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矽成章:鄭志凱專欄】我們有一間跟不上市場變化的工廠,它叫做台灣的大學

如果有一家工廠,一共有 60 條不同的產品線,少數長銷,多數波動較大,甚至有些逐漸沒落。市場預測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生產計劃 5 年前就必須排定,生產週期又長達 4 年之久,這家工廠如何能夠應付市場的急速變化?

如果這 60 條生產線上的產能幾乎無法調整,熱門的產品線很難擴充產能、冷門的也無法裁減,各產品線的工人既難以重新訓練,調配到其他產品線,又擁有常年合約保障無法資遣,這家工廠如何能永續營運?

如果這家工廠進一步採取民主制,廠長由工人選出,實施工人治廠的制度,這家工廠如何能夠有效推動改革?

如果市場上游的重要原料來源日漸減少,所有工廠都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家家都有上述動彈不得的苦處,更有甚者,一種嶄新的生產方法正在醞釀之中,風雨作勢欲來,這樣的產業如何自我調整,迎接未來?

還好,現實世界裡這樣的工廠並不存在。

不過,以上的素描是否很接近台灣大學教育現況的寫照?

大學的重要性不必花太多時間論述。雖然美國有兩位科技界金童,微軟的比爾蓋茲和臉書的祖科伯都從哈佛大學中輟,21 世紀矽谷天使投資教父 Peter Thiel 甚至於提供一人 10 萬美元的獎金,鼓勵大學生休學兩年,追求創業的夢想,但他們都不否定大學的功能。只是,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主張: 如果一位大學生有一個偉大的創意,能夠改變世界,為什麼要再等兩年,非拿到大學文憑不可?

大學與中小學教育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現代人漫長的教育過程中最後一個階段,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便必須離開相對封閉、備受保護的校園,進入沒有圍牆的茫茫人海。因此大學雖然不是工廠,但從人才供需的觀點,大學無可迴避的責任之一,便是一面為社會提供所需的人才,一面為學生提供進入社會的充分準備。

  • 高教超容問題比資訊業更嚴峻

台灣高等教育面臨最嚴峻的問題是人口急速降低,1995 年台灣新生人口(今年正好到達大學入學年齡)為 33 萬人,2000 年(2018 年入學)30 萬人,2005 年(2023 年入學)大幅降到 20 萬,2010 年(2028 年入學)繼續跌落為 17 萬人。換句話說, 即使目前大學滿載(其實入學錄取率已經超過 100%),15 年後仍將超容 50%。

假使教育是一個企業,台灣 164 所大學就像這家企業擁有的 164 家工廠,50% 的產能閒置的嚴重性實在難以想像,比當前資訊產業的處境更為艱困,如果現在還不趕緊採取行動,15 年後只有面臨破產的命運。

從表面上看,超容的問題可以透過關閉後半段的私校,招收大陸和外籍學生,甚至於 12 年國教等各種方式緩和。但關校牽涉到招生素質的常態曲線分佈,台成清交若不適度縮編,各校的學生平均素質必然下降。以陸生或外籍學生填補學校產能,其實等於目前資訊業的 OEM 代工模式,如果沒有妥善的移民政策相應搭配,不過是為人作嫁,有違高等教育為社會培育人才的任務。

至於如何為社會培育人才,也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如果過度強調為某一產業或企業量身打造,雖然大學生畢業後可以即時就業,但難免犧牲未來發展的潛力。如果全然重視厚積薄發,畢業生難免跟瞬息萬變的現實狀況有所隔閡。這樣的兩難是全世界高等教育面臨的共同問題,只不過越優秀的大學,越能設計出各種創新的制度,與企業緊密,通才與專業齊頭並進。

  • 學而優何妨為商?大學跟企業接軌,並非降低格局

可惜在台灣,高等教育和企業的距離似乎十分遙遠。 國家以爭取世界大學排名為政策目標,各大名校也以此為自我期許,大學教授以發表論文爭取 SCI 積分為 KPI,至於如何跟企業需求接軌,似乎是等而下之的問題。

也許因為傳統士農工商的排序仍然隱約作怪,能夠在台灣一流大學任教的教授多是當年在學校排名前 5% 的優秀學生,從小睥睨同儕,養成好學生的優越感,加上常年棲身士林,孤高不群也是常態,與企業界有縫便鑽、摸著石子過河的操作實務本來格格不入。雙方心態上存在不少相互猜忌和不以為然,真正遇到需要合作時,制度設計更以防弊(確實也曾發生不少弊端)為出發點,自然雙方越行越遠。

三個月前,我曾經在 《從馬太效應思考台灣的科技發展》 這篇文章中指出,台灣難以期望在前沿科技領域中有所斬獲,不如將有限科技資源投入應用,與產業界的需要緊密結合。國科會在 2012 年底大力推動的 產學大聯盟、小聯盟 ,正是這樣一個鼓勵產學合作的計劃,這個創新、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其效果令人期待。

  • 從需求,構建高教及產學關係

但若提高視角的高度,針對台灣高教界 15 年後將面臨 50% 超容的困境,產業界普遍創新能量不足的現況,以及學術界關在象牙塔中寫論文的現象,政府和民間公私兩部門可能需要由點而線而面,全方位思考如何一面為台灣的高等教育謀求出路,一面為產業升級。

1. 目前學術單位研究專案多由技術供給面產生(supply-side generated),教授從文獻資料或研討會獲得靈感,然後提出計劃,申請經費招兵買馬,但對全球競爭趨勢並不熟悉,也未能與台灣本地業界現狀連結。

應該設計制度,鼓勵需求面產生(demand-side generated)的研發專案,例如學校和企業聯合提出的專案在國科會可以獲得優先考慮,甚至於仿照英國或紐澳採用的研發兌換券(R&D vouchers)辦法,由企業提出研發需要,政府批准後,交由有相關技術的學校進行開發。

2. 因超容而過剩的教授很可能是產業界迫切需要的高級技術人才。其實企業界薪資遠比學界優渥,只是教授生涯安全穩定,學而優雖可以為仕,從商則被視為斯文掃地。

因此應以政策宣導利誘,用協助轉業的概念,採用各種獎勵制度鼓勵教授進入企業服務,甚至制定旋轉門政策,推動產學人才交流。當交流活絡起來,社會對學與商的價值落差自然會逐漸改變。

3. 最大的人才資源還是在學生。產業界不妨用參與代替批評,與其抱怨大學教育不能勝任職場需要,不如實際參與設計課程,影響學生的學習方向。

大公司可以各自推薦核心學程,修習完成的學生有被優先錄用的機會;大學亦可與企業聯合,推出建教合作計劃,將公司實習列入可以取得學分的正式課程。例如美國 Drexel University 以此聞名,百年來成效可觀,1/3 參加實習的學生畢業後立即被公司聘用。至於提供大量暑期實習的機會,更是美國許多大公司的慣例,因為這不僅是招聘人才的最佳途徑,也同時得以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 把台灣想成是一間國際企業,產業界是生產部門,高教界則是人力資源和研發的角色

其實, 若將台灣想像為 Taiwan Inc.,產業界相當於生產與行銷部門,高教界便扮演人力資源和研發的角色。

規模不大的 Taiwan Inc.,兩者本來應該彼此依存、密切配合,只可惜多年來雙方少有往來,各行其是。這種怪異現象若能矯正,台灣的學術界才有希望,產業界才能真正享受國家投資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利益,50% 超容的問題或許也因此能夠稍微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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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天下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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