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若無去上班就好了】中國兵在車站被打昏,醒後抓走副站長!二二八寡婦:伊被殺死,無回來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二○二○年增訂版》,由 玉山社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對天呼喚的副站長夫人〉。首圖來源: 中央通訊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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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想閱讀這本書的讀者:從這些堅毅台灣女人的生命經驗中,得到力量、習得勇氣,不讓國家暴力再發生。

二二八事件的資料中,鮮少有女性角度的發聲。在國家機器的迫害下,當年的台灣女性如何在男性被殺害的情況下,努力生存?

二二八事件中受傷倒地者
二二八事件中受傷倒地者,非本文當事者。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

蘇白勉(台北縣四腳亭人,其夫蘇水木,八堵火車站副站長,二二八受難者)
採訪時間: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
採訪地點:台北市南港蘇宅
口述語言:福佬話

我姓蘇,蘇白勉,我也不記得我是民國幾年生的,今年八十幾歲,我都不記得了(蘇女士之次子蘇豐富先生此時插入表示,蘇女士是出生於民國三年,今年八十三歲。在一九九三年自立晚報出版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的一二九頁中,蘇豐富先生提到其母過去為生活操煩很多,許多過去的事情都記不起來),我是在暖暖再進去,我也不會講,四腳亭出世的,我在厝是排行最小,哎(嘆一口氣)!有三個兄姐,阮老爸、老母都是在做別人的田,一個阿兄在做碳礦,在我小時,厝內生活普通,厝內代誌都是阿嫂做好好,我也不用做什麼,我有去四腳亭公學校讀冊,厝離學校真遠,有讀好像無讀,這麼多年了,讀讀都忘記了,啊(嘆口氣)!出嫁以前,我都在厝,古早山頂人都留在厝內。

七個囝仔成群

我和阮頭家是朋友介紹結婚的,古早的人,怎麼有自己熟識,都嘛是別人來做媒人。我和阮頭家訂婚以後,伊來阮厝和阮阿兄講話,我才第一次見到伊,彼時我也無跟伊講話(笑)!阮頭家也是四腳亭的人,阮五月訂婚,十月就結婚,彼時我十八歲,古早人都講查某囝仔若無較早嫁,以後就無人要,哈!哈!古早人都這麼講。阮結婚以前,阮頭家就已經在鐵路部做工作,結婚以後,最開始阮就和「阮大倌」(公公)、「阮大家」(婆婆)作伙住在四腳亭,後來因為阮頭家的工作關係,阮經過三貂嶺、十分寮,最後才搬去八堵。

結婚以後,我就在厝內煮飯、洗衫、整理厝內,囝仔一大群,真無閒,包括最小那一個,在二二八彼年四月出世的囝仔,我有七個囝仔,他們每人大概差二歲,啊!彼時都嘛是任人生,有的人一生十幾個,彼時也無藥,也無什麼可以節育,現在才有節育,彼時若想不要生那麼多,也無法度,還是要生。

平時,阮頭家下班回來,睡一下,若囝仔哭,伊會幫我搖囝仔,顧囝仔;阮頭家帶囝仔是會,但是厝內代誌伊不會做。阮囝仔那麼大群,那麼大,那麼大,哪有可能有機會出門。阮頭家回來厝也未曾對我講起外面的代誌,我也不知道伊的工作是不是會真無閒,伊當時是做內勤副站長,一日、一日上班、下班,都是真正常。

當時阮囝仔大群,儉儉用(節省的用),生活還可以,彼時買賣都是阮頭家在辦,菜都是伊在買,我不會買,像伊無在以後,我跟著一個朋友出去買菜,結果不會買,我的朋友肉、菜一籃,我籃子提著,空空的回來,每一樣菜都真貴,不知怎麼買,後來無法度,還是要買,阮就是不會買,我當時是想無什麼錢,菜這麼貴,怎麼買?!

未曾聽過中國兵的代誌

我平時都在厝內,未曾出門,所以我未曾看過抑是聽講中國兵的代誌,二二八出代誌時,我是聽人講火車頭(指八堵火車站)有中國兵被人打暈去,這個中國兵一醒來時,看到穿黑衫的人在那裡走(指火車站內穿黑色制服執勤的工作人員),就想是火車頭內的人打伊;我是聽人講的,也無親目睭看到。後來火車頭大路上有人看到阮頭家和其他六、七個人被人用卡車載走。阮彼時住在鐵路宿舍,離車頭真近,平時阮頭家都會回來吃中飯,彼天伊無回來吃中飯,後來我一聽大路上的人講,才知道要找人,我就去火車頭找人,結果伊人無在那裡,後來伊就無回來。

彼時阮一開始想大概是像日本時代一樣,人被叫去問個口供,無代誌就會回來,無想到伊會被殺死,是後來彼下午伊還是無回來,我才開始煩惱,開始找人(聲音哽咽)。有人講有人被打死丟在海底,阮也去找,彼時阮都是四、五個太太作伙去找,像和黃清江(當時八堵火車站副站長)的太太,李丹修(當時八堵火車站站長)的太太,許朝宗(當時八堵火車站副站長)的太太,和一個也是火車頭受難者的老母,四、五個人走路作伙去找人,彼時只想要找人,也無在想是走多久,常常聽到任何消息,透早就出門,到暗才回來,啊(嘆口氣)!

