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節目能吐出幾兩黃金?失意台灣藝人北漂中國找舞台

《BO》導讀:我們刊登了 〈台灣綜藝節目爛到中國記者跑來採訪「台灣電視產業出了什麼問題?」〉,文章討論與分享熱烈,大家都對台灣影視產業的沒落感到不安、不平與忿怨。不是我們的藝人比別人差,歌手、演員、主持人都到中國去發展了,這證明台灣藝人實力當然不比別人差,砸錢改硬體技術的中國,現在非常需要這些「軟體」。《中國好聲音》、《全能星戰》、《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兒》,裡頭全見得到台灣藝人的身影,甚至有不少人是我們已經很久沒在台灣螢光幕上看見的面孔。

藝人「北漂」中國發展,過去不是沒有這案例。男歌手任賢齊就曾以一首《心太軟》從中國紅回台灣,接著在故鄉台灣陸續發了《對面的女孩看過來》專輯、演了《神鵰俠侶》電視劇。但現在,到中國去的藝人即便紅了,也不會回來了,因為這裡沒有舞台讓他們施展。

台灣的影視產業太畸形。先是台灣的電視台太多而且良莠不齊,瓜分廣告收益;接著是法規禁令,限制電視台與廣告主的合作關係,前者賺不到廣告費,當然沒有錢請好製作、做好節目;後者沒有國內市場可投資,乾脆將預算 下到國外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藝人當然全留在中國那個大舞台了……

全中國最著名的四把轉椅突然空出了一個位置。

節目開播前半個月,在已經簽完合同、參加完發布會之後,羅大佑突然宣布退出《中國好聲音》。變故令外界揣測紛紛,官方說明是因為檔期衝突,不得不捨棄;更多人猜想是因為導師內部不和。無論真相如何,所有人都對一件事心照不宣:空出來的這把轉椅,等的還是一位來自港台的音樂人。

7 月 18 日,《中國好聲音》第三季開播,成名於 1980 年代的台灣歌手齊秦出現在轉椅上,成為這檔綜藝節目的四位導師之一。這是《中國好聲音》播出三季以來的潛規則——導師之中,必定有一位或者兩位是港台藝人。齊秦之前,活躍在節目裡的是庾澄慶、張惠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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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聲音》只是個縮影,邀請港台藝人擔任導師或嘉賓,已經成為中國許多綜藝節目的標配。

香港音樂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梁翹柏,已經選擇定居北京。《我是歌手》節目錄製期間,梁翹柏每周有三天時間會待在長沙馬欄山,那裡的湖南廣電中心已經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節目生產地。在湖南衛視 1200 平方米的攝影棚裡,梁翹柏合作的對象經常是來自香港樂壇的熟面孔,比如搖滾樂隊 Beyond 的主音吉他手黃貫中,這支樂隊從 1980 年代就開始走紅;或者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她最後成為這檔綜藝節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來自台灣的庾澄慶、王偉忠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中國綜藝節目的製作中。庾澄慶在《中國好聲音》裡承擔導師和半個主持人的職責,被認為是這檔節目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王偉忠除了為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擔任評委,還在上海運營著一家傳媒公司,試圖開始在中國製作節目。

一個事實是,這些還只是負責台前部分的港台明星。在觀眾看不到的幕後,還有更多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構成中國電視產業的齒輪。他們出身於港台業已成熟的電視工業體系,帶著以往的工作經驗和些微​​不適應感,一起推動著中國綜藝節目的大車,轟然駛向市場。

全是港台面孔,因為這兩地的人員素質比中國好囉

梁翹柏乾著一份壓力頗大的工作。《我是歌手》每期都有 7 位明星登台,現場樂隊配樂加上節目前的編曲和現場調度,每錄一期都相當於做一場明星演唱會。

「嘩,就好像三個月裡做了 13 期王菲巡迴演唱會那麼多。」梁翹柏坐在位於北京的工作室裡,手裡擺弄著一把吉他,對《財經天下》周刊說道。

作為曾經操刀過陳奕迅、王菲等人演唱會的製作人,梁翹柏在音樂圈裡的聲望頗高,但此前他的名聲主要在港台音樂發燒友中流傳。拜《我是歌手》所賜,現在的他稱得上是位大眾明星。《我是歌手》第二季裡,當他在節目裡突然被主持人張宇點名唱歌,獲得的掌聲和歡呼聲已經不低於同期參加節目的明星選手。

