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6 月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建議他的中國企業家朋友們: 在商言商,莫談政治。此一論調招引起許多議論,平素低調的女企業家王瑛便高分貝表示對柳傳志的說法不以為然,她不僅宣告她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還向所有的企業家呼籲:「是不是還能再有一些人,是不是還有一種可能,再更多一點承擔?這種擔當也許會超出企業家的責任?不僅僅是企業家的責任?」

在中國大陸,公共論壇是一個敏感的禁區。縱然如此,王石、任志強、王功權等一向關心公共議題的企業家紛紛聲援王瑛,以致於四人被媒體冠上公民企業家的封號。

王功權是中國著名投資公司鼎暉創投的創辦人,也和維權律師許志永共同發起了「新公民運動」。只是在中國,不為當局所喜的言論還在可容忍範圍,當不滿言論轉變成跟政府對立的行動時,那可跨越了紅線。果不其然,王功權在去年 9 月被北京政府無預警拘押,幾個月中了無音訊,最近才公佈了他的罪名:「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許志永也在 2014 年初以相同罪名判處 4 年徒刑)。

  • 企業家是否該負公民責任

企業家是否有公民責任?他該如何扮演他的公民角色?在全世界經濟發展面臨十字路 口、貧富懸殊不斷加大的趨勢下,企業家處於一個極為尷尬的位置。一方面他面臨全球競爭、產業汰舊換新、公司生死存亡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又被千夫所指,被指責為 M 型社會的始作俑者,是 1% 的既得利益者,與 99% 大眾對立的敵人。

其實人群裡,無論社會階級高低,真正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的人都是少數,具有公民意識以行動參與的人,遠比躲在人後、享受自己私人空間時間的人為少。而企業家本來就在處理眾人的事,向來難以獨善其身,對公共議題其實較一般人更為敏感,常有自己的觀察和看法。

  • 中國企業家積極推動社會轉型

諷刺的是,在中國這樣言論箝制集權統治的環境下,居然有企業家前仆後繼,不怕得罪當局,不惜犧牲自己的事業前途,也無視牢獄之災的威脅,積極參與和推動社會的轉型。

而 在台灣如此自由開放、百無禁忌的社會裡,最近十餘年裡,企業家除了在自己的事業領域內還偶爾發聲外,在大部分的公共議題裡反倒噤若寒蟬。連在反服貿這樣一 個與產業有切身關係的議題上,除了六大工商團體的理事長出面講幾句場面話之外,真正以個人名義公開發表意見的大概只有施振榮和鄭崇華兩人。

  • 台灣企業家所背負的原罪,讓他們對公共議題不關心

台灣的企業家對公共議題冷漠以待的心理其實不難理解。一是在現代社會氛圍下企業家身上所背負的原罪,台灣令人蹙眉的經濟窘況,誰該為 22K 薪資負責的爭論, 年輕世代的就業壓力,一切矛頭都指向企業家,企業家卻百口難辯;其次是時下二分法的思維習慣,往往以標籤代替實質,藍綠統獨,政治經濟向左向右,都被投射在黑白兩色的光譜上,跟企業家所熟悉的輕重緩急多重取捨的複雜真實世界,大相逕庭。最後則是民粹和名嘴隨興給人戴高帽子貼大字報的風氣,企業家誰敢輕拭其鋒,一旦不小心捲入暴風圈中,便難以全身而退。

由於這幾個令人心生畏怯的因素,台灣的企業家寧願參與慈善或其他社會公益活動,對於公共議題則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 經濟與政治難以切割,企業家更應盡責任

但是經濟和政治難以切割,尤其事關社會轉型,更需要從公共政策入手。企業家的觀點本來應該是全民觀點中的一部分,抱持人溺己溺、天下為公的胸懷與認知的企業家,比例不比其他社群為低,企業家又掌握了社會許多資源,如果在促進社會轉型過程中缺席,既是社會的損失,也未能善盡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

弔詭的是,在中國威權政治下,企業家反倒更有自覺,集眾協力,成立有許多具有強烈公共意識的組織。以下舉幾個現成的例子。

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 阿拉善位於內蒙,也是中國最大的沙塵暴源地。SEE 是 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and Ecology 的縮寫,這個組織成立於 2004 年,宗旨在藉著防治沙漠化的工作,全面建立重視環保的經營理念。目前共有 300 位企業家會員,其中除了上述  4 位公民企業家外,還包括了許多知名企業家,例如柳傳志、馮倫等,連台灣的林百里、林蒼生、尹衍樑都列名其中。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這是一個效仿達沃斯世界論壇的組織,亞布力是黑龍江的一個滑雪勝地,自 2001 年開始,每年 2 月數百位中國企業家到這冰天雪地的度假村進行思想上的交流。論壇的主旨是「與世界對話,謀共同發展」,負起企業家彼此間、企業家及政府間溝通渠道的使命。