啊!彼時真可憐

彼時,我若出去找人,我的囝仔就大的帶小的在厝,彼時真可憐,有時我回來看到我這個囝仔(指次子蘇豐富)用伊的嘴舌(舌頭)在給伊小的小妹吸,啊!彼時真可憐,我無在厝,那個小的無得吃,我這個囝仔就用嘴舌作奶嘴給小的吸(採訪者按:在旁的蘇豐富先生表示,當時既無奶粉,也無什麼東西可以給小妹吃,小妹肚子餓,哭不停,他只好將舌頭讓小妹吸,好像吸奶嘴那樣,吸得蘇豐富先生舌頭發痛。蘇豐富先生還提起他的小妹到現在都還記得當年蘇先生將他的舌頭讓他吸的情形)。啊!彼時真可憐,我腹肚內還有一個囝仔。

阮頭家被抓去以後,我四處找人,火車頭方面也無幫助咱們,都是咱們自己找。當時我一心只想若能找到伊就真好,也無在驚,阮這些太太就講咱們現在就把心肝丟一旁,能找到人最好,也無在驚。有一次,在基隆海邊,我看到一個人脖子被鐵線綁著,手也被反綁,目睭開開真大,嘴舌長長的,伊是被人在海邊看到,人就把伊綁在石頭上,才不會被流走。

我彼時就四處找人,找整個月,後來找無人,有一個「老伙仔」(老人)跟我講,要我回去厝,用竹竿長長的,把阮頭家的衫綁在竹竿尾,對天頂搖,叫阮頭家的名,再拿筊來擲,把伊引魂回來拜。後來一直找無人,我就照「老伙仔」的話做,我自己把阮頭家引魂時,就叫這些囝仔一邊叫阮頭家的名。彼時聽人講,人若被抓去,都被殺死,無回來。

生活真壞,只好把囝仔送人

二二八發生時,我「外家」(娘家)的阿兄都已經過身,那些外甥也分開住,無人能來幫忙,阮頭家厝內的人,「阮大家」是還在,住在四腳亭,厝內也是真艱苦,真難講……(蘇女士不是很願意談起此事),阮頭家還有二個大兄,二二八以後,一個是不敢來看阮,驚被拖累,另外一個有時是會來看阮,但是伊也無錢可以幫忙阮,不過伊願意來看阮,阮已經真歡喜。

阮頭家過身前,賺來的薪水都是放在一個屜底(抽屜),阮二人公家用,若有人挑什麼來厝賣,我就自屜底拿錢來買,在用錢方面,阮頭家是不會束縛我。阮頭家過身以後,厝內無錢,囝仔這麼大群,無法度過生活,我二個較大的查甫囝仔,剛十初頭,就去火車內賣物件,賣茶葉、瓜子,彼時也無工廠,根本就無人要請做工,我就無工作可做,只好靠這二個囝仔賺錢回來養家。

阮頭家二月被人抓去,四月我才生最小的查某囝仔,彼時我自己在厝生,自己剪臍。當時生活真壞,我只好把囝仔送人;有人無生要囝仔,知道我生活困難,就來向我分囝仔,我是有囝仔無法度養,也不可能賣囝仔,只好把囝仔送人,我對來分囝仔的人講:「你們就要疼我的囝仔,你若無把我疼,我就要把囝仔討回來,他們的老爸若有回來,再出去『吃頭路』(做工作)賺錢,我就拿一些錢補你們,我要將囝仔帶回來,……(談及此,蘇女士傷心流淚)。」

