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要特地大老遠出國,買中國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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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出國觀光買回的商品,大部份都是中國製。為什麼中國人要特地大老遠出國,買中國貨回家?(責任編輯:翁筠茜)

圖片來源:Herry Lawford,CC Liscened。

文/格格巫;來源:地球知識局(微信 id:diqiuzhishiju)

2017 年一年,經英國《金融時報》旗下部門調查,發現中國遊客出境遊總支出為 2.3 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接近 12%。且除東南亞外,中國遊客的主流目的地均為發達國家(歐洲,北美和澳洲)。日益頻繁的出境遊花費頗巨。

而除去機票,酒店和住宿,購物就成了境外消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令人稱奇的是, 大量中國人從西方發達國家購買的,往往是中國製造商的高端商品,完成了一個中國-歐美-中國的詭異循環

這個現象並非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現。戰後黃金年代的日本也曾經經歷過這個階段,令當時的日本政府非常頭疼。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深入解析這個經濟現象背後的原因。

珍貴的貿易配額

造成這個奇怪現象的第一個原因,出在國際貿易配額身上。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只有在低檔購物中心和地庫才能見得到香港生產的紡織品,價格便宜,品質奇劣。 意識到低端紡織業被架空的美國和其他「先進之邦」,以配額約束了香港的紡織品進口數量

於是十年間,香港成衣質量急升,價格暴漲,甚至將部分美國高端品牌打出市場。七十年代末,當香港的富太太們乘坐飛機,到美國高檔商場購買衣服,買回來的都是香港貨。

這個大反轉的唯一變量,就是香港成衣出口的數量,從無限制變為了有配額。 服裝生產商和外貿商的策略 當然大受影響,做出了改變。

在被限制配額之前,大多數工廠的目標受眾就是低端消費者,通過代工量產,同樣能夠獲得可觀的利潤 。若要想革新技術,以求出產高附加值成衣,投資後,收回成本周期顯然太長了,很少有人有動力這麼做的。

出口一件 100 美金襯衫,所得的利潤與十幾件 10 美金襯衫相當,那麼為什麼一定要去生產前者呢?

但配額出現之後,每件衣服必須要獲得一個配額才能出口,衣服的單價就成了有價值的概念。出口一件低價成衣獲得 5 美元利潤的代價,是失去出口一件高檔成衣所帶來的 50 美金利潤 。沒有人會傻到固執己見地生產原來的商品,這時投資革新技術提高質量,就變成了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這就是寶貴的配額給出口商品價值結構帶來的變化。

不過這另外還帶來了一個奇效,那便是提高了港產紡織品的國際競爭力,占有了更多的市場份額。深究其背後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香港是亞洲唯一一個能夠自由交易配額的地方。

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推動下,配額會流向優勢生產方,生產出的商品自然能將競爭對手打出市場,例如當時香港的主要對手韓國和泰國。

這個問題和現在中國製造業面對的情景如出一轍。簽署了世貿協議從來不意味著商品無限制自由跨境,參與各國還是要遵守貿易配額的限制。

貿易配額的存在,旨在保護各國產業不因進口產品過量而受損害,角色有些類似反傾銷法案,只是層面更高、形式更好看。

但無論外殼多麼高大上,本質上在貿易配額化過程中,政府代替了市場的作用。商品出口量的多少不再取決於進口國市場規模的大小或者商品價格的高低,而是受到了政策的限制。

貿易配額的存在,讓中國的製造商們和當年的香港服裝商一樣,只能設法把單品做到極高的品質,從而從每一件商品裡獲得更多的利益 但這些高檔品想要和國外本土的競爭對手對抗,又必須盡力降低價格。這樣真正價廉物美的產品,當然讓中國消費者不惜遠渡重洋也要去剁手

關稅的影響力

第二個問題是關稅的設置方法。

談到關稅,一般認為,設立關稅有兩個目的,增加財政收入和保護國內產業。從類別上又分為:從價稅,從量稅,復合稅和選擇稅。

從價稅是根據商品的價格,收取一定比例的稅收;從量稅則是僅按照貨物的重量或者個數來收稅。復合稅和選擇稅收僅僅是將從價稅和從量稅,按照不同比例揉合罷了。

為了解釋這兩種稅收制度,我們可以先借法國兩種的不同收取水電費的方法來說明。

在法國,水電費的收取有兩種方式:其一和國內一樣,是按用量打表計費;其二則是按房間或人數來計費,有相應的公式計算每個人/每平米應該繳納的稅費。

前者無所謂你家裡有多少人口和電器,也不管每一個人/電器使用的資源量分別是多少,只統計最後的水電消耗量。用的水電越多,就一定會收到更高額帳單。

這和從價稅非常相似,出口商品無所謂單價,最終出口的總價格越高,進口國海關所收取的稅收也就越高

後者則按人頭收費,只統計使用人數,卻不管這些人用了多少資源。

所謂的收費,只是對人們使用資源量的 預估 在收費,和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所以既然只是按照人頭收費,那有什麼理由不多用點呢?

