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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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時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麼樣?…香港  香港  怎麼那麼香?…讓我去那花花世界吧!…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 Hong Kong;1997 快些到吧!讓我站在紅勘體育館…」

在香港占中群情沸騰的夜裡,耳畔依稀響起中國歌手艾敬,在 1992 年一炮而紅的歌曲《我的 1997》,透過艾敬清亢嗓音、簡單吉他伴奏,加上 MV 中平劇旦角的異國情調,層層交織出中國人對「東方之珠」的無盡憧憬與嚮往。

  • 香港發跡過程中的中國因素

香港高潮迭起的經濟發展向來擺脫不了「中國因素」。

香港原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在 1842 年因中英鴉片戰爭失利而割讓給英國,此後改以「自由港」策略運作,快速成為中國南方首屈一指的轉口貿易航運中心;不久後迎來了其發展史上的第一個轉折點: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火無情,香港經濟因此受到重創,貿易停頓、生產萎縮。不過,受惠於戰後英國政府率先承認新生中國的遠見,香港成為睡獅猶酣時的唯一對外窗口,不僅重拾過往轉口港的競爭利基,更據以深化各種基建優勢與貿易網絡,透過其對中國貿易額的激增,經濟表現在戰後短短數年內再創階段新高。

緊接著爆發韓戰,聯合國對身為北韓盟友的中國實施禁運,以轉口港做為經濟主力的香港自然大受打擊。所幸,陸續逃離鐵幕的大量資金與人力紛紛流入香港,為香港奠定了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的堅實基礎,催促著香港從百年來的轉口港經濟,一舉轉型成出口導向的工業城市。

1960 年代晚期,香港逐漸面臨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強大挑戰(如同樣採出口導向策略的台灣與南韓),不得不改採經濟多元化策略因應;隨後,適逢中國 1970 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有效助長了香港金融業、旅遊業、轉口貿易與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對香港升級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不可抹滅的正面影響。

到了 1980 年代初期,雖然一度曾受到拉美爆發債務危機、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失誤所引發的經濟衰退波及,但在《中英聯合聲明》(1984 年)公布後、中國官方的五十年不變承諾下,香港經濟利空出盡,不僅金融、旅遊等產業發展更上一層樓,外界「意在中國」的轉口貿易又重新興盛,除長期盤據「亞洲四小龍」之首外,香港的人均所得(per capita)更早在 1987 年正式超越英國,這些亮眼佳績一直延續到 1997 年正式回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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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香港經濟發展簡史可以發現,「中國因素」無所不在、如影隨形。

換言之,如果我們分析香港奇蹟從何為來?不外乎兩大起源:一是「制度優勢」,來自於英治時期所建立的自由法治體系;二是「歷史機遇」(或說區位優勢),來自於與中國的密切往來及流動。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中國這隻酣眠多時的睡獅,顯然無法造就這顆耀眼璀燦的「東方之珠」。

  • 1997 年,「中國因素」開始質變

而 1997 年回歸之後,對香港舉足輕重的「中國因素」開始質變,其影響不再只侷限於經濟範疇,更擴大到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等各面向。

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雖然許下「馬照跑,舞照跳」的五十年之約,但終極目標仍是同化香港,不是統一、而是統治,不再是萬中選一的特別行政區、而是在中國夢照拂下的普通領土。

因此,中國鋪陳出脈絡清楚的收編三部曲。

  • 收編首部曲:往來頻繁、以商圍政

一是讓香港離不開中國,雙方交流愈頻繁、經貿關係愈密切,就愈能確保日後不會分道揚鑣。所以中國充分利用機會深化中港聯繫,從亞洲金融風暴、 SARS 危機,到最近的金融海嘯,北京當局總是竭盡所能支援香港、意圖攏絡人心,希望透過懷柔手段建立宗主母國的形象與威望。

2003 年六月,雙方更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准許 1,000 多項香港產品免關稅輸往中國,開放數十項香港服務業赴中國營運,多座城市的中國旅客得以個人名義到香港旅遊,安排大型優質國有企業赴香港上市等。

影響所及,每年有超過 1,000 萬人次的中國旅客到香港旅遊,具體帶來數百億元的消費與商機;中國國企在香港上市也吸引大量外資投入港股,使得港股總市值從 1997 年的 3 兆港元不斷激增,截至去年底計有近 24 兆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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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開通的「滬港通」也是同樣邏輯。國外投資人對這樣的安排其實十分買帳,希望藉由香港這個擁有清楚明白法治制度、公開透明市場準則,與國際金融技術和地位的中間人,協助世界外資「走進去」、中國內資「走出來」。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2014 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於 2013 年吸納的直接外來投資(FDI)高達 770 億美元,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國(1,240 億美元)、中國內地(1,240 億美元)及俄羅斯(790 億美元)。在向外直接投資流出方面,香港則排名全球第五,金額達 920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3,380 億美元)、日本(1,360 億美元)、中國內地(1,010 億美元)及俄羅斯(950 億美元)。

