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與富人有什麼差別？ 窮人醒的時候拼命工作賺錢，晚上呼呼大睡，早上醒來，迎接又一天的工作，以時間換取生活所需。富人呢，即使晚上睡著後，他的錢還在不斷幫他累積財富。 結果當然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聰明的人上一流大學，遇見聰明的伴侶，找到一份待遇優渥的工作，結婚後生下聰明的小孩，請最好的家教，長大後果然如願上了頂尖的大學。
這種正反饋循環 （positive feedback loop）處處可見，也是造成了現代 M 型社會、資本主義贏者通吃、有與無（Have and Have-not）兩個社會階層難以逾越的原因。美國社會學者莫頓 （Robert Merton）在 1968 年一個知名的研究裡，將這種現象命名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典故出於聖經馬太福音的一段經文：「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當然，僅閱讀此段經文有斷章取義的風險。)
舉凡生物、經濟、政治、教育、社會各個領域，都可以觀察到馬太效應，它雖是一個廣泛的現象，卻不是鐵律，因為它並不是不可逆轉。
在生物界，物種的繁殖本身就是馬太效應的現象，某物種數目越多，後代越興旺，因為繁衍本來呈等比級數成長。所幸生物界自有其負反饋循環的制約，數目過多時，生存條件匱乏，馬太效應失靈，此物種的數目自然發生逆轉。
某些物質生活上，馬太效應也可能達到飽和點。例如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雖然初期會擴大，但隨著生活水準普遍提高，成本降低，鴻溝必然越來越窄，就好像現在家家都有電視機、電冰箱一樣。
許多社會或經濟領域的馬太效應現象，常需要政治力量的介入，才能獲得些許舒緩。例如累進稅率、高遺產稅、社會福利、平等平權等，種種訴求社會正義的政策，著眼點都在扭轉馬太效應造成的傾斜。不過在民主制度緩慢而謹慎的步調下，其逆向效果往往不足以撼動馬太效應。
因此在非民主國家，另一個可能性便是革命，革命有如洗牌，原有的經濟優勢、政治勢力歸零，牌局重新開始。不過革命的社會代價太大，毛澤東以他自己的經驗，就曾經給過一個忠告：革命可不是請客吃飯。
- 科技界扭轉馬太效應的力量是「典範轉移」
這尤其在科技界特別常見。例如汽車的發明，推翻了鐵道公司累積的資源，電動車的誕生，又攪亂了傳統汽車的生態秩序；Apple iPhone 的流行，打破了 Window 的獨霸局面，Android 推出後，又成為 iPhone 最大的威脅。
因此每一種新的標準剛誕生時，市場先行者剛出現，馬太效應都曾經為它的崛起推波助瀾，但當典範轉移時，原來的領先者所積累的優勢反而可能成為它的包袱。
那思考台灣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馬太效應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
首先該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在科技領域中，馬太效應的現象多麼顯著？
其次：跟科技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相距多遠？可有縮減差距的機會？
最後的問題：台灣該如何因應？
- 科技領域裡，領先的國家具有幾個優勢，使得落後國家即使緊追在後，往往也只能望其項背
正如《槍炮、細菌與鋼鐵》的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所說：科技衍生更多科技（ Technology begets more technology）。科技能夠開發出更有效率的工具，有效的工具進一步縮短了開發新產品或新工具的時間，循環累積，少數幾個先進國家便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現成的例子是美國半導體的早期領先，成就了美國半導體設計軟體（EDA）的產業，結果目前 EDA 產業幾乎由美國獨霸，其他國家難以染指。硬碟（hard disk drive）產業，亦可作如是觀。
