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詹宏志長達一百分鐘，本來設定的形式是夾敘夾議寫成一篇專文。我花了近一個月蒐集資料與驗證，寫了兩篇、覆寫了一千多次，最後仍決定以原來的對談形式刊出。
整整一百分鐘，他挖向歷史的深處，娓娓道來現在的失落，那麼擔憂而熱切地述說，想激起關注和討論，關於台灣社會正在遺失的、下一代的未來。任何的刪減都是斷章取義，任何的延伸詮釋都有誤導之嫌。
在廢棄兩個版本後，《TechOrange》認為，讀者有權力看到最完整的採訪，然後如詹先生說的，台灣社會才有機會可以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反思與詮釋，有了論辯與共識，才可能產生行動，造就未來。因此，即使全文超過一萬字，即使不那麼符合傳統編輯原則，還是以全紀錄的方式呈現。
幾番討論，發稿前最後一刻，我們決定以「沒有趨勢可以，但不能沒有未來」當標題。趨勢是一種預見、一種對未來的推理。但未來，得在遞移的時序中挽起袖子，在種種苦心後成長為能紮實掌握，足以滋養新世代的果實。
1998 年後，我們凍結育養未來（新世代）該採取的行動。15 年後，新世代無可避免地必須繼承一個過時的總體產業環境，製造業困在削價競爭的死胡同中，網路業雖是升級關鍵，卻困在陳舊的制度裡幾度夭折。整個社會集體做困獸之鬥，詹宏志說，22K 是台灣社會「種瓜得瓜」的結果。
失落的 15 年，台灣社會並非不知道網路在 21 世紀的關鍵重要性，而是沒有行動。
歷史時序上某個單一事件，總會成為促發下一個單一事件的起始元素。15 年前，知而不行而錯失第一個機會，然後一個接著一個，台灣社會將自己封閉於快速變遷的世界之外，歷史不假辭色，以落後和淘汰回報我們。
落後的不只是看得見的具體建設，或是說的出來的競爭力排名，更大的代價，是整整一世代中堅知識能力工作者，不管位置是在公部門或者私部門，都沒有機會磨練足夠的網路產業創新工作方法、管理方法，以及一切能促使這些方法更有效率的跨部門、跨產業溝通流程。
名列已開發國家觀察名單，台灣在這最需要奮力躍進的臨門時機，卻面臨不該有的人才斷層危機。金融人才的斷層，導致創新投資失能，接著導致網路與軟體科技業無力發展成長，最終導致製造業、服務業的升級停滯。
詹宏志說，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移轉了權力，卻丟失了知識。在那之後，我們的社會在轉型升級上，就集體失去關注焦點、集體不行動了。
種瓜得瓜。
栽種者，是我們每一個人。更正確地說，是我們在追求和實踐民主化的過程中，每一個期待掌握自主權的公民。在命運自決的路途上，公民透過選票的表態，透過對輿論的消費取向，決定過去 15 年，台灣社會在每一方面的政策方向與資源配置作法。
或者，更精準地說，我們用冷漠，一種疏離到近似旁觀者的姿態，任由未來枯萎。
我們甘於在大眾媒體上觀看意識型態敵對陣營無建樹性的衝突表演，我們看表演，懶得去了解每一個爭議問題背後，足供以做價值判斷的正確與完整資訊，我們看表演，我們鼓勵媒體追逐無知與顢頇。我們把新聞、議題、政策、衝突、對立，都看成表演。
民主共識決議的過程，有民意需求，政治供給才有基礎。這個民意需求若無法延續，供給只能是曇花一現。民意不夠強、或是強但不能有效傳達（譬如核四公投），我們就只能擁有一個為既得利益結構（集團）服務，以秀場表演獲取同情與認同，產生一個模糊的民意立法機構。
用模糊的民意推動模糊的政治。
媒體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尋求高收視以獲取廣告營收，只是簡單的商業邏輯。要求媒體有社會責任，不是不對，是不切實際。在這個產製流程中的媒體工作者，他若不認同大部分觀眾喜愛衝突表演、排斥議題需要複雜深度辯論與思考的特性，唯一能做的是辭去這個工作。他也可以堅持自己的價值與責任，一步步失去觀眾、失去客戶、然後再失去工作。只有商業行為能夠支持商業組織，媒體被稱為第四權，是行業發展的結果，並不是媒體存在的前提。第四權是媒體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因為商業模式的成功附帶產生的副產品；不是為了擔任第四權，所以設立這個商業組織。
