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世代從政會墮落嗎?那些民進黨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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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人都踐踏草皮時,如果只有你繞道而行,最後草皮還是會長不出來。如果說當笨蛋草皮就可以救得起來,那還可以當,但就是救不起來,還要當笨蛋?

學運世代的政治不歸路

學運世代從政者可能是最幸運的一群人。

他們不像過去的新生代從政者,只能從校園黨部、救國團系統、基層公務員一步步累積入黨資歷,然後無止境地等待來自國民黨高層「關愛的眼神」,才有可能被破格拔擢而直上青雲,但始終擺脫不掉「溫室中的花朵」譏評。

學運世代從政者是在街頭抗爭中成長,在選舉實戰中累積戰功,他們不但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見過大風大浪,更集體分享黨外民主運動奮鬥多年的成果,在三十歲時就有機會做出過去五十歲政治菁英才能碰觸的重要決策。
然而,學運世代從政者的幸運還能持續多久?能夠承受多少現實的考驗?他們在下一個十年有可能遭遇更大的幸運嗎?

政治機會結構受益者

從政治機會結構的角度來觀察,學運世代不但掌握住八○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快速轉型的集體發聲契機,更順勢成為九○年代台灣政經結構大幅開放後的受益者。

如同解嚴前後所有社會運動一般,學運崛起的社會背景,是台灣社會力集體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中的一環,因此無可避免會與政治反對運動發生緊密結合。
早期學運分子幾乎大量參與黨外助選活動,野百合學運雖然努力維繫學生的主體性、企圖與政黨劃清界限,但學運世代踏入社會後,卻因為政治機會結構大量釋出權位、民進黨(尤其是新潮流系)更大量提供新人參政空間—不論是主動栽培或被動需要,使得絕大部分學運世代先後投入民進黨陣營,新潮流系更堪稱學運世代從政者的「大本營」。

一九九一年底國民大會首度全面改選時,即已吸引李文忠、賴勁麟、劉一德、王雪峰等早期學運分子投入並順利當選;九二年底立法院首度全面改選,則吸納大批學運世代擔任立委助理;

九三年底縣市長選舉結束後,部分學運世代開始進入地方行政體系磨練;到了九四年,學運世代已分別成為民進黨省長候選人陳定南、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水扁競選陣營的重要幕僚,羅文嘉、馬永成兩人更並稱陳水扁身邊的「羅馬」左右手。

陳水扁攻下台北市長寶座後,「羅馬」等學運世代在小內閣中扮演重要角色,羅文嘉成為全國最年輕的政務官,不少學運世代更首度進入擁有豐沛行政資源的台北市政府歷練。

而在許信良擔任民進黨主席任內,也開始大力啟用學運世代做為中央與地方黨務主管。此後學運世代不但大量攻下國代、立委等中央民代席次,也有多位學運世代躋身新潮流系政協委員,使得學運世代在行政、黨務、民代、派系等各層面皆不斷累積能量。

到了二○○○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競選陣營半數以上的主任級輔選幹部,以及各地方重要輔選幹部,幾乎皆由已經歷練多年的學運世代擔當大任。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後,學運世代從政者不但是國家元首最為倚重的左右手,更開始晉身中央部長級官員,而吸納最多學運世代從政者的新潮流系,也搖身成為民進黨執政後最耀眼的政治力量。學運世代的大量從政、迅速位居權力要津,在民進黨執政前已不容忽視,民進黨執政後更備受矚目。

政治這條路

從政多年下來,學運世代從政者各有不同深沉感受。

馬永成認為政治操作自有其運作邏輯,不是帶著理想就能解決問題,曾昭明則認為各界過度誇大了馬永成、林佳龍等學運世代的決策權力;

李文忠認為立法院是個無聊的地方,跑紅白帖更是沒有意義,賴勁麟、王雪峰對於立法工作卻仍充滿興趣;

沈發惠對於基層民代身處的惡質政治文化,至今仍難以調適,鄭文燦、劉坤鱧則認為 基層民意洗禮將是政治菁英的重要歷練過程;

不少人一心想往中央發展,曾在中央部會磨練的羅正方,卻以「我們這一代缺乏獨立人格」而決心回鄉埋鍋造飯。

走上政治這條不歸路,不少學運世代對於身處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其實有著高度的自省,並且憂慮學運世代能否掙脫既有派系與體制的限制。