中城聯盟。這個組織成員以房地產開發商為主,倡導企業的社會公民責任,打造宜居的綠色環保生態社區。中城聯盟成立於 1999 年,現有 61 家企業會員,王石和任志強這兩位公民企業家都曾經擔任理事長。

  • 美國企業家公共議題有多年的實踐

企業家積極參與公共議題有許多先例,美國自然擁有最長遠的歷史,多年來的實踐,也取得了可觀的成就。觀察美國由企業家發起或參與的公民組織,有幾個方向值得參考。

一是長期耕耘。許多公共議題都有複雜因果和多種向面,需要長期的關注,才能建立整體論述,塑造在該公共議題上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從而增加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例如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簡稱 EFF)成立於 1990 年,那年代互聯網尚未誕生,但 Lotus 123 的創辦人 Mitch Kapor 等人看到數位科技對於人權、隱私、言論自由將產生前所未見的衝擊,需要在政府、企業、媒體之外,還有第四種聲音發聲。二十餘年來, EFF 果然成為了數位人權的捍衛者。

其次是放遠目光,追求長效。當今民主政治運作最大的流弊是討好選民,演變成以政策收買選票的零售式民主,因此政府部門的思維越來越短視,經常犧牲未來利益,換取眼前利益,而企業家沒有選票壓力,反倒可以著眼未來,彌補政客之不足。白手起家、坐擁 20 億美金身價的投資家 Nicholas Berggruen 有鑑於此,成立了 Berggruen Institute on Governance,廣納公私部門精英意見,建立政策看門狗(watchdog)的功能,防止政策嚴重向短期利益傾斜。

然後是合縱連橫。這樣不只可以聯合資源,也可以增廣視野,避免個人觀點和思想上的盲點。例如臉書創辦人祖克柏認為移民是美國創新創業不可缺少的元素,因此發起成立 FWD.us,並且邀請比爾蓋茲等 12 名科技重量級人士共同參加,積極參與參議院有關移民法案的制定。

最後是,信任領域專家,不勞御駕親征。除了自己的專業領域外,企業家其實對於所關心的許多公共議題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不宜扮演球員、裁判或主編的角色,而應該像製片人、報社老闆、或球隊老闆,僅僅提供資源和平台。例如 Amazon 創辦人貝佐斯購入華盛頓郵報半年多來,編輯方向完全不受改變,這和中國時報由旺旺蔡家接手後的全力介入大不相同。

台灣這十年可說是失落的十年,現狀不過是所有過去未解決問題的累積。走出困境不能靠學運,也不能期望行政立法部門一夕間改頭換面,企業家在為事業焦頭爛額之餘,行有餘力,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其實是公民責任的一部分。所幸最近幾年看到台灣的企業家自覺意識漸漸提升,各自從關注的議題,能夠施力的角度,隨份隨力,貢獻自己的力量。

例如:

前高盛台北公司總經理張果軍成立風傳媒,邀請新聞圈內外所尊敬的王健壯擔任發行人,許多前中時總編主筆紛紛歸隊。

代理 Aveda 保養品的肯夢創辦人朱平活力充沛,點子十足,創辦了「紅屋」(Red Room) 聚會,提供外籍人士和本地人的交誼平台,他深切了解外國移民對於台灣的熱愛,以及他們可以為台灣帶來的貢獻,因此效法臉書的祖克柏,成立了 Forward Taiwan ,為台灣的移民政策借箸代籌。

還有一位投資經驗豐富的清華校友成群傑,有鑑於台灣許多公共議題偏向於單向思考,一般人只能得到片面資訊,既想要享用午餐,又不願意付午餐費,因此成立了393 公民平台,打造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

台灣要繼續深化民主,企業家不該缺席。如果因為畏懼譏讒而退避,反倒落了大眾批評企業家向來只為一己之私的口實,但是企業家想要擁有話語權,只能長期耕耘, 得到公眾的信任。台灣社會正面臨轉型的契機,企業家如果能夠從這次太陽花學運得到啟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社會轉型才有機會可大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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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othree , CC Lin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