所以政府或媒體的失能，只是我們公民意識的鏡像反射。我們模糊，媒體就模糊。我們模糊，政府就模糊。
我們模糊，台灣的未來就模糊。
在實踐民主化轉型的 15 年後，遭遇競爭力危機，並非因為台灣社會不適合民主化，而是因為台灣社會如此努力真誠的想要實踐民主化。已故歷史學者拉許（Christopher Lasch）觀察民主化的歷史，他發現，一個追求「文化多元性」的民主社會，很難不面對公眾的冷漠，嘲諷酸腐的犬儒主義與輿論投機份子橫行，以及隨之而來的競爭力危機。
當民意機構與媒體的監督功能，因為我們的行為選擇結果而失能，社會日常生活的運轉要持續，無可避免就必須依賴專業官僚來運行。
拉許的研究歸納，當冷漠橫行，官僚就會擴張。
如果這個官僚組織不具備專業的品質，競爭力危機會更為迫切。台灣的人才斷層不只在民間部門，在公務組織裡的問題更是嚴峻。這是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機構過去這15年來逐漸發展為一個詹宏志口中「無所不管卻愚笨」的官僚機構。這是為什麼，科技政務委員張善政和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在初入閣時，異口同聲的說，他們最重要的工作是「鬆綁政府管制」。
這是台灣尋求競爭力生機最重要的第一步，不是口號、也不是再提一個明星產業，更不可能是追逐只能曇花一現、靠政府支出撐起的假成長。
台灣淺盤式的內需市場特性，不可避免地比其他社會更依賴全球市場動能來滾動成長，我們透過出口賺取利潤以滿足更高水準的生活需求，台灣社會因此對全球競爭力相對其他社會更敏感，對於維持競爭優勢的焦慮更深切。
年輕人領 22K 既然是一個結果，如果要創造 15 年後不同的結果，我們就該自問：接下來的 15 年應該做什麼？
毫無疑問，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不會是政府官僚組織，更不可能是談話節目裡的秀場名嘴，或者是除了跑場送紅白包外，跟著黨團或財團舉手投票的民代。該面對這個問題的，是每一個公民，用選票、用負責任的輿論消費行為，告訴這個社會自己思考過後的價值判斷。
拉許說，民主社會要生生不息，需要每一位公民生生不息的實踐(公民責任)。
這個實踐來自勤於思考。
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說，當個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錯誤與犯罪。在鄂蘭的時代，德國社會集體不思考的結果，最終推向納粹種族屠殺的悲劇，掀起禍及全歐亞的殘酷戰爭。此時此刻的台灣，辛苦抗爭多年後手握投票權的每一個自由公民若不思考、若不擔負起判斷的責任，最終將把台灣推向更黑暗的 15 年。
專注持續的關心、思考、與行動，才會是我們持續照亮未來的關鍵策略。
- 延伸問題與閱讀
台灣社會願意給自己幾年的時間，不追求曇花一現的經濟成長率數字，投注資源調整體質？（延伸閱讀）
以 10 年為單位，我們看見的全球趨勢與機會是什麼？
在這些趨勢和機會裡，台灣應該要掌握的關鍵組件（硬體、軟體或服務）是什麼？
我們要培養哪些人才？這些人才，要用哪些方法培養？我們願意分配多少資源去培養這些人才？
汰舊換新失落 15 年來的過時管制？哪些管制應優先移除？（延伸閱讀）
（圖片來源：Thomas Hawk, 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