其次，科技一如探險，機會總在已知與未知的邊界。走在科技的前疆，不但最先看到機會（新大陸），也觀察到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這是落在其後的追隨者難以享受的風景。我們觀察矽谷一路從網路、互聯網、雲端運用，到現在的海量資料（Big Data），一波一波新創公司橫空出世，便是這個原因。
科技發展卻又跟探險不同。第一波探險者發現新疆域後，第二波屯墾者隨後即至，彼此相互依存、相安無事。但在知識經濟掛帥的時代，發現便是佔有，只要申請到專利，發明者可以要求完整、無須分享的所有權。科技的追隨者即使僅僅落後一步，也只能望塵興嘆。
科技先進國家佔盡這些優勢，累積了許多資源，有如站在高大巨人寬廣的肩膀上，繼續向前，結果佔領更多的科技疆土。這個場景，是馬太效應最佳的描述。
- 令人憂慮的是：前述種種逆轉馬太效應的力量，在國與國競爭的科技領域中多半不存在
科技發展沒有上限，沒有飽和點，永遠有新的領域有待發現，也沒有負回饋循環以為制約。國與國間忙著鞏固各自的競爭優勢，以科技為貿易戰爭的武器，既沒有動機、也沒有機制以政治力量干預馬太效應。至於革命嘛，國與國之間的革命其實就是戰爭，科技落後國家哪有贏的機會！
唯一能夠扭轉科技領域中馬太效應的力量，大約只有典範轉移。可惜這股力量只能蓄勢以待，難以操作。
台灣自然不算科技落後國家，但也絕非領先國家。台灣跟美日的科技差距有希望縮小嗎？
根據美國的專利報告，2012 年中台灣所獲得的專利數排名第五，不可算不高，卻仍然只有美國的 8%，日本的 20%，如果考慮到專利的含金量，其間懸殊必然更大。在科技的疆域裡，最肥沃美好的土地，大約都被捷足先登，台灣力所能及的，往往是偏鄉瘠地。
- 有限資源下，台灣應該如何思考進步？
以人才而言，美國向來匯集世界英才，最近又通過 STEM 法案，鼓勵擁有科技和工程高等學歷的外國留學生，學成後留美就業（所謂 STEM，乃是 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的縮寫）。相對於美國以爭取人才強化其世界科技領先地位，台灣還攪和在雞排博士論爭的漩渦裡，人才已經不多，又沒有適當的舞台可以施展，如何能夠縮短跟先進國家的差距呢？
如果談到經費，可能更讓人氣餒。2013 年台灣一年政府編列的科技發展經費為 972 億台幣，小於史丹福和加州柏克萊兩所大學經費的總和（美國人事成本雖高，單位成本的輸出卻可能不遜於台灣）。而如史丹福、柏克萊大學之類的學府，在美國至少還有 50 所之多，加上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Lawrence Lab， Argonne Lab， JPL 等數十所國家級研究院，資源對比如此懸殊，哪能期待台灣可以輕易拉近科技水準的落差呢？
認清現實，不是認輸，而是擬訂有效對策的第一步。如果認定馬太效應在科技領域中明顯而難以逆轉，而且同意台灣有限的資源不足以急起直追，也許這時候大家可能更容易達成以下的共識：
1. 台灣在基礎研究上應該花費最少的資源，僅求緊密跟隨，而不求突破（目前基礎研究大約佔國家科技預算之 15%，可否更少？而如果其他 85% 的經費都花在應用研究，為什麼好像未見太多具體成果？）。
2. 認真思考台灣科技發展的目的與價值。以台灣有限的科技經費，不如跟踪前沿技術，將其導向應用，並進一步將其完善，產生具體的商業行為（例如創業或授權）。
3. 在這種思維下，學研界的 KPI 應該重行考量。目前以 SCI 和 EI 期刊發表來衡量學術研究水準，這樣一個簡單、表面的量化指標，其實多年來嚴重誤導了國家的研究資源，取而代之的應當是能夠反映研發實際應用成效的 KPI（但許多學校努力增加技術移轉授權收入，也是另一個過度簡化的 KPI）。
4. 學術界與產業界相互間應當建立流暢的旋轉門，產業人士有正式管道到學術界任教，分享應用場域的現況，接觸新知，學者專家也可借調到產業界，不但學以致用，進而可以發現更多的研發題材。
5. 學研界與產業界應當密切分享資源、激發研發創意。由解決實際問題下手的研發，才會是最有效的研發。
6. 隨著以上各種思維和制度的變革，當然學研界人士的評等、考核、激勵等制度也必須隨之調整。
7. 一味盲從潮流不能追趕上領先者。反之，淡定地選擇自己的方向，謹慎而有效地使用資源，也許更能掌握另一個典範轉移的契機。
以上幾項建議，許多學者專家也曾多所討論。之所以未能形成共識而付諸行動，自然是因為各方意見不一，或是阻力太大，或是等待可行的代替方案。如此因循而積重難返，難免又讓馬太效應佔了上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