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不應該扶植創業？如果答案是「應該」，那政府該給多少力？
由政府積極做莊扶植創業，新加坡絕對是難以忽視的典型。
新加坡政府從 2010 年開始推動國家層級的創新創業計畫，因此帶動一波網路與軟體新創風潮。政府直接做莊投資，新加坡的想法是：風險政府擔，賺了新創公司、創投、消費者、其他企業、新加坡政府，都賺。站在台灣看新加坡，不少創業者總會不禁生出羨慕的眼光，不過，親自走訪這個城市國家一趟，就會發現新加坡民間其實並不欣賞政府如此用力參與，他們反倒羨慕台灣擁有民間自發性的創業能量。
《Inc.》前陣子也刊登一篇類似觀點的文章 〈Government Shouldn’t Be In the Accelerator Business（政府不應該涉入太多創業育成）〉，文章作者是和 Y Combinator 並列矽谷兩大創新種子加速育成中心的 TechStars 共同創辦人 Brad Feld，他說，「明明民間就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民間也很多人在做了，為什麼還要政府動手？」
和新加坡一樣，台灣一樣缺乏天然資源，內需市場過小。在產業升級與轉型的腳步上，台灣比新加坡走得更辛苦處境更窘迫。政府的確應該做些什麼，有些創業者羨慕新加坡的環境，但是「新加坡式政府做莊」的作法，適合完全移植到台灣嗎？
同樣以孵化器形式做創投，台灣的 appWorks 之初創投共同創辦人林之晨的看法是否和 Brad Feld 一樣，認為政府應該閃邊站？《TechOrange》專訪林之晨，請他從民間育成中心的角度，就台灣的環境和民情，談談台灣政府應該如何參與扶植、怎麼拿捏「介入」的程度（appWorks 目前也正在招收第七屆育成計畫團隊）。
採訪：張育寧 / 鄒家彥 整理：鄒家彥 / 楊文心
《TO》總編輯張育寧（以下簡稱張）：我們在新加坡看到政府以近乎霸道的方式，傾國家資源招商引資、扶植創業。我們也聽到很多跑過新加坡的創業者說，很羨慕新加坡。從台灣的創業環境來看，你覺得台灣應該移植新加坡的作法嗎？
林之晨（以下簡稱林）：我們都想複製王建民、複製 Facebook。當我們想要有好幾個王建民的時候，當然會先挑選一群有潛力變成王建民的人去培育他們；但，不是所有想要打棒球的人，都有潛力變成王建民。如果由政府出來扶植創業，它沒有辦法指著三個人說：「他們比較有潛力，另外五個人沒有潛力，所以我只挑這三個扶植」，政府不能做這種事。
本質上，培養王建民這件事情本來也不可能是政府做，政府能做的事情是去蓋河濱棒球場，把環境弄好讓大家可以去練球。就如同在扶植創業這件事情上，政府該做的是「移除障礙」，建立一個好的環境。
障礙很多，很多人都已經講到快爛掉了，並不是我才開始講這些事情。比方技術股的限制。現在規定技術投資的股份最高只能 15%，所以創業者如果技術很強，卻要像 Mark Zuckerberg 一樣擁有 50% 至 80% 的股份，是不可能的。而且技術股要課稅，當創業者拿到技術股的時候，都還沒有任何現金收入，就得用等值的股票價值課稅；問題是，他就已經沒錢了，你還要課他稅？
這個制度下，如果我是一個資本額 1,000 萬的公司，創業者想要擁有 80% 的股票的話，至少要拿 650 萬出來，而另外 150 萬他還要被課稅，所以其實加一加，創意者自己要拿 700 萬出來；問題是，如果他都已經有 700 萬，何必跟投資人募另外的 200 萬？Doesn’t make any sense。
再講到人才，譬如說兵役問題。台灣大學生畢業之後就要去當兵，他怎麼可能像 Mark Zuckerberg 這樣在學校就創業！
當然政府也可以讓創業者開的公司申請替代役時，自己 hire 自己就好。但現在不行，怕有弊端逃避兵役。但是你想想，一個人拿了 700 萬出來創業，這筆錢不能拿來 hire 自己，自己得去當兵，然後 hire 別人來幫我創業。
再比如個資法。個資法當初在定義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小型網路公司的需求，只顧及到大銀行和金融集團的需求；為了要防堵這些大的金融集團利用或販賣個資，政府訂了那麼嚴格的規定，但那對小公司而言是幾乎負擔不起的成本。
張：如果拿台灣政府跟其他國家比較呢？ 前陣子你去了一趟新加坡，你看到的經驗是什麼？
林：每個國家政策環境和市場境遇不同，各有各的機會和問題。新加坡的優勢在於他能吸引到東南亞各個國家的創業者，吸引他們到新加坡創業，這能為新加坡多帶一些國際觀進去。不過可能只是「稍微」，因為東南亞不能代表全世界。
但東南亞國家的法規制度，會讓創業資金比較容易募得；多數是來自政府的共同投資，所以創業者平均可以募到 60 萬美元。當然，他們的營運成本也比台灣貴很多，大概是三倍多吧；同樣的 5、60 萬美元，在台灣運用起來可能相當於 20 萬元。
不過容易募得資金這一項，對創業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光是這一個部分，新加坡的環境絕對比台灣好太多了。
- 政府做莊，不是追求報酬率而是一種社會教育
張：你認為台灣需要學習新加坡這種「政府做莊」的模式嗎？
林：Long-term 來說是好事－－如果你把它當教育的話。
我的意思是，創業初期有很多 learning 課要排，所以如果政府做莊鼓勵大家學習創業的精神，即使創業者最後創業失敗，轉做上班族到別的企業上班，在創業過程中學到的東西，還是會對企業有幫助。這有點像政府做莊補貼大學學費，當然也是因為台灣現在高等教育和社會脫節太大，所以如果政府做莊，比較大的程度像是在補足教育上的落差。
張：你這樣的說法，是把「政府鼓勵創業」這件事當做一種在職教育來看，這種在職教育是用公部門的力量，培養民間創造企業的能量。
其實我們在新加坡採訪看到的狀況的確有這個意味，由總理公署下的公部門 NRF 主導投資種子期和早期團隊，而且擺明失敗就算了，並不要求成功率。NRF 是現任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在 2006 年時設立的，他做過報業和金融業，然後才轉到政治圈。陳慶炎 2008 年時在一個公開演講上說，新加坡正面臨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政府設立基金會做投資新創計畫的目的重點，是培育新加坡的民間創新力量，才能面對全球變局。
林：對，「政府做莊」這件事情的意義就必須是這樣，他不是像創投在追求高資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