羅文嘉在長期位居權力要津後,決定從陳水扁團隊「單飛」,並重新反省所謂的「學運性格」到底是什麼。他認為「學運世代的操作方式太融入既有體制,這對學運世代當然是反諷。

學運世代在大學時還分什麼民學聯與台大,進社會後角色都調整,就是新潮流、扁系等,我擔心學運世代的性格、理想本來就不清楚,進到現實位置被吸納後,就更不清楚了。」

羅文嘉強調,

「學運性格」應該是獨立思考、有堅持,獨立角色很重要,但現在大部分學運世代相當模糊,不敢獨排眾議,絕大部分只是派系立場,還有媚俗。「如果 年輕政治人物走這種花稍路線,是很不好的現象,別人會以為新世代就是要這樣子。整體而言,學運世代即使在派系內,仍不能永遠甘為馬前卒。」

郭正亮也認為,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幾乎只有新潮流系/非新潮流系兩種,而且絕大部分學運世代都在新潮流,只有他與羅文嘉、馬永成等人不在新潮流內,因此學運世代的從政思考很難超越派系利益。

屬於新潮流系的段宜康,則比較憂心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的問題。他說 學運世代不見得更有能力解決台灣面臨的問題,因為當前政治生態與媒體環境不容易培養出深思熟慮的政客,所以一代比一代更急功近利,更重視媒體效果 ,「大家只在乎報紙標題、新聞鏡頭,以及如何在叩應節目中傷害對方,而不是思考對國家長遠看法。」可能會有少數幾個例外,但無法改變整個學運世代的參政特質。

段宜康甚至悲觀認為:

「我們無力挑戰這個結構,只會在其中愈陷愈深,看不出誰有大力改變的企圖。當所有人都踐踏草皮時,如果只有你繞道而行,最後草皮還是會長不出來。如果說當笨蛋草皮就可以救得起來,那還可以當,但就是救不起來,還要當笨蛋?對學運世代來說就是這個樣子。」

學運世代的青春悲喜劇

回到政治機會結構的基本命題,由於享有比過去任何一個世代都更為寬廣的政治機會結構,學運世代在二、三十歲時就已碰到的政治歷練,幾乎是過去朝野四、五十歲政治菁英才能觸及的政治機會;部分學運世代在三、四十歲所做出的政策判斷,許多五、六十歲政治菁英甚至一輩子都缺乏這種歷史機運。

從成長學習的角度來觀察,這是學運世代得天獨厚的幸運,接下來的世代已經沒有這種可遇不可求的政治機會結構;但從接受考驗的角度而言,這也是學運世代必須承受的殘酷現實,因為學習的空間被壓縮得太短、太快,不少人還沒有機會成長就已陣亡淘汰,這也是學運世代某種程度的不幸。

在很多缺乏政治機會結構的時代與國家中,包括學運在內的所有異議反抗運動,最後常常是以鎮壓悲劇收場,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運動都是顯著案例;

台灣學運世代幸運遭遇巨大政治機會結構,但又被迫提早壓縮成長學習的過程,則像是一齣青春悲喜劇,而且早就注定不會以悲劇收場。

僅就年齡而言,現在三、四十歲的學運世代歷經另一個十年生命歷程之後,不論主觀上願不願意、客觀上是否具有足夠視野與能力,都將成為台灣社會各領域掌握權力、資源的最重要「接班」力量。

因此,對於學運世代來說,年少時代的激情狂熱雖然已經遠颺,未來卻還有數不清的挑戰需要克服,才能共同努力讓這齣青春悲喜劇的結局以喜劇收場。

他們快速墮落了嗎?

學運世代從政者可能是最務實的一群人。

因為沒有前幾個世代的濃厚悲情意識,所以學運世代被認為較能務實面對台灣社會內外問題。然而,也因為學運世代曾經被社會賦予高度理想性與正義感的德道光環,因此,學運世代從政者在進行權力操作與面對權力誘惑時的「務實」態度,也容易被外界視為理想性降低、快速墮落。

隨著近年來「馬永成喝花酒與占用官舍風波」、「劉一德國代延任自肥案」、「李文忠緋聞案」等媒體報導與抨擊,「學運世代墮落了嗎?」已成為學運世代從政者最常被同儕與社會各界質疑的問題,也是學運世代從政者必須面對的時代考驗。

政治環境令人迷失?

