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 15 年」是失落的結束,還是開始?

訪問詹宏志長達一百分鐘,本來設定的形式是夾敘夾議寫成一篇專文。我花了近一個月蒐集資料與驗證,寫了兩篇、覆寫了一千多次,最後仍決定以原來的對談形式刊出。

整整一百分鐘 ,他挖向歷史的深處,娓娓道來現在的失落,那麼擔憂而熱切地述說,想激起關注和討論,關於台灣社會正在遺失的、下一代的未來。任何的刪減都是斷章取義,任何的延伸詮釋都有誤導之嫌。

在廢棄兩個版本後,《TechOrange》認為,讀者有權力看到最完整的採訪,然後如詹先生說的,台灣社會才有機會可以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反思與詮釋,有了論辯與共識,才可能產生行動,造就未來。因此,即使全文超過一萬字,即使不那麼符合傳統編輯原則,還是以全紀錄的方式呈現。

幾番討論,發稿前最後一刻,我們決定以「沒有趨勢可以,但不能沒有未來」當標題。趨勢是一種預見、一種對未來的推理。但未來,得在遞移的時序中挽起袖子,在種種苦心後成長為能紮實掌握,足以滋養新世代的果實。

1998 年後,我們凍結育養未來(新世代)該採取的行動。15 年後,新世代無可避免地必須繼承一個過時的總體產業環境,製造業困在削價競爭的死胡同中,網路業雖是升級關鍵,卻困在陳舊的制度裡幾度夭折。整個社會集體做困獸之鬥,詹宏志說,22K 是 台灣社會「種瓜得瓜」的結果

失落的 15 年,台灣社會並非不知道網路在 21 世紀的關鍵重要性,而是沒有行動。

歷史時序上某個單一事件,總會成為促發下一個單一事件的起始元素。15 年前,知而不行而錯失第一個機會,然後一個接著一個,台灣社會將自己封閉於快速變遷的世界之外,歷史不假辭色,以落後和淘汰回報我們。

落後的不只是看得見的具體建設,或是說的出來的競爭力排名,更大的代價,是整整一世代中堅知識能力工作者,不管位置是在公部門或者私部門,都沒有機會磨練足夠的網路產業創新工作方法、管理方法,以及一切能促使這些方法更有效率的跨部門、跨產業溝通流程。

名列已開發國家觀察名單,台灣在這最需要奮力躍進的臨門時機,卻面臨不該有的人才斷層危機。金融人才的斷層,導致創新投資失能,接著導致網路與軟體科技業無力發展成長,最終導致製造業、服務業的升級停滯。

詹宏志說,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移轉了權力,卻丟失了知識。在那之後,我們的社會在轉型升級上,就集體失去關注焦點、集體不行動了。

種瓜得瓜。

栽種者,是我們每一個人。更正確地說,是我們在追求和實踐民主化的過程中,每一個期待掌握自主權的公民。在命運自決的路途上,公民透過選票的表態,透過對輿論的消費取向,決定過去 15 年,台灣社會在每一方面的政策方向與資源配置作法。

或者,更精準地說,我們用冷漠,一種疏離到近似旁觀者的姿態,任由未來枯萎。

我們甘於在大眾媒體上觀看意識型態敵對陣營無建樹性的衝突表演,我們看表演,懶得去了解每一個爭議問題背後,足供以做價值判斷的正確與完整資訊,我們看表演,我們鼓勵媒體追逐無知與顢頇。我們把新聞、議題、政策、衝突、對立,都看成表演。

民主共識決議的過程,有民意需求,政治供給才有基礎。這個民意需求若無法延續,供給只能是曇花一現。民意不夠強、或是強但不能有效傳達(譬如核四公投),我們就只能擁有一個為既得利益結構(集團)服務,以秀場表演獲取同情與認同,產生一個模糊的民意立法機構。

用模糊的民意推動模糊的政治。

媒體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尋求高收視以獲取廣告營收,只是簡單的商業邏輯。要求媒體有社會責任,不是不對,是不切實際。在這個產製流程中的媒體工作者,他若不認同大部分觀眾喜愛衝突表演、排斥議題需要複雜深度辯論與思考的特性,唯一能做的是辭去這個工作。他也可以堅持自己的價值與責任,一步步失去觀眾、失去客戶、然後再失去工作。只有商業行為能夠支持商業組織,媒體被稱為第四權,是行業發展的結果,並不是媒體存在的前提。第四權是媒體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因為商業模式的成功附帶產生的副產品;不是為了擔任第四權,所以設立這個商業組織。

所以政府或媒體的失能,只是我們公民意識的鏡像反射。我們模糊,媒體就模糊。我們模糊,政府就模糊。

我們模糊,台灣的未來就模糊。

在實踐民主化轉型的 15 年後,遭遇競爭力危機,並非因為台灣社會不適合民主化,而是因為台灣社會如此努力真誠的想要實踐民主化。已故歷史學者拉許(Christopher Lasch)觀察民主化的歷史,他發現,一個追求「文化多元性」的民主社會,很難不面對公眾的冷漠,嘲諷酸腐的犬儒主義與輿論投機份子橫行,以及隨之而來的競爭力危機。

當民意機構與媒體的監督功能,因為我們的行為選擇結果而失能,社會日常生活的運轉要持續,無可避免就必須依賴專業官僚來運行。

拉許的研究歸納,當冷漠橫行,官僚就會擴張。

如果這個官僚組織不具備專業的品質,競爭力危機會更為迫切。台灣的人才斷層不只在民間部門,在公務組織裡的問題更是嚴峻。這是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機構過去這 15 年來逐漸發展為一個詹宏志口中「無所不管卻愚笨」的官僚機構。這是為什麼,科技政務委員張善政和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在初入閣時,異口同聲的說,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鬆綁政府管制」。

這是台灣尋求競爭力生機最重要的第一步,不是口號、也不是再提一個明星產業,更不可能是追逐只能曇花一現、靠政府支出撐起的假成長。

台灣淺盤式的內需市場特性,不可避免地比其他社會更依賴全球市場動能來滾動成長,我們透過出口賺取利潤以滿足更高水準的生活需求,台灣社會因此對全球競爭力相對其他社會更敏感,對於維持競爭優勢的焦慮更深切。

年輕人領 22K 既然是一個結果,如果要創造 15 年後不同的結果,我們就該自問:接下來的 15 年應該做什麼?

毫無疑問,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不會是政府官僚組織,更不可能是談話節目裡的秀場名嘴,或者是除了跑場送紅白包外,跟著黨團或財團舉手投票的民代。該面對這個問題的,是每一個公民,用選票、用負責任的輿論消費行為,告訴這個社會自己思考過後的價值判斷。

拉許說,民主社會要生生不息,需要每一位公民生生不息的實踐 (公民責任)。

這個實踐來自勤於思考。

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說,當個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錯誤與犯罪。在鄂蘭的時代,德國社會集體不思考的結果,最終推向納粹種族屠殺的悲劇,掀起禍及全歐亞的殘酷戰爭。此時此刻的台灣,辛苦抗爭多年後手握投票權的每一個自由公民若不思考、若不擔負起判斷的責任,最終將把台灣推向更黑暗的 15 年。

專注持續的關心、思考、與行動,才會是我們持續照亮未來的關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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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Thomas Hawk,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