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高知識分子的言論支援,國民黨逐漸淪為當初他們所厭惡的「民粹」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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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前文化部長龍應台 10 月赴香港大學演講時,問台下聽眾「你有一首啟蒙的歌嗎?」,有台下聽眾回答 1950 年代中國流行的愛國歌曲《我的祖國》,接著全場一起大合唱,影片在網路上瘋傳,引發熱議。另外,被稱為台灣性教育之父的晏涵文也曾說出「最好的性教育課本是聖經」這種與時代脫節的言論。

其實,無論是龍應台或是晏涵文,都是在過去那個封閉且缺乏競爭的環境下的知識壟斷者,他們的存在,見證了台灣舊世代思維的僵化。
(責任編輯:蔡沛宇)


文/ 沈榮欽

最近龍應台的紅歌事件,令我想起在段宜康對龍應台著名的質詢中,段宜康引用龍應台的著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說:

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 2 萬 9407 件,受難人大概有 14 萬,司法院的數據更高,政治案件達 6、7 萬件。

如果以每個案件平均牽連 3 人來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 20 萬人以上,如果把這些人的家屬與親人算進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約 100 萬人。

但是當段宜康問龍應台究竟「在那一段歷史當中,誰要負最大的責任」時,龍應台結結巴巴說不出答案,只不斷強調該負責者並非國民黨也非蔣介石,而是「結構」。

龍應台後來在訪問中透露對國會議員水準的失望,不過僅是擺出高姿態,卻沒有真正具體回答這個問題,而是隱約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說明,當作家與當官的標準不一乃是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現,當官有作家所無的政治倫理的問題,因而不宜將自我無限放大,必須尊重她所屬的政府的態度。

就在同一時間,龍應台因為堅持穿球鞋赴立院備詢也成為立委批評的對象,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正是龍應台失去很多人支持的原因,相較政治理念,球鞋顯然更不應該成為個人自我的象徵,更應該遵守政治倫理,但是龍應台卻認為球鞋代表不可妥協的自我,而政治理念則是必須拋棄自我服從政府的倫理,這種雙重標準與自戀一直是龍應台的致命傷。

從那時起,國民黨就急遽地在知識份子市場中節節敗退。過去國民黨有一整個階層足以應付不同層次民眾的理念訴求:

對喜歡意識形態勝過理性的民眾,有唐湘龍、黃智賢等名嘴以及網路上各種粉絲團伺候。

對中產階級則有趙少康、陳文茜、林火旺、黃暐瀚、黃士修等人論政。

對知識份子則有龍應台、江宜樺、馬凱、朱雲鵬、朱雲漢等人論述。

在前兩個言論市場中,藍營均不乏新生代加入,但是在知識份子的市場中,自從江宜樺從政、龍應台等人淡出後,藍營便缺乏新生代的補位,只剩下過去的老人力鼎,影響力與日俱減,長期而言,喜歡用民粹批評民進黨的國民黨,會逐漸變成它所批評而厭惡的形象。

晏涵文的故事也是如此,雖然不是在藍綠的框架下,但是當晏涵文說出「最好的性教育課本是聖經」時,揭露出了台灣長年難以翻轉結構的一個原因。

晏涵文何許人也?他不僅是過去師大教授、杏陵醫學基金會執行長,也是名作家和「台灣性教育之父」,在二、三十年前那個封閉而保守的台灣,晏涵文是台灣性教育開疆闢土的先鋒。

當然,對今天的學生而言,晏涵文認為「如果基督徒不把合乎聖經的性價值觀廣泛傳達給社會大眾,無疑是給魔鬼留地步」,無異於是典型一元化的思維並妖魔化其他的思想,其距離現代開放進步的思想不可以道里計。

以今非古當然也不太對,晏涵文過去對性教育的貢獻不敢抹煞,如同夏林清固然學術思想皆有其侷限,但是其過去的貢獻依舊鮮明。

問題在於無論是龍應台、晏涵文或是夏林清,都是在過去那個封閉且缺乏競爭的環境下壟斷的產物,如同報禁時代中時 〈人間〉 可以輕易捧紅胡美麗。

而在解嚴三十年與政黨輪替多次後,台灣社會的新陳代謝與自我更新如此之慢,正因龍應台所說的「結構」如此根深蒂固,傳統而封建的幽靈仍在老一輩的心中附著漫生,正是台灣社會變遷如此緩慢與創新接受度如此之低的原因。

(本文經原作者 沈榮欽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龍應台與晏涵文 〉。首圖來源: 擷取自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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