相信學運世代逐漸妥協甚至墮落者,無非是從「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角度出發,再加上民進黨已經執政,因而認定學運世代在掌權後已逐漸背離當年理想。

另一種說法,則是所謂的「環境決定論」。不少人看到民進黨近年人頭黨員弊病叢生、初選風氣日益敗壞,加上台灣選舉文化漸趨惡質、地方基層民代素質低落,因而認定學運世代從政者在這種選舉邏輯、政治文化中根本無法獨善其身,並且會逐漸「國民黨化」、「地方派系化」。
儘管如此,也有不少學運世代認為上述論點皆言過其實、缺乏比較基礎。
首先,他們從權力操作的角度回應, 認為學運世代真正稱得上是「權力核心」者,不過是過去的羅文嘉、現在的馬永成與林佳龍等寥寥數人,大多數學運世代從政者根本都還沒有進入權力核心,自然也談不上「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
其次,他們也認為「環境決定論」不足以掩蓋學運世代的「個人努力論」,學運世代雖不乏在台灣惡質政治文化中沉淪者,但不能因為少數案例而以偏概全,學運世代即使沒有很大的翻轉或超越,也談不上妥協或墮落。
最後,不少人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認為台灣社會在過去十一年已發生各種世俗化轉變,身處其中的學運世代又何能獨善其身?學運世代的變化,毋寧是人的成長過程中極其自然的部分,雖然不可能視而不見,但也不必過度誇大。
透過下列學運世代從政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學運世代同儕的旁觀期許,或許可以提供讀者進一步思考的線索。

選舉是必要之惡?

輔選經驗非常豐富,現在是總統府參議的郭文彬,對於台灣特殊的選舉文化,有其相當傳神的觀察:「一九七七年蘇洪月嬌選省議員時,她的選舉就是在印好的報紙上寫『冤枉啊』,這樣就當選了。

八九年周柏雅選台北市議員時,未婚妻葉琦玲的爸爸問他需要多少錢,給他三十萬,也當選了。

但是,我冒味地講,到了九八年黨內有人選台北市議員時,花了超過八千萬才當選,也有所謂新世代的立委,別人說花了超過一億,他自己承認就超過七千萬。 從蘇洪月嬌到周柏雅到現在,是世界變了、民進黨變了,還是什麼東西變了?

選舉是非常現實功利的東西,學運世代當然有人走上花大錢這條路,為什麼?因為要贏。但選舉就是這樣,不要說學運世代,長扁當年選舉時,也都是花了很多錢。陳水扁如果必須常常為錢煩惱,不可能會有今天的發展。 但我不同意學運世代墮落這種看法,學運世代與黨內其他人相較,只是為了生存而必須妥協。
「學運世代其實都還存有理想,都差不多,也墮落不到哪去。」
台北縣議員沈發惠則對台灣選舉生態侵蝕人性有非常深沉的感觸。他說, 民進黨的基層真的是很爛,他自信問政表現可以獲得有理念的老黨員肯定,但很多普羅工人、無業遊民、社會底層的黨員,卻是「不給錢就跑票」
由於政治文化太過惡質,沈發惠說,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基層公職,

「雖然有人比國民黨公職還爛,民進黨與國民黨的距離也愈來愈小,但民進黨的公職還是應該努力做得比國民黨優秀。過去十年,學運世代雖然因為找不到社會改造可能性而苦悶,但卻仍然積極尋求出路,所以只要有一絲光線,就會奮不顧身去嘗試。除非我們真的做了社會道德價值無法接受的事,像貪汙舞弊,否則沒有人可以說什麼是對是錯。」

桃園縣議員鄭文燦也說,台北知識文化圈跟地方是兩個世界,在生活方式、語言詞彙上都不一樣,學運世代以前強調「下放地方」,事實上,在地方耕耘的人很辛苦,沒有媒體報導、資源保護,只能做苦工,但實際政治工作中,理論只占一小部分,做苦工才是大部分。

他因而強調,

「堅持與否只是一種語言,落在具體現實中就是如何操作而已。比如說,很多參與工運的人當選公職後都會了解,你的選票不可能完全來自勞工,你會有很多中小企業朋友、小生意人,你的支持者會很多元化,這是無法拒絕的,你無法拒絕你的選民,只能在心中過濾哪些形象不好、財大氣粗、有爭議性,但很難用傳統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台中縣議員劉坤鱧長期在地方發展的煎熬則是,在地方上一定會面臨地方派系與山頭勢力的「選邊」問題,否則根本很難發展,更別說是實現理想。

