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 年 9 月 5 日,幾千名抗議民眾聚集到了東京的日比谷公園。這裡是東京第一所新建的現代公園,兩年才剛剛完工開幕。公園就在天皇的住所「皇居」旁邊,不過抗議民眾的目標不是天皇,而是位於公園正門外面的內務大臣官邸。

當時的日本,兩年前剛剛結束與俄羅斯間的戰爭。日本雖然在戰爭中獲勝,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光是這一點就已經讓國內的民怨高漲。戰爭之後的談判,結果更是不如外界預期,終於讓日本民眾對政府不滿到達了頂點。

警方事前就已經得知抗議活動的進行,因此派出了大批警力,封鎖住公園。不過現場的狀況超乎預期,民眾很快突破了封鎖線,他們手中拿著石塊,舉著標語,口中喊著「奸臣的爪牙,開門!」混亂之中,內務大臣的官邸開始起火燃燒,附近的國民新聞社同樣遭到縱火,就連派出所也成為了人們攻擊的目標,情勢一發不可收拾,警察完全無法維持現場秩序。

隨著時間越拖越久,暴動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眼看市中心就要陷入無政府狀態,日本政府終於在 6 號晚間宣布戒嚴,開始逮捕抗議群眾。但騷動一直到了 7 號才漸漸平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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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比谷公園的暴動,是日本在進入二十世紀後的第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它開啟了一個抗議的年代,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日本民眾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政治的不滿。其中最大規模的一場抗議事件,發生在 1918 年的夏天。事件一開始的主角是群住在小城市的主婦。身為勞動者妻子的她們,對這陣子不斷高漲的米價已經感到難以忍受,因此發起了抗議活動。

這原本只是起地方上的小事件,但隨著新聞報導,消息傳到了大阪等大城市,得到了都市居民的響應。接著又從大阪蔓延到了神戶、廣島、東京等地,一個月後抗議活動竟然遍及日本全國,數十萬人為此走上街頭。

這次的「米騷動」,不僅是日本對於物價高漲、生活困難的抗爭,也成為人們對於社會不公的發洩出口。日本社會中長期被歧視的下層階級「部落民」,許多都加入了抗爭的行列。日本政府受到抗爭的震撼,緊急發佈命令,出動軍隊,支援警察,鎮壓民眾。同時禁止報紙刊登米騷動的新聞,以免事態繼續擴大。不甘心的新聞媒體,轉而將政府的禁令大幅刊登在報紙頭版,以示抗議。

經過兩個多月,這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才終於平息下來。在事件過後,飽受批評的日本內閣,不得不集體下台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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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騷動為日本社會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看似一片散沙的群眾,有可能因為共同的政治不滿而聯合起來。而當他們聯合起來,就有可能推動一些改變。這股來自民間的活力,鼓舞了學院中的知識分子。當時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吉野作造,對於米騷動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特別有興趣。他在一篇評論中指出,米騷動根本的原因,在於政府不願傾聽民眾的心聲。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是政府,不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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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作造是日本大正時期思想界中最耀眼的人物。他別出心裁地把 democracy(民主)一詞翻譯為「民本主義」,強調政府該以人民的福利為依歸。但要達到這個目標,不能只是靠道德呼籲,最重要的是從制度上開始改變。吉野作造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更多人能夠參與投票,讓他們能夠透過選舉機制,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換句話說,經濟的問題必須要透過政治的手段來解決。

吉野作造的構想,獲得了許多人的響應。有人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舉辦爭取普選的活動,吸引了五萬多人參加。在米騷動結束七年後,日本終於放寬限制,取消財產的門檻,讓所有年滿 25 歲的男性都能夠投票──當然,還只有男性而已。不過即便如此,日本的投票人數,已經從三百萬人,暴增為一千兩百萬人。

吉野作造不像一般的評論家,也不像一般的學者。他遊走在媒體與學術界間,既能對現實世界的脈動作出即時的反應,又能冷靜深思,提出具有深度、具有體系的理論。他的「民本主義」成為這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詞彙,儘管有人批評他的觀點,也有人反對他創造的這個新詞彙,但是沒有人能夠忽視他的影響力。

另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則把討論的對象指向了日本天皇。從明治維新開始,天皇在日本國內有至高無上、絕對尊崇的地位。但美濃部達吉卻說,天皇只是政府機關的一個部分,並不擁有絕對的權力。天皇需要內閣的輔佐,內閣則需要對代表民意的國會負責。美濃部達吉很少使用「民本主義」一詞,但他的「天皇機關說」,和「民本主義」一樣,受到了廣泛的推崇。

同一時間,也有知識分子開始為勞工的權益發言,引進歐洲來的社會主義,翻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甚至成立了共產黨。大杉榮也是這股風氣下的產物,不過他比很多人走的更遠,甚至擁抱了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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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也在此時開始學習組織工會,對抗勢力越來越龐大的財閥。當時有位名叫小林多喜二的作者,寫了一本名為《蟹工船》的小說,其中深刻的描寫了漁業工人被老闆剝削的慘狀,引起了廣大的回響。但小林本人,卻以「影響公司聲譽」為由,被所屬的銀行給開除了。另一位作家細井和喜藏,則寫了一本寫實小說《女工哀史》,以他妻子的親身經驗,描繪出一群在紡織工廠工作的女工。在性別與積極的雙重壓迫下,他們成為了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人。

除了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外,也有知識分子開始放眼世界,或者更精確地說,開始放眼東亞世界,提倡所謂的「亞洲主義」。吉野作造也是其中之一,他年輕時候曾經居住在中國,還成為了袁世凱兒子的家庭教師,後來與殖民地韓國的知識分子,也多有往來。

「亞洲主義」的觀念並不是全新的──早從十九世紀開始,就有一群日本知識分子,開始強調以中國和日本等東洋文化的優越性。他們認為,西方不過在物質文明上暫時領先,東洋精神傳統仍是無可取代。「亞洲主義」不只引起日本國內的討論,也吸引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的注意。印度的詩人泰戈爾就曾多次造訪日本,與日本的藝術家交換心得。他特別欣賞日本文化中唯美的層面,卻對追求富國強兵的日本頗多微辭,認為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荼毒。

1924 年 11 月 28 日,擔任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孫文也在日本的神戶發表了名為「大亞細亞主義」(大アジア主義)的演講。他說,西方文明強調的是霸道,東洋文化的核心則是王道。他更強調,幾年前日本打敗俄羅斯,證明東洋文明就要覺醒。孫文與日本的知識份子向來交好,十年前他在一封給日本友人宗方小太郎的信中就曾寫道:「弟之視日本無異第二之母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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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種活力四射、百花齊放的思想狀況,到了 1930 年代卻開始遭到政府的壓制,而開始逆轉。許多共產黨員被逮捕入獄,作品也被查禁。主張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達吉,被指為國家的叛徒,甚至遭到暴力攻擊。在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的年代,就連像亞洲主義這樣的思想,也不幸成為日本對外侵犯的正當化藉口。

至於大杉榮與伊藤野枝,則早在 1923 年關東大地震的混亂中,就遭到一位名叫甘粕正彦的軍人殺害,兇手的動機不明。兩人的屍體被丟棄附近的一口井中,那年大杉榮 38 歲,伊藤野枝 28 歲。他們的生命,跟日本的大正民主時期一樣,如此自由,如此絢爛,卻又如此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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