參加這檔節目之前,梁翹柏與電視圈的淵源還沒有這麼深,而現在他已經是各大中國電視台爭相邀請的對象,很多製片人認為,請到了他,一檔音樂節目的品質就算有了保證。

梁翹柏最信賴的合作夥伴是《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2012 年 9 月,兩人第一次見面,洪濤興奮地在筆記本電腦上向梁翹柏展示《我是歌手》韓國原版片段,向他描繪了這檔節目的宏圖:燈光用韓國的成熟團隊,調音台和音響用英國和法國的頂尖設備,歌手請最有實力的,採用現場樂隊⋯⋯

這一切的前提是,洪濤得找到一位能夠把控住整體品質的音樂總監。對比洪濤描述未來時的激動,梁翹柏顯得異常冷靜,他問了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你想要什麼樣的樂隊?」

「最好的。」

最好的樂隊需要一定數量的頂尖樂手才能做到。梁翹柏之前在 TVB 最紅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擔任音樂總監時,樂隊由五六人組成,而這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幾檔採用現場樂隊的節目之一,更多電視台由於缺乏資金以及現場控制經驗,只好以錄製好的伴奏帶替代樂隊。

梁翹柏可以輕而易舉地邀請到 30 位高水平樂手,這得益於他從 1984 年入行至今積累下的業內資源。問題是,電視台真的願意為此買單嗎?

以 2012 年 7 月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的出現為分水嶺,內地各大衛視的綜藝節目進入新一輪激烈競爭。這檔號稱製作成本 8000 萬元、平均收視率破 4 的節目將同年其他綜藝節目遠遠甩在身後,其他電視台一時失去還手之力。洪濤手裡的《我是歌手》項目被湖南衛視寄予反超的厚望:同樣是音樂類節目,引進自國外的版權,有所創新的比賽形式⋯⋯同樣地,湖南衛視也在預算上給洪濤相當大的空間。

3 個月後,《我是歌手》刷新了梁翹柏對電視音樂節目的認識。錄影棚裡,舞檯燈光暗處,二十多名樂手排列兩側,其中有「香港第一吉他手」黃仲賢,也有由中國小提琴演奏家靳海音率領的弦樂團。洪濤當初所描繪的那些高配置音響硬件,也已經安裝妥當。

第一次,梁翹柏在一家電視台的錄影棚裡,聽到了可以媲美體育館演唱會的音效。更令梁翹柏訝異的是湖南衛視邀請到的那些歌手,這檔節目裡,有 6 位出身港台娛樂業的參賽歌手,接近嘉賓總數的二分之一。

「在中國做節目,其實應該以中國的歌手為主。」《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說,「但現狀是,中國知名度、演唱水平能達到這檔節目門檻的歌手相對較少。如果都集中在選秀歌手上的話,又會造成資歷上的同質化。」節目組選擇歌手的標準是在華語歌壇具有符號性,同時在年齡分佈上還得有層次感。根據這兩條準則來篩選,最後邀請函很難不落到港台歌手頭上。

再以這兩條標準推而廣之,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那麼多港台藝人的面孔——從《爸爸去哪兒》到《中國好聲音》,從《年代秀》到《中國夢之聲》,以往港台藝人大多只是在電影或唱片宣傳期時上某個訪談節目走下過場,現在,他們也像梁翹柏一樣,把好幾個月時間都耗在錄影棚裡,跟隨中國綜藝節目一起沉浮。

洪濤欣賞梁翹柏的工作表現,除了他身上有香港職場奉行已久的敬業和專業態度,還因為他提供的東西切中大多數觀眾的口味。他的音樂風格介於古典和流行之間,「不是特別前衛,但聽的東西又在潮流當中」。洪濤說,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同樣來自香港的鄧紫棋。香港的電視市場雖然不大,卻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流程規范成熟,在切中觀眾喜好方面,他們顯然更有經驗。

中國用十年翻新硬體技術,從台港進口「軟體」知識

洪濤原本是一名電台主持人,在 1990 年代末轉型到電視台擔任編導。站在電視​​的門檻上,他的目光很快被正值鼎盛期的港台節目所吸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人家那個水平呢?」當時他不止一次這樣想。

