劍橋等,往往有深厚的歷史,以及眾多的學生,對於一些最先進的基礎研究更有長遠的投入。

「以台灣的條件去爭排名,那是拿最弱項去與別人的最強項競爭,」即使排名前進了,爭到了面子,卻對台灣競爭力沒有太大幫助。

那我們的強項在那?鄭院長明確地指出,就是「彈性」這兩個字,而這個彈性,正是台灣產業所表現出來的活力與競爭力,「教育單位身為台灣經濟結構的一環,難道不該做出一些貢獻嗎?」

怎麼做呢?還是回歸到教育部提出的最高指導原則,能否真正落實產學接軌。鄭院長提出一個方案,就是未來的一些研究補助計畫,能夠要求產業與政府共同出資補助,有了產業界的加入,才會將研究拉回現實面,而且也有助於訓練人才,並提升學生的就業條件與機會。

  • 核四該不該建呢?

最後,筆者再問一個敏感問題:「您覺得核四該不該建呢?」

鄭院長沒有直接回答,但他說了一個國際間的現實狀況:「發展核能的國家,往往都有發展核武。」

再往深一層看,為何需要核武?基本是為了與敵對國形成一種恐怖平衡關係,也就是對方若丟一顆核彈過來,自己也有能力丟一顆過去,這樣雙方就會冷靜地想一想,核武攻擊的損失能否承受。

「換過是台灣,若敵人丟一顆過來,基本上我們已受不了,發展核武有意義嗎?」在這個前提下的延伸答案,就很明顯了:「我們有需要開發核能嗎?」

(註:至於替代能源方案,也聊了一些,將另為文探討)

  • 後記

訪問鄭院長是件令人愉快且具啟發性的事,在他的位子上,仍能暢所直言,確實可見其風骨(當然,上述文字有些敏感度,文責由筆者自負)。

由於許多問題都源於最上層的政治結構性需修正,因此筆者又坦白問一句:「請您入閣,您願意嗎?」

他搖搖頭說:「台灣的內閣是退休俱樂部。」言下之意是,那兒不是做事的地方。問題出在台灣的文官人才養成太久,入了閣時往往年紀已大,為了保住優退的條件,他們不能犯錯,因為只要失敗一次就可能失去所有,因此在政府圈流傳著一句話:「平安就是大發財。」

哎,又來一個結構性問題,但看見問題總比看不見好。大家一起來想想,該怎麼集眾人之力,促成「上層結構」的正向改變吧!

(轉載自合作媒體《創新曼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