這種計費方式類似從量稅,無論一個出口商品的價值是多少,所要納取的稅收都是海關預估的相等價格 。結合剛才說到的出口配額來看,一類貨物無論優劣,在一年內繳納的稅款竟然是一樣的。

既然如此, 供應商就一定會生產高附加值的商品,提高每一件商品的價格,從而在扣取稅費之後獲得更多的利潤。 正如在計人口的水電費收費模式下,每個人都傾向於盡可能地提高資源消耗量,反正又不用再多交錢。

舉例來看,二戰後的一段時間內,歐洲對從美國進口的橙子和蘋果等水果,採取了從量稅。幾乎一夜間,所有的出口商改變了採購戰略,將普通蘋果換做紐約出產的優質甜蘋果,將橙子換做西海岸香橙,以謀求利潤最大化。

今天的國際貿易中,海關關稅不可能全部都是從量稅。但在這四種稅收制度中,從量稅所占比例仍然是相對較高的,一般要高於單一從價稅。其原因就是從量稅計件,統計成本較低。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單一從量稅占到總稅額的 33%,在發達國家中,即使是表現較差的挪威也有 28%的海關稅收來源於從量稅。

對於中國的製造商和出口商來說,從量稅的存在讓他們必須盡可能地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從而在每一件產品中都獲得足夠的利潤。商品的品質,也就因此水漲船高。

但商品的品質和價格,也是不可能無限制上升的。 為了應對進口國本土同行的競爭,中國製造的產品必須或者讓品質高到對方無法企及,或者在高價格下適當讓利顯得價廉物美,才能生存。而這兩種產品,無疑都是中國消費者也想要的,對海外中國製造的搶購也就不足為奇了

品質管控的後果

最後一點,是中西方對產品品質和安全的監管制度。

從建國後到進入全球市場之前的幾十年裡,中國國內長久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本質上是參與了一個定向分配的商品流通過程中。製造的產品款式、品質、價格都根據計劃經濟委員會的目標指定,所生產的每一件商品也會被定向分配到指定的消費者手中。

這種經濟體制不能說全無好處——至少計劃經濟下生產零浪費、企業和職工零競爭壓力。

但既然無需擔憂如何搶占市場和產品的銷路,恐怕只有真正狂熱的馬列信徒,才會苦心經工廠和產品線。把勞模樹立為人品楷模的時代,正是因為勞模太稀缺了。政治覺悟不夠高的同志們,一定會費盡心思混吃等死。在這種大前提下,產品的質量意識也就無從談起。

雖然在江主席時代早已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背靠中央政府的公有制經濟實力強勁依舊。類比當時計劃經濟下的工廠和現今的國企,無論是在人事制度,還是生產資料所有方式上看,後者都是對前者的一種慣性式的傳承。

性價比(註 1),尤其是在性能一側的的提升,往往還是要讓位給低效的分配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兩害只能取其輕。在社會生產力不夠富餘的情況下,往往只能選擇以次充好,先滿足供應量。

上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面臨過這些問題。但在問題轉移到海外後,執政者深諳其中的奧秘,把法規和監管制度跟著社會生產力一起水漲船高。

但既然是出口產品,那就得按照進口國的遊戲規則來玩,中國對應那些市場的產品質量就會高些。

同樣的,在保證這份質量的同時,為了與本土品牌競爭,價格也必須適當下壓,造成了引人購買的局面。

而相近品質的貨物出現在國內市場,由於多年來人們對計劃經濟時代的國貨的不信任仍有遺存,反而得不到青睞 。小富之家一旦有了閒錢就想到國外去購買相同的東西。

出口商品品質高於本土商品,同時保持有競爭力的價格,令人汗顏。

「中中貿易」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中國人臉上。

不僅如此,大量外匯儲備流失的局面也令人擔憂。而這一切,殊難說得上是消費者的愛國覺悟問題,而完全是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沒有人不喜歡物美價廉的產品。

不過人們大可不必擔心「中中貿易」會有深化的趨勢,因為中國入境處的海關早已看透了一切。

前年起,價值超過五千元的私人物品,需要繳納額外關稅才「有可能」能入境,一下飛機,就能感受到「緝私小分隊還有三十秒到達戰場」般兵臨城下的感覺,他們能用最短的時間打量中國人的臉部表情,從而判斷你是否合規。

海關不可侵犯的威嚴,使得在出境人次遞增的情況下,成功地減少了 2017 年中國人 26%的境外購物(對比 2016 年)。

至少看上去,是這樣的。

(註 1)性價比:根據 維基百科 ,俗稱 CP 值 ,指的是一個產品根據它的價格所能提供的性能的能力。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一般來說有著更高性價比的產品是更值得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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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地球知識局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 從中外歷史來推敲,為什麼中國人要出國買「中國製造」?〉 首圖來源:Herry Lawford,CC Lisc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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