只是,按照這樣的態勢發展下去,會不會侵蝕到香港原先傲視中國所有地區的「制度優勢」?以中國上市企業在世界各地的假帳弊案頻傳為例,如果香港監管機關無法保持第三者公平客觀的超然立場,維護中國唯一法治淨土的金字招牌,精明的國際投資者恐怕很快就會棄香港而去,另闢蹊徑(或有限度地)前進中國市場。

  • 收編三部曲之二:扶植勁敵、造成威脅

二是扶植足以與香港並駕齊驅的重量級對手,例如 上海 。中國改革開放超過卅年,香港早已喪失當年身為唯一對外窗口的「歷史機遇」(區位優勢),但香港自由經濟根基紮實,人民法治精神根深蒂固,一時間難以動搖,除透過各種讓利手法鯨吞蠶食外,就是培養取而代之的競爭勁敵,迫使香港自發性向中國靠攏,以求取中南海的關愛眼神,至少給予各城市公平競爭的起跑基礎。但是,如此不免會加速減損香港的制度優勢,從法治大道走上人治歧路。

上海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以市場消費力為例,上海的人均所得從 1980 年代初期的 1,800 美元,跳升到去年的近 15,000 美元,成長幅度超過八倍,雖然仍僅為香港人均所得 38,000 美元的四成;但若綜合考量人口因素(上海人口約為香港的三倍),上海的經濟量體實已超越香港,加上上海的年經濟成長率幾乎是香港的兩倍左右,後續發展潛力與追趕速度不容香港輕忽小覷。

況且,上海還擁有中央政府刻意扶植的優勢,例如去年十月成立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擺明是複製另一個香港,具體內涵包括:融資成本低(區內利率比區外低約 20%)、跨境投資效率高(區內月內完成、區外無限期)、通關流程大幅簡化等,力促上海也成為一個「區域金融中心」,甚至憑藉低稅率、超待遇等優勢,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貿易、物流業等遷往上海。

 上海自貿區 圖片來源://ppt.cc/CLuU

雖然上海來勢洶洶,但至少香港目前還擁有兩大長處 :高階成熟的的金融人才公開透明的監管制度 ,是上海在短期內無法望其項背的絕對領先,前者或許還能透過重金挖角/重點培訓的方式突破,但後者則涉及中國整體法制缺失的浩大工程。

簡言之,只要中國制度仍獨厚少數國有企業、服從「政大於法」的人治精神, 上海就始終只能自滿於中國境內龍頭的夜郎自大,無法進一步升級為國際性金融中心。

只是,這樣的現階段領先足以支撐香港,堅守他們長久以來引以為傲的「制度優勢」嗎?讓我們看看今年三月由英國《經濟學人》公布的一份 「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香港以境內富豪財富占 GDP(國內生產毛額)約八成的高水準,勇奪世界第一,並遠遠把第二名的俄羅斯(富豪財富占 GDP 約為 20%)拋在腦後

雖然這份調查的統計方式過於粗糙,連《經濟學人》自己也承認有其侷限性;但在香港與中國愈來愈密不可分的前提下,在大型央企、太子黨、紅二代等特權階級的商業網絡愈來愈複雜多元的趨勢下,該調查結果抑或仍有其預警價值。

  • 來不及實現的收編最終回

最後才是水到渠成、由內而外地徹底接收香港。筆者猜想鄧小平原本打算在五十年時間內,從外透過一波波綿密不斷的以商圍政,輔以扶植強勁對手(上海)的方式,迫使香港由內自發性靠攏中國,進而達成同化香港的終極目標。

只可惜現任習大總理操之過急,激發出如今進退兩難的「雨傘革命」:強力鎮壓的成本太高,更會造成外資大舉撤出的反作用力。但若答應佔中要求,形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其他地區如新疆等,都有了比照辦理的正當訴求。

惟今之計,似乎只能以拖待變,坐候抗議氣勢一而衰、再而竭,或許先拿特首梁振英當隻代罪羔羊。後續變化著實得視中國當局是否心口合一主張「大國和平崛起」,及有無認真看重「法治優於人治」的普世原則。

 雨傘運動 圖片來源:攝影者提供

香港,從一顆服膺西方市場規則,以自由、法治與國際化揚名於世的「東方之珠」,轉變成一個處處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海港都會城市,這樣的改變無疑是短多長空,對國際投資人也是一大警示:前進中國的信任成本恐大幅提升,人治世界的資產與交易安全可能朝不保夕。更可惜的是:光彩奪目的東方之珠肯定回不去了…。

  艾敬的歌聲又輕輕響起:「…讓我去那花花世界吧!…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 Hong Kong…」此時此刻,傘花怒張的香港,還是廿年前中國人期待的同一個香港嗎?

(本文轉載自 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 ,原文昨者:儂白蒂;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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