二十年前,長沙馬欄山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日後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會被循著《快樂女聲》、《我是歌手》等節目而來的粉絲踏遍。但當時還沒什麼人能想像到它即將迎接的輝煌。1990 年代,中國多數電視台尚未上星,影響力最多只能擴散在本省。居住在沿海一帶的福建和廣東觀眾,電視娛樂要更為豐富一些。借助地理之便,他們偶爾可以接收到港台五花八門的綜藝節目。

那一年,收看人數最多的是一檔名為《超級星期天》的節目,主持人之一是庾澄慶。他剛由歌手轉做主持人,對節目裡的遊戲環節駕馭得併不算好,不過觀眾並不在意,這檔節目仍然大受歡迎。到了十年前,台灣製作人王偉忠推出一檔風靡一時的談話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蔡康永和徐熙娣酷愛即興發揮和口無遮攔,與中國同時期的訪談節目《藝術人生》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很早就跟中國的電視人合作過,覺得當初他們在執行力還有燈光、錄音各方面的技術是很薄弱的。」頭髮花白的王偉忠回憶說。他被視為台灣「綜藝教父」,由他擔任製作的娛樂節目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6 年,除了《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全民最大黨》等多檔節目也是經他之手推出。

恰與如今這波港台藝人駐紮中國節目的潮流相反,在 1990 年代,中國藝人更嚮往能夠進入港台的製作體系,了解港台節目成功的原因。但由於市場容量和體系封閉的原因,能夠實現這一願望的人只是少數。

主持過《歡樂總動員》的演員張延是少數幸運兒之一。1992 年到 1995 年,她是 TVB 的簽約藝員。在她還處於跟粵語搏鬥的階段時——那時她剛去香港不到一年,每天給自己定下的功課是用粵語數數,從 1 數到 1000,然後再念當天的報紙,TVB 已經把她安置在開播於 1967 年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擔任主持。

張延隨即發現香港節目製作跟中國的不同,它以完善的體系最大程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做到及格,哪怕是毫無經驗的新人。「它會在很短的時間裡告訴你它要的是什麼,希望你做成什麼樣子。」港台的電視人在成熟的工業體系里浸淫多年,無論是在製作意識還是流程效率上,都超出中國一大截。

但是,中國的製作團隊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幾年內迅速抹平了這種差距。

2000 年之初,《同一首歌》在央視開播,台灣導播徐德立被節目製作人孟欣邀請參與這一節目的製作。徐德立說,《同一首歌》都是跟各地政府合作,這意味著他能拿到的報酬頗豐,超過了他當時在台灣 TVBS 電視台裡的本職工作所得。

第一次給《同一首歌》做節目,徐德立就發現中國在硬體設備上已經不輸台灣,中國的拍攝機位甚至是台灣同類節目的兩倍。但是,剛剛進入娛樂製作生態的中國團隊,顯然還不知道如何操縱、調度那些設備,使它們發揮最大的效用。

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經驗,這方面《最美和聲》的聯合總導演陳為邦與徐德立有著同樣的感受。在進入電視這行之前,他曾經擔任過 1997 年齊秦北京演唱會的現場導演。從演唱會切入到電視行業,是台灣許多技術人員共同的職業發展路徑,徐德立也是如此。

從流程上來講,演唱會跟大型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舞美技術上,某些演唱會甚至比大型活動更加先進。當時,中國辦過的演唱會少之又少,當電視台和政府想舉辦大型活動時,這批有過豐富演唱會製作經驗的港台技術人員,便成為中國團隊的座上賓。

他們將過往的經驗挪到電視當中,結果頗受歡迎。一方面,帶有政府性質的大型活動構成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電視台開始快速翻新硬件設備;另一方面,來自港台的製作人以及技術團隊不斷被邀請到中國,幫助節目提高製作水平。

這種變化在政府最重要的大型活動——2008 年奧運會前後達到頂峰。

「如果說之前國內的電視台設備都是在追趕的話,在 2008 年之後,整個水平已經完全超越了。」天娛副總經理、節目製作人馬昊表示。1997 年大學畢業後,馬昊進入湖南衛視工作,是湖南衛視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娛樂節目製作人。身材瘦小的她曾經製作過《快樂男聲》、《嗨!2014》等節目。在她看來,現如今內地已經取代港台,成為電視產業的新中心,其製作水平不輸給亞洲任何一個地區。