劉坤鱧說,學運世代想要保持理想性,只能自我要求,「全台灣的地方議會大概只有我還到處兼課教書,我不是為了微薄的車馬費,而是為了強迫自己不要隨波逐流,否則地方民代很容易就會腐化。」

喝花酒與緋聞風波

基層民代固然難為,實際掌握權力與資源的官員,是不是更難扺抗權力的誘惑?曾因台北市議員秦慧珠窮追猛打「喝花酒風波」,而黯然辭去台北市政府副祕書長職務的馬永成,後來又因以總統府參事身分進住政府首長官舍引發爭議,他對媒體太過強調道德檢驗的看法則是:「有的東西是必然存在的小惡,我也同意⋯⋯。媒體到底在傳達什麼價值?如果這些價值對社會整體沒有幫助,媒體是會被淘汰的。」

同樣是官員的林正修,則是這樣看待「學運世代是否墮落」這個命題:

「我不覺得誰可以說誰墮落,我覺得這是自我要求與訓練,學運世代如何在以喝酒文化代表感情認同的政治生活圈中自我要求,而不要出現醜態,不能貪汙及以權謀私,這非關道德,是自我要求,就像健身一樣。

多交女朋友沒關係,但不要去風月場所的方式,我不反對緋聞,但反對對女性不尊重, 不要只把責任推給環境,是你自己喜歡啦。我不願講學運世代墮落,而是世俗化過程中,一定有人調適不良,應該要自知進退, 不要明明是墮落還說調適得好,那是最糟糕的 。」

至於學運世代政治人物近年頻傳的緋聞八卦,也被坊間媒體影射的立委賴勁麟則強調:「我覺得台灣的政治愈來愈八卦,尤其是立法院,立委認真問政,媒體覺得不重要,反而是八卦的東西大家有興趣,一個傳一個,完全扭曲。之前的確有一些雜誌來問我,有關於所謂的『緋聞』,我的態度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也不怕你報導,沒有你們還報導是侮辱自己雜誌。」

鄭文燦則是這樣看待十年前後的時代差異:

反對黨人士的緋聞,會被當做革命時代愛情故事,執政後國會議員的緋聞,則會被當成八卦,甚至是墮落的象徵 。但事實未必如此,是檢證的標準不一樣,否則以前的緋聞故事比現在更多。

但這也是執政的考驗,學運世代政治人物必須面對輿論的高標準檢驗,輿論以前對舊政府是低標準檢驗,對新政府則是高標準檢驗,所以壓力特別大。而且檢驗來源不是反對者,是以前革命的同志與夥伴。」

至於眾多學運世代曾經參與的「國大延任自肥風波」,時任民進黨國大黨團幹事長的劉一德強調,當時民進黨高層曾集體做出「只要廢國大,延任也可以接受」的共識,只是在輿論強烈反彈下,林義雄、陳水扁等領導人全部退縮,最後只好由負責執行的國代本身承受外界責難。

但當時銜陳水扁之命上陽明山溝通的羅文嘉,事後則有這樣的感觸:

「那次很痛心,我碰到一個學運世代,不講名字,我說延任案不對,他回了一句,意思是說我怎麼還那麼天真,好像是說我怎麼還把理想真的當一回事。我那時很後悔,還幫這個人站過台。過去只要學運世代需要站台,我都會去,因為你不會對其他人有特別期待,對學運世代會,但現在也會多一些失落。」

彼此監督防腐化

對於學運世代從政者的表現,當年野百合學運五人教授團成員、現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說,學運世代最可惜的是,有相互較勁,沒有形成相互監督、期許。

鄭文燦、羅正方、鍾佳濱等人也不約而同強調「集體監督防腐化」的重要性。然而,政治部門之外的學運世代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監督」與期許呢?