後來我前前後後在二、三年內送三個囝仔給人,二個查甫、一個查某,都分在無遠的所在,一個查甫分去暖暖,另外一個查甫分在八堵,那個查某囝仔是分去瑞芳。

無人讓阮靠

二二八以後,火車頭的宿舍不讓阮住,把阮趕趕出來,一個住在附近的人,看阮一群囝仔那麼大群,無位可住,就將一間小間的厝給阮住,阮就在那裡住好幾年,後來才搬回去四腳亭古厝住。回去四腳亭以後,我就去碳場做「苔仔腳」,撿煤碳。彼時做「苔仔腳」的,大部分都是查某人,薪水是算天給的,有做才有錢。彼時我三個較大的囝仔都已經在外賺錢〔採訪者按:在旁的蘇豐富先生此時插入,提起當年他剛好十六歲,和李文卿先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之子)去找當時八堵火車站站長要求安排工作,算是父親因公殉職,要求安排工作給其孩子,後來蘇豐富先生和李文卿先生因年紀小就被安排在八堵火車站當站伕,二人住進自軍方退伍下來的站長的宿舍,幫站長整理宿舍,算是站長的傳令兵,也領一份鐵路局的薪水〕,只有第四的囝仔跟我住,後來我一個送給人的查甫囝仔,因為對方家庭在分阮囝仔去以後,就生二、三個囝仔,他們就不要我的囝仔,所以我就去把我的囝仔買回來厝住。

阮頭家被抓去以後,鐵路局薪水都無給阮領,代誌一發生,阮是無閒在找人,也無想到要去鐵路局要錢,時間一久,因為站長也同時被抓去,無人替阮想,新站長也無在管阮,阮根本就拿不到錢,阮的生活就真難過。二二八事件對我最大的影響是,阮頭家過身以後,厝內經濟變成不好是最大的改變,無人賺錢,無人讓阮靠,只有靠囝仔,都靠囝仔拿錢回來厝。彼時艱苦的時候,想有一碗粥,有一個菜脯來配就真好,無在想要吃什麼,若講到彼時,無想到不會怨嘆,一想到人就一直要發作起來。

不怕政府來找麻煩

二二八以後,我是無在驚是不是政府會再來找咱們的麻煩,阮頭家又無做什麼,我也不知道伊為什麼被抓去,所以我就無在驚。平時我會對我的囝仔講:「二二八,你們老爸被叫去就無回來。」啊!嗚……(蘇女士難過出聲),我那些較大的囝仔聽我一講,也會「號」(哭),會對我講:「咱們又無怎樣,怎麼被叫去就無回來。」我是一直想日本時代,口供問問就回來,也無想到伊會被叫去就無回來,我想這個政府怎麼會無問個口供,好人也抓抓去,壞人也抓抓去。

對二二八事件,我只是自己怨嘆自己的命,也不會去怨嘆為何阮頭家他會被抓去,要怎麼怨嘆,咱們又無怎樣,他們就要抓咱們, 這是咱們的命,我都想咱們的命為什麼那麼壞 ,讓咱們這群囝仔無依無靠,再怎麼講,我都一直怨嘆咱們自己的命, 都想彼日伊若無去上班就好了,我都一直這麼想。

阮頭家過身時是三十六歲,我是三十三歲,彼時囝仔一大群,我都想咱們作伙來受苦才對,怎麼可能再嫁, 咱們大家賺一湯匙稀粥,儉儉吃,能過就好 ,囝仔這麼大群,要送去哪裡,怎麼可能再嫁。我若想起二二八這件代誌,心內就真煩,我想咱們自己的命怎麼會這樣,想我三十餘歲,囝仔就無老爸,一出門,想阮的囝仔無一個老爸牽,嗚……(蘇女士難過哽咽)。我到現在都會想阮頭家若還在,看到這些囝仔都這麼大了,都這麼有孝,一定是真歡喜,啊!我到現在都在伊被叫去彼日,替伊作忌日。

在阮頭家被抓去二、三個月內,我不時也會夢到阮頭家,夢到伊回來,坐在眠床邊,對我講伊是被誣賴,伊也不願這樣死去。彼時有一段時間,暗時(晚上)我門口埕都不敢出去,我會把門口埕看成大坑,想腳一踏出去,就會跌下去,彼時大概是目屎流太多,目睭變不好去。

阮頭家被叫去以後,阮幾個火車頭受難的太太因為常常作伙出去找人,就變成好朋友,但是後來也都散去了,無再聯絡。我平時真少出門,也無什麼朋友,也真少跟人講起二二八這件代誌。在厝若有閒,我就唸個佛。我是後來才信佛的,信佛讓我較不會想東想西,較清心,不然我常常會想伊若還在,看到這些囝仔一定會真歡喜。

我以前教囝仔未曾在唸這些囝仔,我只是對我的囝仔講:「你們無老爸,要乖。」我一些朋友會講,我成這些囝仔真有價值,阮這些囝仔都真乖,真有孝。

對目前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我也不會講,我只想伊若能回來最好。我是一直想日本時代人被叫去問問就回來,無想到彼時伊一被抓去就無回來,卡講也是日本的教育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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