王偉忠也承認中國電視產業變化十分迅猛。「這幾次水平跳得很快,​​現在中國節目的舞檯燈光打得很好,台灣比不上了,現場這麼多機器,20 多人收音,讓你一下到達一個地步。」

除了台灣「綜藝教父」的稱號,王偉忠現在多了一個新標籤: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導師。節目裡他的定位是寬厚長者,在兩位明星評委黃曉明和韓紅互相調笑、極力展現自身魅力的時候,不斷試圖將話題拉回到選手的專業性上。而在鏡頭之外,他關注的同樣也是節目製作上的專業問題。

中國進入「擲錢」時代,買進國外節目,砸大錢製作中國版

儘管從《中國夢之聲》這檔節目中感受到兩岸在節目投資上的落差,王偉忠個人推崇的還是以小博大、以創意為先的製作理念,而中國的綜藝節目發展顯然已經跳過那個時期,直接進入比拼資本和規模的階段。

北京奧運會之後,由政府主導的大型活動聲勢漸弱,尤其是 2013 年,政府明令提倡節儉辦晚會。2013 年 8 月,《同一首歌》被央視停播,這個電視台與地方政府結合的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正式退出熒幕。

其實,在停播之前《同一首歌》就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幾檔現象級節目之後,省級衛視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收視率被看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與收視率排名息息相關的,是廣告效益。

數據顯示,2013 年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廣告收入分別為 60 億元、45 億元、34 億元。廣告收入支撐中國綜藝節目完成新一輪蛻變,有資本撐腰,節目創意唾手可得。

「現在中國的製作已經基本上和國際接軌,如果國外有什麼好的節目模式的話,過半年就會在內地市場上看到。」洪濤說,自己和其他電視台製作人一樣,每個月都會接到各種節目模式公司的邀請,觀看他們從英國、荷蘭、韓國、以色列等國家找到的節目模式。

2013 年,各大電視台共引進、播出近 30 檔國外版權的綜藝節目。除了眾所周知的歌唱類節目,還有一大批節目在收視率競爭中尷尬地沉浮著,從舞台選秀到戶外真人秀,從跳舞到益智,從減肥到做菜,每家衛視都有一兩檔引進版權的節目,就連央視播出的掛著公益、勵誌等口號的《夢想合唱團》、《超級減肥王》等節目,模式也來自國外。

電視台製作團隊只需要挑選、購買版權,將節目裡的某些環節進行本土化就可以了。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將節目寶典裡的每一條細則都呈現出來——具體說來就是版權擁有方研發的節目製作指南,細節到選手定位、節目流程、燈光道具、情節設計等。

單單是從錄影場地上,就可以看到如今中國和港台節目製作在投入上的區別。在台灣,800 平方米已經算是少有的大型節目錄影棚;而在中國,800 平方米的棚比比皆是,1200 平方米、2000 平方米的錄影棚還在不斷建設中。

至於製作費,台灣節目至多 40 萬元人民幣一期封頂,而中國的節目要想被認定為有競爭力,動輒以一兩百萬人民幣起步。

庾澄慶以版權節目《中國好聲音》兩季導師的身份重新被中國觀眾認識,他在台灣也主持著一檔引進版權節目《王子的約會》,版權來自於英國節目《Take me out》,接近於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和《非誠勿擾》。不過,這檔節目在台灣算不上很成功,在中國的影響力接近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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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子的約會》,台灣沒有在引進版權節目上做更多嘗試。對台灣電視台而言,且不說後續製作的細節,首先在版權費這一環,就意味著是一筆可能無法消化的負擔。

「有人肯買單,這點是特別重要的。在台灣,就是沒有人可以買單。」接受采訪時,庾澄慶正在《嗨!2014》的錄製後台。這是由他擔任主持、天娛傳媒製作、在央視一套播出的一檔音樂脫口秀節目。在風頭被地方衛視完全蓋過之後,一貫保守的央視也開始嘗試給自己加上更濃重的綜藝色彩。

庾澄慶穿著鮮豔的紅色褲子,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 1960 年代生人。儘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但庾澄慶身上仍然沒有太多歷史古舊感。當他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因為挑到一位自己喜歡的選手而伸著舌頭比劃著搖滾的手勢從轉椅上跳起來,沒有人會覺得他不合時宜。