現在是中研院助理研究員的范雲說,有一個研究指出,學運世代與過去朋友愈來往,就愈不容易變質,因為你不希望被你互動的人否定,所以學運世代會有一種自我監督與相互監督的力量。

「這當然不是對每個人都有效,有點唯心,但多少有點影響力,像沈發惠見到我們就會開玩笑說自己是『小政客』,但友情也會讓我們對他有 一些同情式理解。所以,學運世代互動在消極面是建立檢驗標準,積極面則是建立集體提升的力量。討論出某些更高價值,才能動員所有人。」

范雲並強調,如果很多學運朋友進入政治領域就容易墮落,在政治圈外的朋友就應該思考如何改造制度與環境。「否則我們批判人家,很可能只是因為我們不在裡面,很幸運,但我們的批判其實沒有比較高級或道德,換了我們可能做得更糟。」
王時思也這樣自我檢視:

「我在社運團體,好像就在比較純潔的地方,說什麼不太有人敢反駁,但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我覺得大家是害怕面對過去的自己,所以才會害怕面對我。

比如說當縣議員就是要去喝花酒?我當然認為這種說法是屈從,但他們就會從實務角度說,如果不這樣做,可能連選都選不上,更別提政治改革這些空洞的事。

我會被一直提醒,因為我運氣好,可以在社運團體存活下來,所以我不太願意用這麼嚴厲的角度去看他們,但我的確對他們很多行為很不舒服。

我不是比他們純潔,而是不需要面對他們需要面對的考驗,如果我也要面對,不一定能通得過。如果迫不得已,我必須離開社運進入政治,那才可以公平比較,是別人墮落還是任何進入那個領域的人都會如此?」

長期在婦運領域的孫瑞穗則這樣看待所謂的「相互監督」:

「學運朋友進入中央、地方政府後,我希望他們能堅持當年的理想性格,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改革不必打折扣。

我對朋友們的期許,跟我常常問自己的問題是一樣的:『是你改造了機器?還是機器改造了你?』

運動成果最重要的,其實是關於人的品質的改造。如果政權成功轉移了,但人心還是一樣壞,人依然沒有想像力,我就覺得這個運動有缺陷,很假。就像你搞了一個偉大的公園給老百姓用,但回家繼續打老婆,我還是會瞧不起你!

但話說回來,大家也應該要學會放輕鬆,說彼此監督太沉重了!」

天使與魔鬼的綜合

回到「學運世代是否墮落」的最初命題,今年決定參選的郭正亮借用社會學家韋伯的話形容自己心境,「韋伯說:『政治是天使與魔鬼的綜合,天使有理想,魔鬼有權力,不可能光是某一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怕熱就不要進廚房。我不會覺得有些人墮落,我會覺得有些人失去了很好的機會,很可惜,但也只是可惜。」

或許,所謂「天使與魔鬼的綜合」,就是政治工作中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更是人性中最真實。學運世代當年固然滿懷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但進入政治工作的繁複、繁瑣操作中,再崇高的理想也必須做出實踐策略上的修正與調整,中央層級的政治資源分配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基層民代必須面對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黑白兩道三教九流等現實挑戰。

但是,儘管學運世代未必存在相同的價值觀與終極關懷,「必須比國民黨做得更好」終究是學運世代從政者不容置疑的自我要求準繩。

如果學運世代從政者只是以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為藉口,以種種「環境決定論」、「人性演變說」為由,卻坐視自己的行徑與過去極度厭惡抨擊的國民黨官員、民代愈來愈像,甚至做出與年輕時代理想完全背道而馳的政治決定,則這種自欺欺人的妥協墮落,也終將無法通過時代的考驗。

儘管現實政治環境、選舉生態的確充滿讓人向 下沉淪的誘因,但學運世代從政者卻沒有悲觀或退卻的權利,能夠堅守「比國民黨做得更好」的底線,其實只是最低標準,若能透過個人努力達到向上提升、耳目一 新的高標準,將更是難能可貴。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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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榮幸

1966 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學生時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台大學代大會首任議長、創立「傳真社」並兼任社長與總編輯。

1991 年進入新聞界,曾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調查採訪室主任,現任《天下雜誌》總主筆、「獨立評論@天下」網站主編。

長期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媒體改造學社執委。曾獲曾虛白新聞獎(新聞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深度報導獎、文化專題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等獎項。2006 年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第一屆「傑出記者駐所講座」,現任台大新研所榮譽講座/兼任 實務教師。

著有《學運世代》、《媒體突圍》;合著《我的小革命》系列、《不只是林書豪》;執筆《彳亍躓頓七十年》;策劃《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台灣久久──台灣百年生活印記》等書。

(Photo: Lindsey B, CC Licensed;文章轉載自合作夥伴: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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