庾澄慶沒有過時,當初推著他成名的台灣電視產業卻已經趨於沒落。台灣明令禁止綜藝節目有冠名和植入廣告,沒有廣告,節目的製作成本自然無法提升。台灣電視台越來越安於小成本的脫口秀節目,這類節目只需要小規模團隊就可以製作和維持。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電視從業者被蓬勃發展的中國產業所吸引,來到海峽這岸開始「北漂」生活。

(《BO》編按: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2 年 10 月 宣布開放節目冠名 ,當時沒鬆綁產品贊助,播出內容和廣告都不能出現冠名產品;今年 4 月 放寬 冠名節目的名稱,可包含贊助廠商旗下品牌、產品名稱、商標圖像或相關圖案。)

但台灣舞台就是太小,藝人不斷「北漂」

「到中國打拼有什麼要注意的?」陳正飛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是較早進入中國的台灣主持人之一。在中國零散地主持過一些音樂盛典之後,2010 年末,他從台灣移居到北京,為湖南衛視、東南衛視等頻道主持每周播出的情感類、益智類節目,從生活到工作都徹底融入到中國的電視工業中。

「我跟他們說一定要搬過來。如果你真的用心做的話,就應該根深蒂固地融入到這個市場裡,才知道這邊怎麼說話、怎麼做事。」這是陳正飛給那些台灣同行的忠告。

現在,陳正飛坦然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北漂」,他已經完全適應北京的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因為主持湖南衛視和東南衛視的節目,他甚至已經適應了另外兩座南方城市:長沙和福州。

陳正飛還必須適應中國的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廣電總局的審查和限制。「邀請港台主持人要提前報給廣電總局審批,一檔節目裡的港台常駐嘉賓也不能太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製片人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台藝人的數量。陳正飛就因為審批原因,錯失了湖南衛視和青海衛視的兩檔節目。

當然,限制並不能阻擋中國團隊以各種形式繞開政策、繼續邀請港台藝人。在《嗨!2014》錄影棚外豎起的海報上,印著庾澄慶大大的頭像,頭像下方寫著四個小字:「快樂大使」。

「其實他幹的就是主持人的活兒,怕上面盯得緊,所以叫『快樂大使』。」《嗨!2014》節目組對外一律稱庾澄慶為「快樂大使」,當記者在提問時稱呼庾澄慶為主持人時,他們還會刻意糾正。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就連受審批之累的陳正飛也入鄉隨俗,懂得站在政策的角度考慮,認為對港台藝人有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他也已經習慣電視台對內容的一些限制,台灣脫口秀節目關於政治以及一些敏感話題的開放性探討,是絕不可能出現在中國電視上的。

比起這些麻煩,他更為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早幾年進入中國的市場。比他更早幾年進入市場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天天向上》裡的歐弟——失意於台灣演藝圈,卻在中國市場找到新高度的藝人。

不過,陳正飛是另外一個領域裡的先行者。2011 年,他開始加盟愛奇藝自製節目《浪漫滿車》,屬於第一批在視頻網站主持節目的港台藝人。在視頻網站自製節目剛剛開始萌芽的時候,他就參與其中。視頻網站轉變成為內容製作平台是中國獨有的產業發展現象,在港台乃至全世界,都少有可以參照的坐標。

把陳正飛拉到影片網站做節目的,是台灣製作人闕祥勳。

「台灣比較流行師傅帶徒弟的做法,從製作助理、執行製作再做到製作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積累。中國市場太大,影片網站有空間,肯給機會,快的兩年就能成為製作人。」在愛奇藝,闕祥勳同時製作《愛夠了沒》、《浪漫滿車》、《愛奇藝愛電影》等多檔節目。他將陳漢典、陳正飛等台灣二三線藝人請來主持,這些節目投入不大,影響力尚不足以與電視台出品的綜藝節目相提並論。但依附於大公司的平台上,闕祥勳有大把機會可以實踐自己的​​想法。

他為此付出的一大代價是,自己被納入互聯網公司的管理體系,每天戴著工牌坐班,每週交考核績效,生活狀態與王偉忠那一代講求創意、天馬行空的電視製作人截然不同。在他面前,是一條沒有前輩走過,但是充滿無限可能的路。

(文章轉載自合作媒體《i 黑馬》與《財經天下》;圖片來源:王子的約會粉絲團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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